死于“八王之乱”的文人们

帝王“打架”,百姓遭殃,文人亦难独善其身！     

早商时期经营四土之考古学新证

早商时期,商族在推翻夏朝统治的同时,迅速据有夏的故土并极力向外开拓,夏、商两大族群及其周边各族之间的迅速渗透、融合,初步奠定了商代早期四土政治地理与民族格局的基础。     

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

曾经在地方及朝廷为官20多年的吕坤,在上万历帝的《忧危疏》中提到社会存在无聊、无行、邪说、不轨等四种“幸乱之民”,其是国家治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首务就是安民,重民生而使家给人足,恤茕独以安养鳏寡孤独,劝学艺以期穷民得以为生,建仓储谷以备水旱蝗灾,行保甲以除盗贼,立乡约以去淫邪,禁奢靡而崇节俭,这是安民之道。欲使民安其生,乐享太平,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必须要正视“幸乱之民”的存在,想方设法予以控制。明王朝扶植乾坤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奖善除恶,使“幸乱之民”不能危害社会秩序。“幸乱之民”是客观存在的,朝廷方针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级官府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关系到对“幸乱之民”的管控,而且关系到对社会的治理。     

“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

作为咸同之际团练靖乱适所以致乱的缩影,山东团练频繁侵夺以往为州县官掌握的征税和司法权,从而引发了团练与官府间的激烈冲突。这一出乎官方意料的结果有其复杂的成因:除绅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的动机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同样促成了团练之乱的发生。团练之乱在严重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的同时,亦引起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显著变动。经过团练之乱,绅士与国家的疏离已相当明显,并为双方未来种种冲突埋下了伏笔。     

三藩之乱引发的徽州动荡

三藩之乱是清朝从动荡走向强盛的转折点。本文注重阐述三藩之乱时耿军及其党羽攻伐徽州的历史过程,它给徽州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引起徽州社会的动荡不安。     

倭里罕之乱中扎拉芬泰的应对之策

倭里罕之乱期间,扎拉芬泰作为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全程参与了该役的指挥：调派北疆援军,命令南疆各城层层进援,严防叛乱扩大,保障粮饷运输。他两次系统地提出善后主张,推进南疆西四城社会秩序的重建。倭里罕之乱时,清朝国力下降,强俄日逼,这给扎拉芬泰的平乱决策带来极大的考验。尽管扎拉芬泰在应对中存在认知不周或决策不当,整体而言展现了较好的战略眼光与应变能力。     

羽林之乱对北魏选官的影响

北魏一朝自孝文帝定制九品之后,由于九品制实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实行时间实际上并不长,宣武帝时已开始衰败,至孝明帝神龟二年二月羽林之乱后,实际上已经废止。本文便主要研究羽林之乱后,北魏选官制度的变化情况,重点落在吏部尚书崔亮所新定的格制之上。     

1935年九世班禅返藏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1935年是班禅返藏途中最为关键的一年,国民政府从形式、经费、护卫等方面为此做了大量筹备工作,这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治理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也伴生着中央政府的治藏理念。国民政府组织班禅返藏,其过程错综复杂,裹扶着各种国内地方派系、利益团体的利益,甚至还牵涉蒋介石围剿红军的策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其治藏在形式上努力,但效果式微,而西藏噶厦在国民政府驻藏人员的积极干预下,始终未敢公开对抗中央。     

长江中游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演进及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长江中游地区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演进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商一、二期时商文化在长江中游直接分布或间接影响着各区域文化的发展;早商三期至殷墟一期是商文化趋于消退、土著文化逐渐兴起的文化整合阶段;殷墟二期至周初,这一时期长江中游区域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并产生了具有地域特征的青铜文明。     

辽东半岛全新世最大海侵的考古学观察

全新世以来,我国沿海海岸随着海侵——海退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从辽东半岛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诸文化遗存来看,各贝丘遗址出土的海生贝壳反映出这些遗址距离海岸不远。根据这些遗址的分布范围及出土贝壳等遗物,可以看出：辽东半岛东港地区最大的海侵发生在距今6500～5000年,其时间上限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     

“沃”之探:曲沃代翼或骊姬之乱--《唐风·扬之水》诗旨驳议

今本《诗经》有《王》《郑》《唐》三篇《扬之水》,其中《唐风·扬之水》诗旨众说纷呈,但主流观点仍是昭公微弱,刺昭公说。吴洋根据上博简相关记载提出骊姬之乱说,认为申生经历与诗义合,但其中某些观点与史实有值得商榷之处。传统刺昭公说,言晋衰沃强。或分比兴,或言晋人欲叛,或言末章反意泄谋等等,互有勾连,相有抵牾,于此略作驳议。细究各家,从相关史实出发,实可以见其预言维度,乃如师服等晋室大夫忧心而作,拟沃叛之景以作诗刺昭公。     

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藏《梵鱼寺事迹》考述——兼及“三藩之乱”与朝鲜肃宗时期的筑城运动

九州大学图书馆所藏朝鲜王朝刊本《梵鱼寺事迹》,正式名称应该为《梵鱼寺创建事迹》.该书撰写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刊行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是朝鲜王朝后期重要历史人物朴泰淳(号东溪)所作.主要讲述了梵鱼寺创建、兴起的“神迹”故事,并始终贯穿“镇倭”这一主线,这也成为该书内容的一个重要特色.吸收民间文化系统中早已...     

京、津、保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讨论与思考

本文回顾了学界对京、津、保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与讨论。在总结以往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找到了一些新的线索,进一步证实了雪山二期文化不是燕山以南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源头,京、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主体是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保定地区则为先商文化,该地区作为南北方文化的重要交流孔道和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在南、北、西方考古学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多元的文化结构。     

说燕国的分封在康王之世——兼说铭有“侯”的周初青铜器

周初燕国的分封既非在武王之世 ,亦非在成王之世 ,而是在康王时期。文献中未有明确言及燕国分封在成王之世的记录 ,也未有周人在这个时期对北土经营的记载。金文中有关西周分封的记载多属康王时期 ,琉璃河出土的记有燕国初封的克、克 ,也属康王时期的器物。其它铭有“侯”的青铜器 ,经分析 ,皆作于康王前期至昭王前期 ,并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学之进化与道之恒常：《近世之学术》与梁启超沟通中西学术的根本理念

《近世之学术》是梁启超经历美洲之行放弃“猖狂言革”的政治主张后又重新续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它是梁氏历经二十余年的清代学术史书写的开端,背后又牵涉“古学复兴”重建中国文化的取径与旨趣,在梁氏本人及近代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梁氏写作《近世之学术》时,虽然放弃“猖狂言革”的政治主张,但仍有意保留一些“革命”手段对专制政府施加压力,以“破坏之建设”促成立宪政治这一根本目的。这一政治目的的延续与政治手段的改变,反映为新民主张整体不变下新民之道由重“公德”到尊“私德”的转变,进一步驱动对于中西学资源也即新学之道的调适,决定了《近世之学术》在结合中西文明以成“新学”的思路下之延续与调整,表现为由“以西释中”转为在注重学术进化的同时强调中国“道”的固本之说,主张学之进化与道之恒常兼顾。以此学、道两分不对立的理念观照近世学术的变迁,确立了以黄宗羲为核心的明末五先生融汇学道、兼顾新旧的治学典型,以在此典型下生长出新时期的中国新学术。     

先秦时期滏口陉道的考古学观察

滏口陉道作为太行山中段的一条重要孔道,是豫北冀南地区与晋东南地区文化互动的主干道。从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关遗址的时空分布特点可知,这条通道在仰韶时期可能已经开通。之后,该通道持续发展,终成通衢大道。道路于重要处往往存在至少两处遗址聚合在一起的情况,可能为交通控制点。该通道的功用在早期之时较为单一,主要供人们日常通行所用,在龙山及其以后的先秦时期,逐渐表现出较强的政治、军事色彩。     

从“壬辰倭乱”看16世纪的东亚国际格局

1592年,日本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对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公然发出挑战。明朝出于对朝鲜的"字小"之义和保护自身的现实考虑,出兵援朝抗倭。经过中朝两国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场历时七年的国际战争对中朝日三国历史的发展和16世纪及其后的东亚国际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先商文化考古的新征程——在“先商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商代是中国上古史上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商族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部族。根据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和其他史籍的记载,从商之始祖契至汤灭夏建立商朝前的先商时期,大体与夏代同时,先商时期商族（或以商族为主体）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称为先商文化。     

儒家思想和“康乾之世”的兴与衰

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清朝统治者采用了儒家的思想,积极进取,实现了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康乾盛世".在盛世时,却停滞不前,采用了儒家的"持盈保泰"的保守思想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强化了封建专制,腐败严重.面对西方世界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态势,不是迎头赶上,而是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尔后,发生了由盛而衰的急剧变化,堕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其教训极为深刻.通过对康乾盛世的兴与衰的研究,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儒家思想的两重性.应提高分辨能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思想资源.     

夏商分界、夏文化分期及“夏文化”定义诸题新探

夏商文化分界在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与第四期之交,其年代为公元前1553年或公元前1572年,由此上推471年,则夏代开始的年代应为公元前2024年或公元前2043年。按照这样的年代,早期夏文化应为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中期夏文化应为“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遗存,晚期夏文化应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第三期的遗存。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