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变动与对日折冲

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中央势力因日本压迫撤出华北后,唯一一个受权于中央与日周旋的华北最高地方行政机构,是在特殊时间、特殊地域出现的特殊政权机构。该会内设三处和五个专门委员会,下辖几十个军、政办事机关,组织系统甚是庞大。冀察政务委员会采取横向层级内部的合议制和纵向层级集权制相结合的运作方式。这种组织模式是在对日折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有利于实现应付日方、维持地方的目标,更为其对日频繁交涉中保持自身的民族立场提供了制度保障。     

何应钦与华北交涉(1933─1935)

何应钦与华北交涉（１９３３─１９３５）杨晨长城抗战受挫,国民政府被迫与日直接交涉。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汪精卫的意旨,妥协求和,结果产生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此,人们多持否定态度,本文拟对华北交涉的背景、经过...     

揭秘冀察政务委员会——天津博物馆藏刘绍禹致程克信函解析

1935年,针对日本谋划的"华北自治运动",国民政府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史学界历来对此政权的性质褒贬不一。本文通过解析天津博物馆所藏刘绍禹致程克的一组信函的内容,披露二人暗中运作成立"华北自治政权"的内幕,并探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治性质。     

汉奸王克敏的人生沉浮录

1937年12月14日,在日军的扶植下,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在1940年3月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王克敏的伪政府是中国大地上最大的伪政权之一。汉奸王克敏以自己的卖国丑行,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主持华北伪政权1935年,日本侵略者积极策划“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12月18日,经蒋介石批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在冀察政务委员会里,西北军、东北军和亲日分子三足鼎立。在日本人的眼里,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华北自治政权;而在南京政府的眼里,则是地方政府。原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被国…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什么性质的机构

在日本侵华的华北事变中,曾出现过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机构。关于它的由来、内部成分、所作所为、与日本的关系及存废演变等,以往论著涉及甚少,多系语焉不详。本文拟对该机构的上述诸问题作一辨析。     

“七七事变”后张自忠留守北平的真相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冀察当局领导人、29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等人,秉承南京政府旨意,一面组织抵抗,一面与日军交涉,力图和平解决事变。但日军以所谓“不扩大方针”为烟幕,在虚言和平的同时,源源增兵华北,准备就绪即于7月28日向平、津两地发起全线进攻。29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在此形势下,军长宋哲元决定放弃北平,并于同日晚率主力部队撤往保定。该军38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留平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市长等职。29～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7日,张自忠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随即隐匿起来,后于9月7日潜离平津,南下参加抗战。这便是张自忠留平的由来和梗概。     

试论冀察政务委员会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阴霾密布的北平,爆发了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反对蒋介石出卖华北,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汹涌洪流——“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这场运动在抗日救亡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史学界已有比较系统深入的研     

内政外交的顿挫: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出台

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南京政府尚未实际控制的华北地区多方派别并存的局势,为日本谋划分离华北提供了机会.此后,外相广田倡导的“协和外交”也符合南京政府的“安内”政策,至1935年初“中日亲善”氛围形成.然此间南京政府昧于对日政情的了解,疏于对华北局势的准确研判和应对,且为“中日亲善”而对日在华北的分离活动多加妥协,及至11月份冀察局势恶化之际,南京政府既难以获得冀察当局的诚心拥护,又无法遏阻日本分裂华北的野心,只有妥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此举标志着南京政府对华北危机的处理,既算不上安内,更不足以攘外.     

留守北平,父亲张自忠不得已的奉命

今年是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70周年。张自忠23岁从军,后随冯玉祥,官至西北军师长。他真正出名是从1933年3月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喜峰口抗战开始,但1937年发生了让张自忠被误为汉奸的两件事:4月,张自忠率冀察国外旅行团访问日本;7月28日,张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市长等职留守北平。此后,他逐渐被加上了汉奸的骂名。从奉命留守到抗日殉国,张自忠将军经历了哪般人生沉浮?对此,张自忠将军之女、87岁的张廉云老人首次谈起了父亲在北平留守期间的历史细节。     

李滋罗斯关于华北问题致蒋介石备忘录

1936年6月19日,英国政府派遣的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在离华之前向蒋介石呈交了《关于华北的备忘录》,其中对华北关税、冀察政务委员会及冀东伪政权处理问题等提出了他的建议,文中对日方关于华北问题的态度也有所介绍,可供研究中日关系之参考。此件译自英国外交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