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是日本当代民俗学者菅丰的代表性理论,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该理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它要求民俗学者重视介入式的日常实践,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在实践过程中努力获得文化表现的正当性,谨记民俗传承人的权威性;植根于地方,将文化客体化并给予当地人必要的支持;对自我和他者的实践与研究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不以实践为目的,而以民众的幸福为己任。     

让民俗学更加发展壮大

绝大部分民俗学者还是以民俗学为出发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的,但值得警惕的是也有人欲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取代“民俗学”,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     

重回叙事传统:当代民俗研究的生活实践转向

社会转型带来的生活革命消解了传统民俗事象,民俗学正在遭遇着阐释危机。转向日常生活的实践民俗学,体现了民俗学者的学术自救与学科自觉。实践民俗学要求研究者通过民俗对民众的生活实践及意义世界进行观照,研究者可以借助日常叙事实现研究对象从事象到事件再到生活实践的双重还原。将叙事学作为研究策略引入民俗学,既是传统民俗学叙事研究的接续,又是当代民俗学关注生活实践的路径。借助叙事学相关理论反思民俗学学术作品的制作过程以及民俗学实践主体的建构过程,有助于推进实践民俗学的研究进路。     

佳作赏析 《邻里东京》

作为研究日常生活模式的民俗学,在创立之初,就因过多关注乡民传统生活与口头叙事而给很多人留下一个片面的印象：民俗学者就是传统“遗留物”的拾荒者。现代民俗学者已将眼光从过去转向了当下,认识到民众生活的任何传统样式都是人们对现实生活做出的策略性选择,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缺失的理论

由于对民俗学政治性的关注,1960年代以来文化批评开始将民俗学书写看作是一种文类,指向民俗学的文本批评和政治立场批评。不仅知识生产碎片化,批评也日益碎片化且失去有效性,批评占据了道德高地,但同时失去了理论关怀。对民俗资料的阐释与分析仅仅沦为素材,对评论的评论反倒成为关注的中心。这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和民俗学内部发生文学转向的结果。"理论"是一种有关世界的表述类型,它有以下独特属性:即有趣性、可信性、概括性、可验性。理论应该根植于对导向性主题的审查,而非根植于对民俗学者自己的审查。民俗学者应该从文化批评的迷思中走出去,直面对民俗学真正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构建力量。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垄博士旧文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从事象、事件到民俗关系——40年民间信仰研究及其范式述评

以《民俗研究》刊发的论文为主要考察对象,可以探索新时期民间信仰研究的基本走向,总结民俗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及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民俗学的研究传统是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继而结合对于民俗事件的跟踪,运用民俗学者的切身感受和身体经验,探究在动态的事件过程中得以呈现的民俗多元主体与多面相生活文化之间的互构关系。民俗事件所对应的是民俗作为生活的存在形态,其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事象即民俗文化的层面,经由民俗学者的理论抽象建构起社会/文化共同体(民)与知识体系(俗)之间的联系。研究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理应成为民俗学学科的追求方向与立足点。     

西藏民俗学在腾飞

中国民俗学运动,自1918年初刘半农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北大歌谣征集处到现在,已有76年的历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顾颉刚,钟敬文等先后在广州、杭州等地,成立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等数十个大小民俗学组织,进行过民族民俗调查,出版过《民俗周刊》和民俗学书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活动主要是在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俗学运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活动遍及全国,西藏民俗学活动的     

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一

我们于2000年8月～2001年8月在美国访学期间,曾经有计划地对10位当代美国民俗学界有影响的学者进行了系列访谈,其中包括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亨利·格莱西(Henry Glassie)、琳达·戴格(Linda Degh)等,访谈的内容广泛涉及当代国际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民俗学发展的新视野、民俗学在未来的兴衰、民俗学与人类学的联系与区别、民俗学者的人生旨趣与人文关怀,等等。     

浪漫主义传统与中国民俗学者的责任——评周星主编《国家与民俗》

民俗学者习惯于把"民间"定位于下层民众,从而把民俗与国家政治完全割离开来。事实上国家和民间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紧密相连,民俗学者在其中恰好可以起到沟通二者的作用。中国民俗学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像德国等欧洲国家那样建立起一种可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传统。目前应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之需,正有必要重拾和发展这一传统,让民俗研究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现代国家的文化建设服务。     

经济学与民俗学--宫田登先生访谈录

[编者按]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宫田登教授的《经济学与民俗学》一文,发表在日本《大航海》杂志1999年第2期,本刊在宫田先生生前曾征得他的首肯,由史念将其译成中文,供我国民俗学者借鉴参考.     

民俗资料学的建立与意义

民俗学是一门特别重视资料的学科,但民俗学者在传统上往往将民俗资料与文本类的民俗志和民俗文献互为等同。广义的民俗资料概念与此不同,意指一切能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有效信息的文字与非文字资料,包括文本、图像、文物和影音资料等。民俗资料学借鉴史料学、文献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的学科需求出发,着重研究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属性、保存利用等问题。开拓这一学术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坐实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名义,对内促进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对外与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形成对话,并为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提供民俗资料方面的咨询服务。     

主持人语

作为世界民俗学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方法和视角,表演理论有着丰富的启示性,对其进行充分理解、本土化实践及反思,无疑对推动该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民俗学自身的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为进一步深化和推进国内的相关研究,受《民俗研究》杂志的委托,我组织了这组专栏文章。其中,拙文《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一文,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

民俗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在二十世纪里六十年代初,当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首次使用它时还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随后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性化的术语。以鲍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学家主张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民俗主义现象展开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直至八十年代,东德民俗学家斯特洛巴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出发呼吁放弃使用民俗主义的概念。中国民俗学目前也因面临学科边缘化等危机而从内部出发谋求学术上的转型,当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俗主义现象正可为民俗学者提供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从民俗主义的研究实践出发,中国民俗学可发展起一系列的学术分支,如公共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等,通过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

实践民俗学是民俗学面向当下生活进行研究时的视角转换和理论重构。实践民俗学认识到:生活实践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而不是以"民俗主义"或"传统的发明"为理论依据的民俗操弄者;在田野访谈中出现的个人叙事,其实是以个人身份进入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不可或缺的话语形式,它与集体叙事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强调实践的民俗学,必然使研究方式由传统的实证式民俗志向交流式民俗志转变,注重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践。作为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实践民俗学有助于从生活实践文化的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     

阿兰·邓迪斯的“宏大理论”建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传播之实践理性

追求宏大理论抑或尊重地方性知识,是民俗学研究的"两极"。面对民俗学,特别是美国民俗学在当代的式微,阿兰·邓迪斯等学者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归于民俗学者专注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呈现,而未能有效建构超越日常实践的宏大理论。作为将理论建构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有益尝试,邓迪斯的民俗解析实践启发了民俗学者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以寻找独立民俗现象的普遍意义,并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及非遗内具之共享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释框架和认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即是民俗学理论建设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新起点与新方向。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在日本民俗学界中至今混同存在着这样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虽对文化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就此,本文将对今后的民俗学走向以及建立“新公共民俗学”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不仅要认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性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生活者作为承担文化活用和保护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创建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新公共民俗学”。     

传统·相似·差异——中国民俗学会三十周年纪念CSSCI

为学科合法性证明与辩护似乎是民俗学从学科伊始就萦绕学者心头甚至至今挥之不去的魔障,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学者始终在探求不同的答案.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民俗学的创始是整个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一部分,其民与俗的界定与辨析为现代性构建中的"传统"提供了群体和文化的可感性事实.民俗被构建为现代性的他者,民俗学作为学科的地位始终岌岌可危也是理所当然.如果说一百多年的民俗学研究史中有些不断变奏显现的主题,那么对人类文化相似性与变异性的关注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