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辽代工艺的影响

辽朝虽是契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但与中原王朝一样,佛教在辽境亦大为盛行,其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佛教相关的纹饰与造型,如龙戏火焰珠纹、双凤火焰珠纹、迦陵频伽、飞天、佛像等等,被广泛地使用于辽代的工艺品,特别是金银器、玉器之上。这些纹饰与造型既有对唐代的继承、受宋朝的影响,亦有自身的创新。从中可见融中原文化、草原文化、佛教文化于一体的独具特色的辽文化之一斑。     

兼容承启 辽风赫赫——辽代金银器鉴赏

辽代历史悠久,文化独特,是我国古代金银器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辽代金银器汲取隋唐时期繁荣发展的营养,在吸收中原文化、西方文化和周邻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更加灿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银器风格,其精湛的制作工艺和瑰丽的艺术造型代表了古代北方契丹民族金银器制作的巅峰,在草原文化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辽代金银器的特征及演变简

辽代金银器是我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辽代金银器的种类、造型及纹饰特征、制作工艺等,并深入分析了其形制特征及演变规律,对于更好地了解辽代金银器的文化艺术价值以及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背阴村窖藏的几件动物纹金银器说起

正唐代的金银器在我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既是财富的象征,也是地位的体现。唐诗有云:"凤凰尊畔飞金盏,丝竹声中醉玉人。""谁能载酒开金盏,换取佳人舞绣筳。"这些诗句充分反映了唐代金银器的使用风尚。随着东西方交流逐渐频繁,西方金银器工艺的涌入让我国金银器的装饰工艺及表现手法焕发出了新的活力。粟特、萨珊风格的金银器相继出现,胡人、摩羯等带有浓重西域特色的纹饰也具有了一定的数量。随着文化的交融,装饰风格及手法逐渐本土化,外来风格逐渐减弱,但未完全消失。纹饰方面则逐渐转变为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双鱼、鸿雁等传统纹饰。     

虚实相合 灵动流畅——元代银果盒赏析

元代金银器在宋代的基础上,其性质、品种都有进一步发展。总体看,元代金银器与宋代近似,银器数量多,金银器品种除日用器吼和饰品外,陈设品增加,如瓶、盒、樽、奁、架等。元代大多数金银器均刻有铭款,这对研究元代金银器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从造型纹饰看,元代金银器讲究造型,素面较多,纹饰大多比较洗炼,或只於局部点缀装饰。     

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征集辽代文物

契丹人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其建立的契丹王朝（后改名辽）长达二百多年。辽代文物的内涵非常丰富,其既有草原文化的特色,又受中原地区唐宋文化的影响。本文所述的辽代文物对研究辽代历史、文化以及唐代金银器的发展和传承有着重要的作用。     

明清金银器艺术点评

明清金银器工艺技巧高超,制作精细入微,集传统技术之大成,豪华精美,品种繁多.明代金银器有代表性的是北京明代定陵出土的金盂、金碗、金壶、金爵等一批金器.清代养心殿造办处下设有金玉作、银作,进行金银器的制造.明清金银器的加工特点,可以用精、细二字概括,反映了宫廷金银艺术品所特有的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的倾向,其造型丰富多彩,纹饰繁缛华丽.     

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

中国古代金银器的研究历来受到海内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许多学者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我们今天能对中国古代金银器有如此丰富的知识首先应感谢他们的研究。古代中国本不以金银为容器,王公贵族后来用金银制器明显受北方游牧民族或西方文化影响。中国境内出土的金银器有些原本就是外来之物,因而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标本。中亚、西亚诸国和欧亚草原游牧人很早就开始在金银器制作工艺方面进行技术交流。单凭器物类型或纹饰,有时难以确定其文化属性。所以那些带有铭文,尤其是带     

契丹民族对天津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

契丹作为我国北方著名的民族之一,虽然已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中,但它对古代中国,特别是幽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则永彪史册.本文从契丹族对天津地区争夺与控制的历史脉络入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阐述契丹族对天津北部地区的经营与开发,揭示契丹民族对天津区域历史文化作出的应有的贡献.     

略论怪异动物纹样及相关问题

近年来,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陆续发现少数民族文化遗存,特别是相当于东周至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有较多发现,为研究古代北方诸族的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根据目前发表的资料,北方少数民族文化遗存中以丰富多彩的青铜器及金银器最具特色。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装饰各种动物纹样,其中以各种姿态的动物及动物相斗、猫科猛兽捕捉食草动物的题材为大宗,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气息。以往,人们将这类青铜器称     

《后西游记》与晚明文人价值观的变化趋势

《后西游记》是《西游记》续书中影响较大的一部,虽然沿袭了神魔小说的题材,但是它却和现实贴得很近。作者利用西游故事传达了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代表着晚明文人的价值观。小说抨击虚伪道德．否定救世的可能性,价值观的最终走向是消极的,而经济发展、社会风气以及思想界的活跃是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     

宅兹中国:周人确定“地中”的地理和文化依据

"中国"称谓的形成,当与"地中"(即所谓"天下的中心")这个表述地理方位的概念有关。周代"天下"的范围大致南起广东番禺、北至内蒙阴山、东起山东半岛、西至甘肃渭源,而登封告成恰为其中。这就是周公通过"夏至正午,表长八尺,景尺有五寸"得到的结果,以此判定"地中"的思路是科学的,得到的结果也是可信的。对于"中"的重视来自文王及夏商时期"建中于民"的理念。上古时代形成的"建中于民"的思想深刻影响后世的诸子百家,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的核心。     

Speaking the Truth to the Power of the Presidency

Abstract

Instead of focusing on what characteristics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have,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institutional realities of the presidency. Those realities consistently reflect a system dedicated to maintaining the domin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and maintaining the ruling elite's contro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is country. Persons committed to the practice of the Gospel, especially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oor, must name, confront and resist thos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realities. This truth-telling can take many forms, such as life in community with the poor, public speaking, preaching, writing, demonstrations, civil disobedience, and some involvement in electoral politics. All of these will be informed by a realism that struggles faithfully without placing undue hope on presidential politics.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

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尽管学术界近来已开始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过对于其背后因素的考察还有待深入。实际上,在北京政府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各种社会舆论被全面动员起来,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着外交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了近代史上国民外交的黄金时期。于是,由于中央政府统治的虚弱,在其决策者进行外交运作时,就处处受到来自舆论界的影响,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历史特色,通过对当时舆论的考察,就会更深层次地探究北京政府外交的两难境地。笔者在考察时,主要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以上海舆论为核心,以《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为第一手资料。     

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

文章对明清时期东北边疆城镇兴衰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明在辽东兴建了大批城镇 ,但至明清之际 ,因后金 (清 )采取了“毁城迁民”的政策 ,明代以来在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至康熙中期 ,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 ,其原因主要在于大量人口的外迁和清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试论中庸之道的理论品质和文化价值

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作为一种方法论,已经深深渗透到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每一个元素和成分中,成为普遍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每个置身于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社会成员,都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中庸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因此,正确地认识中庸之道,并合理加以运用,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不应回避的文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