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若干史实辨证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６６－１９８２）》若干史实辨证张志明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但是,书中有不少观点也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特别是该书在史料运用方面存...     

一部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修订本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该书于1989年初版,曾修订再版于1993年。该书出版后,被全国许多高校作为文科教材使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先后印刷8次,在美国、日本、前苏联等均有珍藏。近年来,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共和国史资料的不断出     

当代中国出版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重点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是以编年体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领域重大史事的大型资料书,旨在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供翔实可靠的史料,同时也为国内外读者查阅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资料提供方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为多卷本,自1949年起,每年独立成卷。     

近代英国首部集体编纂的世界史初探

1736年至1766年在伦敦陆续出版的《普遍史》是近代英国首部集体编纂的世界史。该书初版分为古代和现代两大部分,分别有22卷和44卷,共计66卷。民族国家化、世俗化以及全球视野是该书的三大基本特征。该书不仅当时即在欧洲引起了较大反响,被称为《英吉利普遍史》,而且还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剑桥三史"最初的书名也是《普遍史》,而且在发起提议、规划设计、编纂出版等环节,均与该书相近。最近有学者指出了向普遍史回归的史学发展趋势,因此该书仍值得我们关注。     

从新中国的成立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王朝循环观

从新中国的成立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王朝循环观范守信《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美］Ｊ·Ｒ·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６２．５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责任编辑：马晓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部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新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前后,学术界掀起了国史研究的热潮,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系统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有陈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陈明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程》[2]、齐鹏飞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3]和张静如总主编的6卷本     

新中国为什么“一边倒”？——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一边倒”原因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什么为新中国制订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社会主义的苏联?中外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仍然难以达成共识。对中苏关系颇有研究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辟有专门章节《一边倒：毛泽东与斯大林》。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一边倒”的政策。其中既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也有某些不太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和我们不敢苟同的观点。本文就《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关于“一边倒”的原因．根据确凿的史料,力图实事求是地、客观地予以评析,以就教于该书作者。也供海内外学者参考。     

《大唐创业起居注》校记

《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创业注》）是随唐时人温大雅于义宁、武德年间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该书主要记述了李渊从太原起兵到正式建唐期间三百五十七日的历史事实。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史书的点校本。点校者在“点校说明”中对该书作了如下评价:“因作者长期参与机务,其记李唐创建史,与新旧《唐书》、《通鉴》等书相比较,不但材料丰富详备,而且可靠得多。再者,该书撰成于义宁、武德年间,下距玄武门之变尚有八、九年,故还     

《辞海》勘误一则

《辞海》(1979年版》第4303页“第二国际”条目中,将其成立大会的闭幕日期载为1889年7月21日,我们认为这是不确切的,正确的闭幕日期应是1889年7月20日。首先,从大会的会议记录看。1890年纽伦堡出版的这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的书名即为《1889年7月14日—20日巴黎社会主义代表大会记录》,该书是研究第二国际史的第一手材料,此书所载日期理应可信。     

《上海防疫史鉴》出版座谈会暨读志用志研讨会在上海通志馆召开

20 0 3年 6月 3 0日 ,《上海防疫史鉴》出版座谈会暨读志用志研讨会在上海通志馆召开。该书撰稿单位《上海市卫生志》编者 ,各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上海通志馆馆内人员 2 0多人出席。该书主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上海通志馆负责人朱敏彦出席并主持会议。他首先介绍 ,《上海防疫史鉴》的编纂出版是为了服务于当前抗击“非典”的中心工作。他说 ,尽管抗击“非典”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但《上海防疫史鉴》的编纂出版 ,给方志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方志工作如何更好地读志、应用地方志为现实中心工作服务。与会者进行了热烈而…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Summary

The issue which I wish to address in this paper is the widespread tendency in Anglophone philosophy to insist on a separation betwee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or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separation reflects an anxiety on the part of philosophers lest the special character of philosophy will be dissolved into something else in the hands of historians. And it is borne of a fundamental tension between those who think of philosophy's past as a source of ideas and arguments of interest to the present, and those who hold that the philosophy of the past should be studied on its own terms, in relation to its immediate context,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 The challenge, then, is to re-historicise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to keep the philosophers onside.     

《满洲建国溯源史略》的思想史解读

《满洲建国溯源史略》为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所作,是为＂满洲国自古以来乃独立自主国家说＂寻根的＂史学著作＂。《史略》在成书的思想缘由、伪满建国史观的发挥、乃至对伪满＂三千年史＂进行考证的表述中,体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特征。可以认为,对该书的解读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全球史视野与国家史观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

近代边疆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既是学术研究内在学理自然发展之结果,也与当代社会各界关注边疆问题的历史性反思有着密切关联。对近代边疆史的研究,既不能割裂其与古代边疆史的延续性,也不能拘泥于断代史的话语诠释;既不能忽略边疆问题的殊相,也不要陷入地方史的思维;既要有纵向的深入思考,也要有横向的宽广视野。须从整体思维出发,在全球史视野下审视近代中国边疆问题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秩序重构的复杂关系,以国家史观念从全局上把握近代边疆问题与中国国家建设之间密切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     

中国的通史传统与世界史编纂

中国的通史传统是指在长期、丰富的通史编纂实践中,中国历史学家逐渐形成的以通古今之变为核心的历史认识理论和通史编纂思想。通史传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重要的理论资产之一。在世界史研究和编纂过程中,应当通过对通史传统的深入挖掘和不断发扬,赋予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鲜明的民族特色,并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史学优秀传统和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融会贯通。     

社会史学整合论

在学科本位理念主导下的社会史知识体系的建构,已经遇到了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困难,那就是碎割化的学科框架很难对社会历史变迁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从狭隘的学科意识走向开放的问题意识,才是改变上述流弊的关键;而基于物质交换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人的关系网络,则“全息”性地蕴含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对于社会史研究中学科方法的整合不啻是一个绝好的透视点。     

从《当代江西简史》的编纂探析地方史的编写规律

研究与编纂当代地方吏是研究与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从研究与编纂《当代江西简史》入手,对编写当代地方吏过程中的一些规律做了有益的探索。文中认为,编写好当代地方史是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必须领导重视,具有一支政治可靠、业务强、熟悉省情的编写队伍;要从系统研究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入手;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突出地方特色;忠于历史,科学修史,对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力求做出科学的分析和论述,为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促进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服务。     

History of Science or History of Learning

This essay presents analogie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writing and of physical science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Its necessarily spotty coverage runs from the mid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eenth. The analogies include arising from practical concerns; preferring material documents and experimental inquiries over texts; making use of mathematical auxiliary science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lements; establishing new fundamental principles; undermining the traditional world system; and devising methods to control rapidly multiplying knowledge. A history of learning that meets today's standards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should identify and exploit such parallels, not only because of scholarly interest and responsibility, but also becaus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linkages between distant branches of learning may help redress the increasing imbalance in resources among the natural science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in our higher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史学是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出现的,这时史注附属于经注;伴随着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史注也逐渐打破此前经注研究范式,探索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裴注正是对这些探索成果的吸收和总结,并继承了经注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裴注对后世的史注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近代获得了新生,它的出现标志着史注研究范式的确立;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仔细研究二者关系的变化,就会发现其与学术史上经史关系的变化有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     

论古史重构

近年大量宝贵简帛材料的面世,为古史重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以五帝时代为中心的古史建构与重构,是古代中国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20世纪疑古思潮所疑所辨的重点所在。可以预见,新世纪学术的重大发展之一应当就是科学考古对于古史重构的推动。这方面的科学考古既包括田野考古,也包括对于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甚至还包括精神考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意义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该书不仅是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而且对国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为正确把握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基本参照;披露了140多件文献档案,整理了一系列统计数据,为深入研究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史料;其编写方法为研究编纂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