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瓶漫说

长江下游地区公元三、四世纪的一些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造型独特的堆塑罐。由于缺少文字记载,现代考古学界称之为“魂瓶”,也有人称之为“谷仓”。魂瓶的造型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下半部是圆形的罐体,上半部是以人物、动物及飞鸟等装饰四周的楼阁,在楼阁的四周和中央还分别塑有四个小罐与一个大罐,若隐若现,说明它是从五联罐发展而来的。人们对它的     

浙江黄岩出土的青瓷五联罐

浙江省黄岩县文管会在文物普查中征集到一件青瓷五联罐(图版捌∶2),出土于黄岩县城北马鞍山电厂山脚墓葬中,由当地居民挖土时掘出。青瓷五联罐通高39.8、口径6.1、腹径23.5、底径13.5厘米。小口,鼓腹,平底。全器呈三叠式葫芦形,口肩部附堆四个小罐(与主体不相通连)。胎色灰褐,胎质坚致,腹部以上施青黄色釉,釉面润泽,垂流成斑,胎釉结合较好。罐上堆塑有人物、禽兽、爬虫和植物,稍有脱落。罐肩部堆贴四飞鸟,鸟首正对四小罐口;各飞鸟间堆贴四只栖息状小鸟。四     

唐宋时期的明器五谷仓和粮罂

正六朝至唐宋时期墓葬中随葬的五谷仓、粮罂,考古学上根据形制有诸多异名,如谷仓罐、魂瓶、堆塑瓶、五联罐、塔式罐、多管瓶、多角坛、盘口瓶、塔式罐等。考古学界根据众多材料,已对其做了诸多分期、分区、类型学研究和综述[1]。但仍有一些重要问题未能解决:一是不同时期随葬五谷仓的定名没有足够的文献依据,二是对其在丧葬礼仪中的功能存在较多揣测,三是对南北方五谷仓的历史源流及相互影响梳理较少。五谷     

吴晋堆塑罐的形制与内涵演变

堆塑罐是吴初至西晋晚期流行于江浙一带的陶瓷明器,其形制与堆塑内容的历时性变化以及使用情况的区域性差别,表明其器物内涵并不统一。在五联罐到堆塑罐的演变以及堆塑罐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本地吴越文化和中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堆塑罐逐渐由“谷仓”演化为祭祀、供奉之器。这一变化与堆塑罐自身的器物特性和长江下游地区的政治文化格局息息相关。     

魂瓶所反映的宇宙观念

魂瓶是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孙吴、西晋时期流行的一种有堆贴塑内容的特殊的青瓷随葬明器,其典型特征为在主体罐的上部堆附四只小罐或小罐之变体(角楼),在颈腹间堆贴塑飞鸟瑞兽、门阙楼阁、仙佛人像、乐伎杂耍等题材,历来的研究者常称之为谷仓罐、魂瓶、堆塑人物楼阁罐、装饰壶等,不一而足。魂瓶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两省,安徽、福建和江西也有少量的发现。一般认为它源于东汉中晚期流行于浙江地区的五管瓶。其造型独特,雕饰复杂,形态各异。在迄今所发现的一百余件作品中,并不见完全雷同者,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其堆贴塑内容包罗万象,蕴含着丰…     

晚商与西周时期墓道形制初识

商周时期墓道形制与墓葬等级的联系极为密切,墓道条数相同的墓葬,墓道形制是判断其等级的首要指标,"四大型"墓道是王墓的专有形制。墓道平面形制与墓葬的族属并非紧密关联,只是在非主流形制上商系与周系似有不同的倾向:使用拐道形墓道的大墓墓主多属商系族群,使用喇叭形或弧形墓道的大墓墓主多属周系族群。周系墓道内端底的位置与墓葬时代有关,商系墓道内端底的位置与时代无关,而与墓葬规模有关。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筒形罐形制研究

为了解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筒形罐的形制特点,从考古发掘报告中整理出595件有详细尺寸信息的筒形罐进行统计分析。从口部、腹部和装饰描述了外观形状特点,使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口径与底径、口径与通高的构造关系。结果表明在不同文化时期筒形罐呈现明显不同的形制特点,而每个文化时期筒形罐的口径与底径、口径与通高在制作时均遵循了一定的比例关系,构造关系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     

论汉代建筑模型对吴晋魂瓶的影响

长江下游地区汉晋时期流行单层建筑和五联罐。汉末三国初期,北方移民南迁长江下游地区,带来了中原等地东汉时期流行的高层楼阁、双阙(天门)和闭合式院落建筑模型,与当地流行的五联罐和堆塑瓶融合后,最终形成了魂瓶。这个史实说明,早在永嘉南渡之前,已出现北人南迁和长江流域存在物质文化交流,以及江南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     

浙江瑞安出土青瓷百戏堆塑罐

青瓷百戏堆塑谷仓罐(见图),1985年二月间出土于瑞安县塘下区场桥乡龙翔寺地方三国初年墓内.通高30、口径13.2、腹径17、底径16.5厘米.平唇、扁鼓口、直筒腹、平底.施黄绿色玻璃釉,不到底,有垂流现象,釉面开微细冰裂纹.在罐口四周,对称分布四支敞口小罐,在肩腹部,塑有杂耍舞乐人像33尊,被四个小罐分隔成四组.其中三组为杂耍舞乐的表演场面,有倒立、叠罗汉、弄球、拳击、舞蹈、丑角、吹笙、吹竽、操琴、弹琵琶以及观赏者在鼓掌等多种形状.另一组为表演者的休息场面,中塑凉亭,亭里亭外塑有一抱笙、一抱竽等四个演员在打瞌睡.此外,罐口沿处塑有走兽,凉亭瓦楞上塑有飞鸟,罐腹划有夔龙腾飞纹.     

粥罐始烧年代及其源流

瓷罐的历代概况作为远古时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盛貯器,我国在新石器时期已有带耳、带提梁的陶罐制作。原始青瓷在其创烧之初,也就开始生产印有凹弦纹、云雷纹等花纹的带系青瓷罐。汉代,青瓷罐因烧造技术成熟,加上质地坚固,又有宜人的青绿光泽,便取代陶罐,成为人们生活需求的首选物品。东汉时,青瓷罐的形制呈显多样化,其中的青釉五孔罐、肯釉布纹四系罐,     

秦汉时期岭南联体陶器研究——以五联罐为主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墓葬中大量出土各种类型的联体陶器,被普遍认为是当地考古学文化的特色。这些联体陶器的分布、形制、共出陶器和墓葬背景呈现如下特点:它们在岭南地区呈现以秦汉郡治为中心的多点辐射式分布,数量和类型呈现"故王都—郡治—一般县城"的层级落差,近海较内地数量多、类型丰富;在发展脉络上,从多种类型到比较单一的五联罐再到急骤消失;联体陶器应该是一种南越国时期在外地工艺冲击下出现的本土化产品,与"边地半月形地带"和环地中海地区的kernos/pseudokernos可能存在渊源关系。     

瓷器造型分类名称的解释(中)

二、罐类罐作为人类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盛贮器,早在新石器时期即已有陶罐制作,经过数千年的沿用,罐在不同时期都有其独特的风采和文化内涵。瓶之无颈者曰罐,也称为坛,有盖无盖者均有,各种形式名称如下:四系罐(四鼻罐)、三系罐(三鼻罐)、双系罐(双鼻罐)和四系双耳罐早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罐大都是较圆的球形腹,大撇口,肩部贴烧捏制的面条形系或者削制的方棱系,用以穿绳,有的肩部贴印凸兽面耳。这类早期的罐形与陶器青铜器的瓮罐、蹴形式上没有很大差别,可以称为罐也可称为蹴。罐的用途极为广泛,在此后历代的烧造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罐…     

金代磁州窑瓷器——白釉黑花双系罐

黑龙江省文物商店于1985年收购了1件白釉黑花双系小罐(见图)。此罐出土于阿城县白城地区,罐体通高5,口径4.6、腹径7.1,足径3.6厘米,双系耳。据其胎、釉,纹饰绘制和烧造工艺特点,可定为金代初期磁州窑系典型的白釉黑花器。双系小罐的胎质比较粗糙,器壁较     

陕西西安侧坡南村唐墓（M1）发掘简报

为配合城市建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侧坡南村发掘了一座唐代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四天井砖砌前后室墓,地面残留有封土,葬具为庑殿顶石椁,出土有兽面纹塔式罐等高等级器物。墓葬规模大、等级高,推测墓主为唐皇室家族成员。值得一提的是,该墓墓室遭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可能与当时的政治派系斗争有关。     

广州市黄埔区百草岗东晋墓M2、M7发掘简报

2013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广州市黄埔区百草岗发掘了两座东晋墓。两墓均为带墓道双墓室砖墓,平面呈“中”字形,封门、甬道、前室、后室、券顶等结构保存比较完整,规模较大,形制复杂。出土随葬器物23件（套）,有青瓷四系罐、碗、盒、砚台以及滑石猪等。两墓既有东晋墓葬的特征,又带有南朝墓的某些特点,反映了东晋至南朝早期过渡时期的墓葬形制,为研究广州地区六朝时期墓葬的分期、形制和丧葬习俗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吴西普青瓷堆塑罐性质及鸟形象研究

有学者认为,从东汉时期东南沿海出土的“五联罐“到三国西晋的堆塑罐都是西域传入的佛教文化的象征物和崇拜物,可称为佛寺罐,而频繁出现的飞鸟被认为是佛祖的象征物鸽子[1].这种观点是我们不能认同的.鸟图腾和鸟崇拜在我国东部地区及东南沿海自古以来就广泛存在,三国吴越地区的鸟崇拜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六千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历良渚文化,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秦汉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遗存着大量的鸟图腾和鸟崇拜的史迹.……     

云冈石窟洞窟形制的特征与布局

云冈石窟的洞窟形制反映了北魏时期的建筑特征。现存实物中北魏木结构建筑难以寻觅,但云冈石窟洞窟形制的特征,对于研究中国建筑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依开凿洞窟时间的早晚而显出有规律的变化,各个时期均有所不同,可划分为四大类。本从这四类形制的特征作以浅议。     

样式溯源与图像思想——敦煌石窟弥勒经变老人入墓图塔墓考

老人入墓图是敦煌石窟弥勒经变的组成部分。坟墓作为老人入墓图不可或缺的元素,其形制相对稳定,表现出一定的延续性。但在曹氏归义军时期老人入墓图中出现了一类坟墓,形制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具备佛塔的特征。这类图式的出现与丧葬习俗密切相关,受到了五代宋时期茔地建塔之风的影响。与此同时,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信息和思想意涵,透露出窟主的信仰需求,进一步强化和延伸了弥勒上生信仰。     

试析北京地区发现的辽代广口重唇罐

广口重唇罐是契丹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北京地区仅发现两例,通过与在内蒙古、辽宁地区发现的同类器物在形制及器物组合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比,可以看出广口重唇罐的演变规律,其出现于北京地区辽代晚期的汉人平民墓葬内,客观上反映了契丹人逐步汉化、两个民族相互融合的辽代文化特点。     

新石器时代葬仪空间所见饮具四例

大汶口M10、东山村M91和八里岗合葬墓M13、M14四个案例都有以棺椁分隔的不同葬仪空间。不同的空间随葬了分别象征"饮"和"食"的器具乃至猪骨,其中的饮具在位置上更为靠近墓主。饮具都是成对的,有的饮具显然是明器,象征意义十分明显。饮具大都成套,包括了盛酒器罐和壶、温酒器鼎和鬹、注酒器盉与鬹以及饮酒器具杯子,各类器具大都有盖,更说明饮用的方式为热饮。每个案例中都有不同形制的罐和壶,甚至还有不同样式的杯子共存,或许还说明当时有多种酒类或不同产源的酒类,不同的酒类也许还有不同的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