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日本对华投资研究拾遗

近代中国所遭受的经济侵略中,来自东亚“蕞尔小国”日本的侵略尤为值得研究。学界对于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往往注重其直接的“经济掠夺”,对间接的“对华投资”未有足够重视。并且,日本是一个刚刚摆脱西方列强侵略的东亚国家,是一个尚未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尚未真正完成“工业革命”的“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投资”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当有重要区别。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特征将会有更为完整的理解。     

势力范围秩序变动与日本的“‘满蒙’优越地位说”(1905—1922)

19世纪末列强开始在华构筑势力范围，并形成了以划分势力范围为重要特征的势力范围秩序。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等地区扩张，并形成了一套“‘满蒙’优越地位说”,为其侵略行为制造理论依据。由于在华盛顿会议之前，列强普遍认可在华构筑势力范围的行为，故而日本将自己在东北等地的扩张行为解释为势力范围扩张，以图获得列强的承认。起初，日本通过与英国、俄国和法国达成协约的形式，获得了列强对其在华势力范围的认可。而在“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新四国借款团成立，以及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在华构筑势力范围逐渐违法化。日本便脱离势力范围秩序这一解释框架，转而从其他角度论述自己与“满蒙”所谓的特殊关系，继续构建新的“‘满蒙’优越地位说”。     

印在日本万元大钞上的福泽谕吉

一个头像印在万元大钞上,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个被日本称为“文明之父”、“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人物——福泽谕吉。他晚年蜕变成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煽动对中国和朝鲜发动战争。他仰慕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鼓吹“文明=西洋,野蛮=东洋”。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冠以“文明化的进程”。     

日本与西方列强在南沙群岛的殖民争夺(1900—1939)

20世纪初,跻身殖民列强行列的日本为了获取更加可观的殖民利益,积极向西南太平洋地区扩张,逐步将势力渗透到南沙群岛,从而引发了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据自身以及南海地区大国实力发展状况,日本南沙侵略活动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由最初的经济扩张逐渐过渡到武装占领,日本对西方列强的态度也由“平和”转向强硬。在南沙群岛的利益争夺中,西方列强企图利用国际法遏制日本的扩张,而日本则依靠大规模、长时段的殖民开发活动将西方势力逐渐排挤出南沙。日本在南沙群岛的侵略活动从根本上服务于其“南进”扩张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梁启超向政府提出政治质问案,质问政府的对日妥协。谴责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企图置中国于死地,警告外交当局慎思,并认识到“二十一条”对中国造成的隐忧。在参战问题上,梁启超主张加入协约国战团,认为中国应该采取联日疏美的外交政策,以防止日本的“死我之心”。所有这些都表明,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立足于中国,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特点。     

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

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赵占伟所谓“西原借款”,系指日本寺内内阁时期由西原龟三经手借给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大批款项,它是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在日本对华侵略的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一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先后卷入欧洲战场,日本认为...     

近代东方的沉沦和日本的崛起——19世纪日、中成败的比较

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打破中国和日本“闭关”、“锁国”状态的前后,这两个国家曾有着许多相似或共同之处。内部,它们都处在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制度开始走向衰落,资本主义萌芽正在逐步发展;外部,它们都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危机,并先后开始踏上这条道路。     

东亚视角下的中日战争研究

正一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侵台战争和"琉球处分"。不久后的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沦为日本殖民地。1905年日俄战争后,尤其是1910年韩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对"满洲"(中国东北——作者注)的侵略正式开始。随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意图就更加赤裸裸地表现出来。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史称中日"二十一条",正是日本妄图将中国变为自己殖民地的     

张作霖与“二十一条”交涉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涉及东北条款甚多 ① ,谈判期间 ,北洋政府征询东三省意见 ,时任民国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独排众议 ,表示强烈反对并拒绝军官会议的决议 ,也不参加主和派的行列” ,并致电北洋政府 :“中日交涉丝毫不可让步 ,如交涉破裂 ,愿率全师进行决战 ,驱逐日寇 ,否则一死殉国。”② “二十一条”签订后 ,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和列强对日本独占中国阴谋的反对 ,并未能立即执行。 1 91 6年 4月 ,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后 ,面对日本要求在东北兑现“二十一条”的外交攻势 ,仍然持抵制态度。对他的这种态度 ,以往著述极…     

对华二十一条与日英关系

(一)对华二十一条的国际反应对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提出,“列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美国向英国、法国、俄国三国提出:应共同向日本和中国提议须谋求和平解决,布莱安(William Jennings Brayan)国务卿则向日本国总理大臣大隈重信送交了要求慎重解决的个人信件;而且,当中国刚一表示接受,在四天后的5月13日、5月17日,又两次向日本送达了“不承认通知”(NonRecongnition),继续表明了强硬态度。但是,英国不同,它固然对于日本竟将在中国占有超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求和与英美调停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联合英美谋求停战议和的策略 ,是中国政府军事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 ,也是同日本进行外交战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虽然没有、也完全不可能立刻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客观上还是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本文根据已公布的历史资料 ,对这一方针进行探讨。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中国政府请求英、美调解卢沟桥事变后 ,中国政府决策层认为 ,在中国据有重大利益的西方列强必不赞成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因此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政府的策略是 :力求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敦促列强出面讲话 ,请求英、美调解 ,借列强之…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法理”思辨

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原因概在于西方列强于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上投了反对票。日本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国际组织的强有力冲击。简言之，在日本侵略野心急剧膨胀的时段，国际联盟约束力的缺失与公法强制力的丧失，使得日本巧妙利用公法为一己之私服务，给今天的学界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考。     

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

1916年8月13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郑家屯事件,是日本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妄图以军事暴力压迫中国承认其二十一条,进而吞并“满蒙”,所实施的一个严重的侵华步骤,是15年后日本制造的“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在这次震惊中外的中日交涉中,时任奉天省督军兼省长的张作霖对于日本     

甲午战争前的朝鲜问题与中日关系

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方面遭受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另一方面却得到英美的帮助和支持,侵略近邻的朝鲜和中国。关于甲午战争前的朝鲜问题与中日关系,国内外史学界持论轩轾。本文仅就这一问题,谈谈己见。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 ,大亚细亚主义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将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幕末时期的“攘夷”论和明治维新后的“兴亚”论联系起来 ,以证明其“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 ,是不恰当的。大亚细亚主义乃是萌生与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 ,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 ,是指导其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策略或手段的侵略理论。     

简述汉口日租界

“国中之国”的租界形成于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外国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和殖民统治的大本营。日本在中国的租界虽然开辟较迟,位置偏僻,但是随着租界区域的扩张,汉口日租界成为日本侵入中国内地的重要基地。     

简述日本侵略与吞并朝鲜

1876——910年,日本侵略与吞并朝鲜,这是朝日近代史上一件大事。本文仅就它的历史,略作试述。一 1868年,明治政府建立后,日本向西方学有成效。可是,早在1955年12月郭沫若率领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时,在早稻田大学作了题为《中日文化之交流》的报告中指出:“日本从西方引进了许多文化,但也输入了多余的东西,那就是侵略主义。”这段话给予我们很大的启迪。     

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碑记

自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于公元一八九五年签定马关条约,割台湾,赔巨款,创深痛巨,举国震动。在京会试举人,义愤填膺,集会上书,要求拒签条约,迁都抗战,变法自强．史称公车上书。西方列强乘中国之危,     

阴险的第二战线

自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公然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这14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的每一项重大军事、政治行动,都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一条战线是公开的军事、政治活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撕掉了一切伪善的外衣,以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和侵略理论来推行他们的大陆政策;另一条战线则是隐秘的间谍活动,日本军国主义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辅以金钱收买、色相拉拢、     

从安内攘外到联共抗日——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外政策述评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由对中国的地区性侵略向全国性侵略急剧升级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由局部抗战向全国性抗战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实行了一条“安内攘外”的错误政策。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它在重点“安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攘外”的措施,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