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与曾国藩

把倭仁与曾国藩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考察,很有一点深长的意味。从政治上来说,曾国藩是人所共知的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而倭仁则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与洋务派相对立”的顽固派或曰极端守旧派的“首领”。但是,从学术上或者从文化观念上来     

曾国藩的洋务思想

近两年以来,史学界在重评洋务派的时候,有的同志认为,洋务派是一个十分庞杂的集团,其中有的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自尊心,是真正的爱国者;有的人则一味崇洋媚外,卖身投靠,是可耻的卖国贼,前者的代表是左宗棠,后者的代表则是曾国藩、李鸿章。笔者认为:对洋务派的这种简单划分,是欠妥当的,本文试以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为例,作一些具体分析。     

湘军水师与近代海军

太平天国革命前,清政府没有自己的海军。它的所谓“海防水师”,仅作为陆军的附属,“均为捕盗缉奸”而设。水师开始成为独立军种,以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在湖南创办的湘军水师为雏形。因此,研究湘军水师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它对近代海军建设的影响和作用,对于客观地评价洋务派及以办海军为重要内容的“求强”活动,颇有益处。     

胡林翼的官场公关术

胡林翼是晚清重臣,率领湘军收咸宁,克武昌,为平定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曾说：“润芝（胡林翼的字）之才胜我十倍.”毛泽东也因仰慕他而取字“润之”.可就是这个勇武的胡林翼,却有一段曾让曾国藩所嘲笑的往事.     

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评价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时人尊呼“张香帅”。直隶南皮人。晚清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工业方面,他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近代民用企业;政治方面,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等一批新式学堂。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曾国藩慧眼识俞樾

曾国藩的识人之誉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薛福成曾经放言：“曾国藩知人之誉,超秩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     

曾国藩率先实践“师夷制夷”

曾国藩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订立,曾幻想“但使夷人,永不犯边。”十余年后,英法侵略军又一次把中国军队打得惨败,京城陷落,人民遭殃。北京条约的订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莫大的耻辱。曾国藩斥责英法侵略者的在华暴行‘“真堆发指”,将侵略者的铁蹄深入中国内地“比之五胡乱华。”“洋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深感同样人“难以较量,惟有力求自强一法。”那就是学习西方,建立和发展本国工业,增强国力,“我之兵力渐厚,战守足情,”到时“披着弃好败盟,吾亦有以御之。”曾国藩正是出于这种为民族争强…     

试论黎庶昌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黎庶昌，贵州遵义人；曾国藩，湖南湘乡人。遵义与湘乡，云天遥隔，相距甚远。黎庶昌生于1837年，曾国藩生于1811年。年龄悬殊达26岁，应该说他俩没有什么相识的缘份。然而，特定的时代环境以及彼此“习性相近”，志趣相投，却使得他们之间系上了一条一解不开的纽一带。1863年．春，黎庶昌因其先一年应诏。上书万余言切论时事，得清廷“加思以知县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以资造就。’借国藩则很赏识黎氏之才华，“接庶昌延入幕”优利待之。从而．黎庶昌得有机会与曾国藩朝夕相处十余年，受曾氏“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涂友…     

“笨小孩”曾国藩的逆袭秘诀何在

<正>一、“笨小孩”曾国藩左宗棠和曾国藩初次见面后,在给女婿陶桄的信中这般评价他的“一生之敌”：“其人正直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以至于很多年后,曾国藩被当成笨人逆袭、咸鱼翻身的经典案例。这样的说法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呢？湘乡地区流传着一个段子。一天夜色降临,小曾国藩在屋里背诵《岳阳楼记》。没想到家里来了一个梁上君子,他看到曾国藩在用功读书,于是悄悄爬到房梁上,准备等他睡着了动手。没想到曾国藩一直在埋头苦读,     

晚清时势与曾国藩体用观的嬗变

曾国藩作为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在当时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双重危机重压的危殆情势下．他主动因应时变．以趋时善变的面目登场,不断变换其“治术”,调整其“体用现”．经历了以程朱理学为体、中韩为用,到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再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不同的递进阶段和嬗变过程,最终使他由理学经世派转变成为洋务派先驱,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了其善于因地制宜的识见和才干。分析批判曾氏的“体用现”及其嬗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作用。     

梁启超对洋务派的批判

批判洋务思想和洋务派是梁启超变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梁氏认为 ,洋务派也讲变法 ,也谈西学 ,但成效甚微 ,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变法不知“本原”;并指出 ,洋务派的病根在于“不以民为重 ,其一切法制皆务压制其民”,从而击中了洋务派的要害 ,从政治上划清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界限     

曾国藩自编《爱民歌》

曾国藩在筹办湘军时，由于看到官兵奸淫掳掠，广大民众深恶痛绝，因此提出“不扰民”为“治军之根本”，并亲自编了一首《爱民歌》，歌云：     

洪秀全死因及遗诏考辨

洪秀全之死,由于原始材料记载不一,加上曾国藩篡改史料,以假乱真,一百多年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由于对所据史料的分析判断不同,得出结论也不一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大多著作从曾国藩奏稿以及被曾国藩改过的《李秀成自述》所记,认为洪秀全是“服毒自杀”。六十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湘乡曾八本堂·李秀成亲供手迹》正式影印发行,其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原始记载,有力地证明了     

李鸿章发牢骚

李鸿章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不曾少受清流派攻讦。张之洞曾为清流派重量级人物,后来督鄂,则锐行新政,俨然又成洋务派首领——却轮到自己身受讥弹了。光绪二十一年八月（1895年10月）,有人上奏张之洞湖北铁政局筹划两大弊端,“经营数年,未见明效”。张之洞急忙回奏约两千言,缕陈种种艰难,惶恐之情不难窥见。     

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第一位外籍厂长马格里

李鸿章在晚清权臣中是一个洋务派代表人物。他一方面借洋兵之力“助剿”太平军,另一方面酝酿创办自己的兵工厂,以使他的淮军战斗力大大提高。     

以精确之训诂 作古茂之文章——论《曾国藩家书》文论思想中的训诂观

《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对子弟独特的文学教育方式,其中对训诂和辞章关系的探讨就很有价值。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闳通的学术胸怀使得他能客观地评定和借鉴汉宋学家的成果,并结合自已的创作经验,提出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文学创作法,并将韩愈古文与汉魏辞赋文学传统相勾贯,以建立不囿于前期桐城派的审美观。     

曾国藩厚饷养兵得失研究

“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原籍帮办团练,旋即组建并统帅湘军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当时的八旗军、绿营的战斗力相当弱,无力抵抗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与之相比,由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却在镇压太平军的战斗中节节胜利,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曾国藩实行的厚饷养军制度,使士兵安心服役;以“养将士之廉”为名,给予更优厚的待遇;同时不断保举有军功的将弁,广赐翎顶,以官禄为诱饵驱使官兵效命疆场,是鼓舞士气的有效措施。当时的湘军在军制等各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借鉴和批判的地方。     

青年毛泽东为何推崇曾国藩

青年毛泽东曾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他曾经说过：“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毛泽东出生时（1893年）,离曾国藩去世（1872年）不过20年,曾氏“中兴名臣”的声名也尚未褪色,在韶山乡土文化中,曾国藩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毛泽东生于湖南,长于湖南,自然受到了曾国藩思想的熏陶,他甚至还主动地从曾国藩那里吸收“营养”。     

曾国藩自编《爱民歌》

曾国藩在筹办湘军时,由于看到官兵奸淫掳掠,广大民众深恶痛绝,因此提出“不扰民”勾“治军之根本”,并亲自编了一首《爱民歌》,歌云:     

略论洋务派对于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

一谈到洋务派,不少论者就很自然地认为,洋务派是坚决反对西方议会制度的,并认为洋务派的这种态度是他们区别于所谓“早期维新派”的一个重要标志。近来有的论者走到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方面,认为洋务派也具有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立宪思想。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