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

作为概念和学科“对象”的民,并非直接对应于现实中的任何人群（所谓的“民间”）,而是现代学者的概念“发明”与所指重组的结果：民不仅是下层社会的各种角色,更是理想的新人或新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民的隐秘渴望是成为公民。近年来,高丙中提出从民到公民的转换,恰好以理论命题的形式道出了中国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的内在目的：即通过让民成为公民而成为自由人。从民到公民的结构转换,将给中国民俗学带来全新的观念变化和研究格局,也为民俗学者参与并推动中国社会的公民化进程提供良好的契机。     

民俗学的哥白尼革命——高丙中民俗学实践“表述”的案例研究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之后的高丙中,为中国民俗学引进了"公民社会"这一先验理想的语境条件,并将民俗(学)实践的"双名制""合法化效力的策略",奠定于康德意义上的"经受某种合法秩序所包含的有效规则的(普遍化)检验"的最高实践原则,以及"非遗"作为实践判断力形式的"第三者"基础上,从而为把中国民俗学的先验实践理想与经验性理论方法之自我矛盾的学术范式,转换为先验实践目的论与先验认识方法论自我统一的民俗学实践范式,即实践民俗学,做出了实质性的尝试和贡献。     

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

实践民俗学是民俗学面向当下生活进行研究时的视角转换和理论重构。实践民俗学认识到:生活实践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而不是以"民俗主义"或"传统的发明"为理论依据的民俗操弄者;在田野访谈中出现的个人叙事,其实是以个人身份进入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不可或缺的话语形式,它与集体叙事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强调实践的民俗学,必然使研究方式由传统的实证式民俗志向交流式民俗志转变,注重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践。作为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实践民俗学有助于从生活实践文化的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     

人性自由实践的互为启蒙及其中国语境CSSCI

中国当代理论民俗学在高丙中、吕微、户晓辉、刘晓春等学者的努力下,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晰,并向人的自由发展的维度推进.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当时还主要侧重在民间文学及文化民主性层面,而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则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学科发展空间,也丰富了我们对民俗学的学科想象. 中国民俗学自产生之初就与民主理念息息相关.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民众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他们总是被别人表达.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双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民俗学,其潜在的现代学科理念就是强调民主理念在文化场域的实践,或者说民俗学致力于文化场域中对精英文化霸权的反抗,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启蒙以及与民众的互动过程.     

人性自由实践的互为启蒙及其中国语境

中国当代理论民俗学在高丙中、吕微、户晓辉、刘晓春等学者的努力下,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晰,并向人的自由发展的维度推进.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当时还主要侧重在民间文学及文化民主性层面,而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则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学科发展空间,也丰富了我们对民俗学的学科想象. 中国民俗学自产生之初就与民主理念息息相关.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民众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他们总是被别人表达.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双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民俗学,其潜在的现代学科理念就是强调民主理念在文化场域的实践,或者说民俗学致力于文化场域中对精英文化霸权的反抗,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启蒙以及与民众的互动过程.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民俗研究》创刊20多年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编辑部工作。我觉得《民俗研究》创刊和中国民俗学的中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打倒“四人帮”以后。国内一批老教授提出要恢复民俗学,首先是民间文学恢复了,后来逐渐扩充,民俗学也复兴起来。民俗学之所以兴起,固然与老教授们的提倡有关,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歌与唱：民间文学的文本分层与意义问隔——以湘南瑶族的“冈介”活动为例

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整合态势,民族志研究方法成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帕里一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鲍曼的表演理论等西方学术范式的普遍接受,民间文学的文本观念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即文字记录本不再涵括研究对象整体,新的文本观念使民间文学的口头性、表演性、生活性等特征更加鲜明地呈现出来。在新的文本形态中,语境成为不可或缺的互文性背景,换言之,在活态的民间文学中并不存在那种可以抽离掉语境而存在的文本,语境本身就是文本。     

民俗志的历史发展与文体特征

“民俗志”就其文本形式、记述内容和功能而言,具有浓郁的中国本土特色。中国古代不仅有“民俗志”的概念,而且有着悠久的民俗书写传统。古代的民俗记录大体上可分为史志类和笔记类两大体例。前者以方志民俗志为代表,其特点是范式化的写作和作者的隐身;后者则以文人笔记为主,其中“我”的在场、深刻的主观感受性和平民视角,都与现代民俗志的理念不谋而合。随着20世纪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又形成了史志民俗志、科学民俗志和传播民俗志三种类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书写范式的反思与新型民俗志的写作实践,不仅是对当前民俗学学术理念的回应,还显示出了回归中国本土民俗志诗学传统的迹象。     

“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探索

作为女性学与民俗学的交叉学科,女性民俗研究拥有"关于妇女"与"为了妇女"的双重使命,但以往的研究因将女性民俗实践者抽象成普遍意义上的"妇女"而导致了女性民俗实践者在研究中的缺席/失语。"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将女性民俗研究置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下,通过对中国民俗学整体研究观的借鉴与反思,同时借助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情境化知识"概念以及现象社会学的相关理念,尝试构拟一种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视线在场,并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考察具体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与女性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     

生命经验的裸写：都市民俗志的潘多拉盒子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中国民俗志已经有了多种尝试,并开始注重文艺创作始终力图再现的生命经验和个体感受。裸写的《乡村医生·父亲：乡村医患关系的变迁（1985—2010）》给民俗志提供了一个化理论思考于无形的个案。它在事实与理论、观点与资料、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取舍也成为绑在民俗志潘多拉盒子上的导火线。当越来越多的大众读物都声情并茂地书写着生命经验,难逃有机知识分子尴尬位置的民俗学者不得不在学术圈、田野、民间的转换中,直面“平民”、“人道”这些模糊而危险的概念。在阐释学与资料学、学者与民众、人道与自私的裂缝间,关注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志也就具有了实验性与可能性。进一步,正常与不正常也应该是民俗学关注的基本问题。     

浅谈民俗文物的特征及价值

民俗是历史的产物 ,它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因而 ,民俗学被称之为“历史之学”。许多物质的、精神的文化事象 ,都总汇到民俗之中 ,所以研究历史不能不研究民俗。目前 ,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上 ,大体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理论民俗学 ,一个是应用民俗学。理论民俗学侧重理论规律的研究和学科体系的建设。应用民俗学则方面较广 ,重在实际的应用 ,有实际的效益。”① 而作为一个民俗类型的博物馆 ,研究民俗不能不研究民俗文物 ,研究民俗文物离不开对民俗文物的调查、搜集、分类、研究、整理 ,所以侧重点要放在对物即民俗文物的研究上 ,以民俗文…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阿兰·邓迪斯的“宏大理论”建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传播之实践理性

追求宏大理论抑或尊重地方性知识,是民俗学研究的"两极"。面对民俗学,特别是美国民俗学在当代的式微,阿兰·邓迪斯等学者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归于民俗学者专注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呈现,而未能有效建构超越日常实践的宏大理论。作为将理论建构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有益尝试,邓迪斯的民俗解析实践启发了民俗学者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以寻找独立民俗现象的普遍意义,并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及非遗内具之共享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释框架和认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即是民俗学理论建设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新起点与新方向。     

说与写：杂吧地北京——天桥的叙事学

作为一种认知范式的民俗学,对老北京杂吧地天桥所进行的“说”与“写”,是将之置于北京古城的象征与焦点的污名化与正名的矛盾语境中的。与其他学科不同,民俗学基于诱发与共谋的口头记忆等材料,从天桥这个杂吧地和在其上谋生的人及其生计为基点来审视北京,重新发现一个“杂吧地天桥的北京”。由此,从认知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层面表明民俗学研突都市的可能,希望为中国民俗学找到新的生长点与核心竞争力。     

周作人的民俗书写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一生的民俗书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普通民俗学,风土志、节令诗和竹枝词,民间文学,有关译介工作等的考察、研究和写作.他以现代思想者的眼光观照民俗、民间文学,其不少观点新颖独到,他的民俗书写中的人民性思想和对民俗文化三重功能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他的研究和书写具有一种高远的历史意识、宏阔的世界视野和清明的比较眼光.周作人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和现代民俗学的历史梳理体现出一种敏锐的史家眼光,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该书的初衷，是为了从理论上摆脱民俗学作为“遗留物学”的学科危机，把研究对象界定为现实的，自成体系的当下生活。通过对于“民”和“俗”的概念梳理，高丙中旁征博引，精细缜密地论证了民俗就是习惯性、功能化的社会生活，民俗研究应从现实的，整体的层面上把握民众的生活世界，民俗学是直接地、较为全面地关心人的生活世界的一门学问。以不断更生的现实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保证民俗学享有永不估竭的对象资源。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民俗与民俗学——《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读后

中国的民俗学在近十几年来似乎处于某种尴尬的状态。一方面,民俗学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恢复以来,其研究进展似乎走到了某种困境。这些年,民俗学的研究路径,在调查方面,仍主要是通过“采风”,按照已设定的民间口传文学各种体裁(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和民俗事象分类(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标准进行资料搜集;在研究旨归上,大多可归为单纯的事象记录、民俗事象类型比较研究、民间文学母题研究,以及由调查事象与文献结合的(往往是简单化了的)溯源研究等。这些调查和研究在不断丰富民俗学这一学科知识…     

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民俗学学者开始从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俗,强调田野调查,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时空、人、社会、表演、变迁、日常生活等系列关键词,表明在语境中研究民俗的学者具有共同的问题、方法以及学术取向,初步具备学术范式的意义。     

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策略——从研究范式转化及常人方法学的启示谈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俗学以“生活世界”为其研究领域和范畴,力图实现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其中对作为民俗文化主体的“民”的研究成为“生活世界”研究的核心。然而,究竞如何研究民俗之“民”,学界至今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常人方法学注重对“普通人”日常实际行动的探讨．并形成了“破坏性试验”、“会话分析”、“陌生化”、“行动索引性”分析等一套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将对当前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以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