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赏析《东亚儒学史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由黄俊杰先生13篇论文集结而成,讨论的问题相当集中：关于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的探讨,和对中国思维方式尤其是对“身体”思维的研究。细细读来,犹如前朝故臣谈事论心,温雅沉实,余昧深长。余冠英视黄俊杰先生为海外“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或许并非偶然。儒学传统之所以历经世变而能保持活力,不断创新,当然与历代儒者不断地出新解于陈编之中有关。这种对儒学的诠释与再诠释,构成了东亚思想史的重要现象之一。作者特别注意近千年来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区儒者对儒家经典或概念之重新解释,如在德川以降日本特殊的时空脉络之中,整个日本社会都受到儒学文化的深巨影响,故近世日本汉学思想史上有所谓“和魂汉才”、“神儒一致”、“华夷变态”的讨论。这既显示出长时段的（跨越千年）、跨国界的（中日韩等东亚地区）思想史研究的宏阔视野的可贵,也在对东亚国家的文明演进模式与互动机制的探讨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长,以此为基础对东亚思维方式与特质的研究就相当有说服力。     

也谈儒家与民主:与彭国翔先生商榷

一2011年第5期《炎黄春秋》发表的彭国翔先生的文章《如何理解"尊孔读经":与杨继绳先生商榷》,对中国儒家的学说高度评价,倍加赞扬,这无可厚非。但文中某些地方的阐述,论据不足,含混片面,夸大儒家的作用与影响,特别是把晚清以降、五四以来研究儒学的某些人称之为"现代儒家人物",继而甚至认为传统儒学几乎是新时代学者们的智慧渊源,这就未免让人疑窦丛生了。     

论传统儒学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开始了它向整个社会传播、普及的历程,儒学逐渐走出上层社会,开始真正融入到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推进儒学思想的大众化,儒士们不断努力,终于探索出如兴科举、撰写蒙书、制定族规家礼等有效途径,并在强化主体、注重导向等方面有所建树。由此传统儒学大众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人物·文献·制度——地域儒学研究路径及其传承机制

人物、文献、制度三个层面既是主流儒学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同时也是构成地域儒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地域儒学传承正是此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某一地域历史上各个阶段儒学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只要三个层面其中之一存在,该地该历史时期的儒学传统就不会间断。通常认为的儒学高峰期,无非是国家制度完备、儒学文献丰富、儒学大家辈出的时期。而处于儒学低谷期时,往往文献凋落、人物不显、制度断层。此三层面决定着地域儒学传承脉络,也构成了地域儒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儒学资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无疑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但必须看到,无论是儒学资源,还是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环境,都相当复杂,甚至充满矛盾。就传统儒学而言,一方面,儒学的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夷夏之辨”、“天下一家”等内     

一代儒生王莽的帝王之旅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虽然几经沉浮,但从诞生至今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为统治者重视,拿来惠民或愚民。然而放眼中国帝王史,却没有一位帝王由始至终全身心地将儒学奉为治国平天下的救世良方,儒学始终作为一种协调利益,缓和矛盾的手段为统治者操纵与摆布,甚至因帝王个人的偏好,儒学某些与时代背离的主张片面的恶性膨胀,弊端丛生,为后人诟病。     

和谐语境下对中国儒学复兴的反思与展望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回过头来到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中寻求精神动力、寻找思想根源。但是,要解救中国文化的当今问题,仅靠儒学是乏力的。儒学必须接受和经历现代生活的冲刷淘洗,服从现代社会文化生态原则的约束。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谈其创造性的转换,以及儒学作为与现代异质的文化形态对现代社会所可能有的超越性的批判功能和启示意义。     

浅谈魏晋时期儒学的新变化

魏晋时期,帝国的重建文化又一次走向整合,形成了广汲博纳、气势磅礴的胡汉、中印文化大融合时期。玄学是对两汉经学表现形式上的否定,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不断地兴起,展开"自然与名教的争辩",其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开始放荡不羁的社会生活,玄风兴起的魏晋时代,传统的儒学开始玄学化,注经数量多,经学家群起,并与道教思想互补有了新发展。     

儒学与艺术教育

南京出版社新近推出了《艺术教育前沿论丛》系列丛书,其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艺术教育传统,完善和发展综合艺术教育。论丛之一的《儒学与     

“讲会”与儒学教育

儒学是一种入世之学,是培育人格、提升世人之精神品质之学,也是实做圣贤之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如何适当与适度地恢复儒学教育,使这一优秀的文化传统真正能够起到教化社会、提升青年学子之道德人格及境晃的作用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本文以笔者组织的一次研究生教学活动中．恢复儒学讲会传统的实践为例,     

“中华文化的跨境传播: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2月16—17日,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中华文化的跨境传播: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行,来自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的20余名学者与会。会议围绕中华文化跨境传播的路径、方式等议题展开。(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与方式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元生以儒学在海外传播为切入点,通过对港台"新儒学"、"新加坡儒学"及"波士顿儒学"三者进行比较,认为港台"新儒学"是继承的典范;"新加坡儒学"是整合的典范;而"波士顿儒学"则是创新的典范,并由此引申出对"文化迁徙"与"跨境传     

浅谈儒学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一种儒学思想具有一个国家的标志,要有自己的特色,用自己的品格表现出来。韩国自古号称“君子之国”。一贯提倡儒学,对整个大韩民族进行儒家伦理教育。儒家文化在西汉时期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历经时间的孕育、生根、发展和再创造,积淀成为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思想对韩国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政治经济方面、社会生活和教育方面等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略论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知识结构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既有儒学基础,亦有西学渊源,其中尤以西学为核心,且无论儒学还是西学,都受到其老师康有为的深刻影响.然而,梁启超将传统儒学及西方近代政治和法律思想只是作为理论渊源和参考,都左右不了其宪政思想的独立性.儒学作为理论基础,可使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更贴合中国实际;而西学作为理论渊源,可使梁启超接受西方先进宪政理论的指导.梁启超宪政理论研究上的实事求是精神,独立自主而又博采众家之长的气魄,应当是学界特别是法学界坚持和学习的     

需学与梁启超文化思想的演进

学界对儒学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一直存有争议。本以时间为序,就儒学与梁启超的变法思想、新民思想以及五四以后化思想的关系展开论述,力图阐明儒学对梁启超化思想的影响、梁启超对儒学的发展和改造,进而揭示儒学自身的复杂性和儒学近代化的艰难,指出儒学对近代化既有相容性又有阻碍性。     

“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自成体系,博大而精深。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王朝时代后,儒学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然而在儒学文化体系中,封建的纲常伦理却是其核心,这致使中国的思想文化死气沉沉,科技文化墨守成规,便也渐渐落伍于世界文化之林。但在近代饱受西方文化欺凌的同时,却也正同时承受"反哺之恩",使得中国的近现代文化呈现一种不一样的特色—这就是我们后来所接触的"西学东渐",并且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呈现着不同特色的新文化对旧的陈腐落伍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这也就儒学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支配统治地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独有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     

汉初儒学的历史命运

儒学自先秦初创到汉武帝时期被定为官方统治思想，走过了一段曲折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汉代儒生的不懈努力和对儒学的改造融通，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儒学本身道德教化的政治伦理及其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儒学的政治实用性成为其从备受冷落而走向繁荣的主要缘由。     

儒学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城市文化的构建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城市文化的特点与儒学精神的契合,儒学作为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必将实现现代转生,促进城市文化的健康发展。     

“2012年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述评

2012年5月,以＂儒学的经世致用＂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在成都圆满举行。本次会议就两岸儒学研究现状、理论成果、儒学普及的措施与经验进行了双向交流和分组研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弘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关注现实,复兴和普及儒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兰花的文化内涵与儒学的人格定位

兰作为一种人格的象征,它的内涵是多重的,自孔子对它的化内涵作了人格化定位后,它显示了自身的延展性,在不同的化背景下对儒学人格进行调整、补充。而图腾崇拜的心理机制,又使兰在儒学人格的象征谱系中始终占据着“王”的地位,体现了儒学中浓厚的“兰情结”。     

洛邑文王明堂

儒学是东方文化的主导,她对中华民族和东亚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影响最深、最大。而儒学文化又来源于周公创制的礼乐文化。《礼记&;#183;明堂位》载：“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这说明：洛邑文王明堂是中华儒学的发祥之地。不少学者预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见1994年12月6日《人民日报》)。所以抓紧开发中华儒学圣地——洛邑文王明堂,不仅对展示洛阳城市主体形象——文化名城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展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亦具有十分重大的文化价值。为了发掘开发的需要,现将有关古籍记载编辑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