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民俗学学者开始从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俗,强调田野调查,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时空、人、社会、表演、变迁、日常生活等系列关键词,表明在语境中研究民俗的学者具有共同的问题、方法以及学术取向,初步具备学术范式的意义。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垄博士旧文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民俗学的哥白尼革命——高丙中民俗学实践“表述”的案例研究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之后的高丙中,为中国民俗学引进了公民社会这一先验理想的语境条件,并将民俗(学)实践的双名制合法化效力的策略,奠定于康德意义上的经受某种合法秩序所包含的有效规则的(普遍化)检验的最高实践原则,以及非遗作为实践判断力形式的第三者基础上,从而为把中国民俗学的先验实践理想与经验性理论方法之自我矛盾的学术范式,转换为先验实践目的论与先验认识方法论自我统一的民俗学实践范式,即实践民俗学,做出了实质性的尝试和贡献。     

“生活革命”与中国民俗学的方向

以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之久的经济高速增长、都市化进程和社会结构的巨变等为背景,当代中国发生了大规模和大面积的"生活革命"。普通国民以衣、食、住、用、行等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方式持续地处于变迁和重构状态,新的"都市型生活方式"已经初步确立并正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生活革命不断改变着一般国民之日常生活的基本形貌,新的现代社会的"日常"也在不断地得以形塑和刷新。通过对当代中国已经、正在和即将发生的生活革命进程的初步梳理,笔者尝试为中国民俗学的现代转型提示明确的方向:亦即直面和正视当前中国城乡民众最为基本的现代日常生活,尤其要对普通百姓作为生活者究竟是如何在其各自全新的现代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创造出人生的意义予以足够的关注。     

润麒：从末代国舅到普通公民

历史的神秘或不可捉摸,总是通过某些个体和群体的特殊遭遇,得到不可思议的突显和表达。作为婉容的弟弟、溥仪的妹夫、93岁的郭布罗&;#183;润麒便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位。他的幸与不幸,或许就在于他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中国民俗学研究梳理下的思考

如果你想了解一门科学是什么,你首先要看的,不是它的理论或发现,当然也不是它的辩护士对它的说法;你应当看到的是它的实践者们做的是什么。     

1958年：战后日本民俗学转折的胎动

本文注目于1958年4月日本民俗学的两个大事件：即（1）由大间知笃三、冈正雄、樱田胜德、关敬吾、最上孝敬等编辑的《日本民俗学大系》（全13卷）开始出版;（2）东京教育大学和成城大学分别开设民俗学专业,开始招生。通过对其内容、人物关系以及背景的分析,揭示日本民俗学迎来柳田国男指导下作为近代学术确立以来的重大转折时期的具体状况。     

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

20多年来,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了许多进展,从强调“生活世界”到强调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体验和感受,都有许多新见。但同时出现的问题是,民俗学科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民俗学本位问题日渐凸显。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作为民俗学研究本体的“传承”和作为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记忆”尤为重要。同时,民俗学既是传承之学,也是变动之学,符合这种学科本位的实践方法必须是能够解释生活与文化传承及嬗变的方法。     

毛泽东的视角转换:从“中国化”到“国际化”

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体现了毛泽东从"中国化"到"国际化"的视角转换。"中国化"是立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国际化"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世界文明的发展,通过中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在日本民俗学界中至今混同存在着这样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虽对文化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就此,本文将对今后的民俗学走向以及建立“新公共民俗学”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不仅要认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性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生活者作为承担文化活用和保护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创建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新公共民俗学”。     

超越“遗产观”的中国民俗学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动力并非来自基层社会,其本质属于国家政治的范畴。当下出现了一个体制内部精英共谋、各类资本转化与互惠、遗产主体边缘化的中国"非遗"生态。由于国家视野与学术研究对于"遗产"的观点存在异质的价值悖论,令介入遗产事务的学人们多有困惑与妥协,而中国"非遗"保护浓郁的行政特色,决定了无法以此去实现学科内部的快速增长。学者们涉足其中的兼职心态,以及"非遗"主题下质与量不均衡的成果现状,也无法使之形成一个学科本位式的常态科研重心。学者们需具备超越"遗产观"的学术发展远景;坚持基础性的资料积累和田野作业,保持学术独立书写;向建设公众(应用)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方向努力;关注"非遗"保护场域下"传统再发明"的课题。     

从乡村到城市：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转向

随着我国城市化飞速发展,民俗学研究也需要从聚焦乡村向关注城市做适当的调整。相较于乡村研究,在城市进行研究不仅需要调整操作方法,问题意识与研究视角也需进行相应改变:一方面,城市研究需要从城市的特征出发,充分发挥城市资源优势;另一方面,结合城市民的特点和新时期民俗学的研究任务,我们需要从注重底层转向注重身边的我群,从注重血缘和地缘转向注重趣缘,并运用个人生活史和考现学的方法来关注当下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这样的调整,希望能给当下充满学科危机的中国民俗学带来新鲜的气息、赋予新的能量,从而开拓学术视野,迈向现代民俗学。     

论“生活世界”与民俗学——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谈起

民俗学的生活世界,是以"胡塞尔生活世界"为基础,通过个体的身体感受来研究个体的生活世界。胡塞尔将生活世界看做是先于我们所有的实践、思想、本能而存在的先验前提,在此基础上,人类以文化语言、社会关系为中介,建构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共通性。而民俗学者正是基于这一共通性来研究民众的生活与传承,理解并感受他人的生活。以关注具体生活状态、传统与个人性、身体感受为重点的表演理论体现了民俗学"生活世界"的核心内涵。     

“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及其它

继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东亚民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钟敬文教授于去年12月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做学术报告中,再次提到“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命     

“历史民俗学”的提出与尝试

钟先生策划和主持的《中国民俗史》这部六卷本大著,前后历时八年,现在出来了,完满实现了钟先生生前的设想和计划,可以把这本书看作是钟老晚年学术思想的一个结晶。这本书理应是我们民俗学学科的一部支柱性的著作。     

从民俗、民俗学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普通民众创造、传承和享用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历久而弥新。它为某一地域民众所拥有和享用,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活,从人生仪礼到岁时节令,从衣食住行到内心世界,从丰富多彩的语言民俗到歌舞狂欢的民间游艺和竞技等等,所有这些都属于民俗的范畴。民俗说到底是一种文化,     

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

民俗复兴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巨变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的民俗学顺势而为,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发展。对中国民俗学的多方面学术积累进行一次定性评估,有助于达成一种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共同体的总体认知:中国民俗学已然完成一次理论转向和方法更新,已然与所处的社会全面建立起一种新的积极关系,其潜在的发展趋向已经清晰可见,相较于以前的文史性的遗留物研究,中国民俗学已经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并内生出成长为一门关于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的趋向。我们认识到这一趋向,并确认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的目标,将为中国民俗学开创一个新时代。     

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策略——从研究范式转化及常人方法学的启示谈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俗学以“生活世界”为其研究领域和范畴,力图实现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其中对作为民俗文化主体的“民”的研究成为“生活世界”研究的核心。然而,究竞如何研究民俗之“民”,学界至今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常人方法学注重对“普通人”日常实际行动的探讨．并形成了“破坏性试验”、“会话分析”、“陌生化”、“行动索引性”分析等一套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将对当前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以有益启示。     

作为“另一种生活技术论”的民俗学——城市民俗学与经世济民

近代以后,城市环境造就的新兴民俗开始出现,我们姑且称之为"城市的生活技术传承"。城市的兴衰变化十分显著,其传承母体较为分散,故城市中的民俗呈各自发展的状态,而这正是城市民俗学要研究的问题。若是把E.F.舒马赫提倡的"另一种技术"运用到城市民俗学中,或能摸索出其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技术)的存在状态。地域振兴运动中同样存在问题,且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中家庭暴力等事件多有发生。以及,近年来出现了老年人希望"猝死"的现象,从中能看出其背后的高科技社会的混乱等因素。作为经世济民之学,当下民俗学究竟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城市越是人造化,人们就越是追求自然的生活环境及节奏,面对此类社会性要求,民俗学应随时准备做出回答。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

民俗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在二十世纪里六十年代初,当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首次使用它时还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随后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性化的术语。以鲍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学家主张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民俗主义现象展开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直至八十年代,东德民俗学家斯特洛巴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出发呼吁放弃使用民俗主义的概念。中国民俗学目前也因面临学科边缘化等危机而从内部出发谋求学术上的转型,当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俗主义现象正可为民俗学者提供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从民俗主义的研究实践出发,中国民俗学可发展起一系列的学术分支,如公共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等,通过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