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志的历史发展与文体特征

“民俗志”就其文本形式、记述内容和功能而言,具有浓郁的中国本土特色。中国古代不仅有“民俗志”的概念,而且有着悠久的民俗书写传统。古代的民俗记录大体上可分为史志类和笔记类两大体例。前者以方志民俗志为代表,其特点是范式化的写作和作者的隐身;后者则以文人笔记为主,其中“我”的在场、深刻的主观感受性和平民视角,都与现代民俗志的理念不谋而合。随着20世纪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又形成了史志民俗志、科学民俗志和传播民俗志三种类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书写范式的反思与新型民俗志的写作实践,不仅是对当前民俗学学术理念的回应,还显示出了回归中国本土民俗志诗学传统的迹象。     

民俗资料学的建立与意义

民俗学是一门特别重视资料的学科,但民俗学者在传统上往往将民俗资料与文本类的民俗志和民俗文献互为等同。广义的民俗资料概念与此不同,意指一切能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有效信息的文字与非文字资料,包括文本、图像、文物和影音资料等。民俗资料学借鉴史料学、文献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的学科需求出发,着重研究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属性、保存利用等问题。开拓这一学术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坐实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名义,对内促进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对外与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形成对话,并为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提供民俗资料方面的咨询服务。     

城市民俗的多元化特征

传统的民俗学一直将乡村民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于城市民俗则较少关注与研究.很长一段时期人们认为,民俗是乡村生活的产物,文明则是城市生活的产物,而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将是传统民俗的消失.承认工业化、现代化的城市亦在生产着自己的民俗并将都市民俗学作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本文拟以乡村民俗为比照,探讨城市民俗的多元化特征.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民俗学与历史学的对话——日本神奈川大学“综合资料学”的探索

日本民俗学研究重镇神奈川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并没有"民俗学",而是名为"历史民俗资料学"的研究生课程及学位设置。这一略显奇特的名称背后,既反映了民俗学研究与资料的关系、民俗学与史学的关系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也有着从资料角度奠定文化研究之基础的构想与期待。对此加以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在此方面的经验,同时对于思考中国民俗学乃至人文社会研究今后的发展路径,也不无裨益。     

身体性：民俗的基本特性

一直以来,对民俗特性的分析侧重其作为民众创造、享用、传承的结果即“俗”的一面,却并未体现这一创造的过程,“俗”与“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未解决。高丙中对民俗的概念做了生发,他引入了“生活世界”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扩大了民俗外延,更是对民与俗之间关系的一种阐释？在此基础上,刘铁梁进一步提出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书写模式：事实上,身体是民俗学规训的首要对象,更是民俗传承的主要途径,身体性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民俗的基本特性。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在日本民俗学界中至今混同存在着这样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虽对文化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就此,本文将对今后的民俗学走向以及建立“新公共民俗学”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不仅要认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性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生活者作为承担文化活用和保护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创建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新公共民俗学”。     

日本民俗志的立与破

民俗志是存在于中日两国民俗学界的专业术语,带有鲜明的专业特征。日本民俗志在日本民俗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形态,于1970年代左右定型化。然而研究范式的革新和问题意识的增强,使得新一代民俗学者对民俗志的标准化生产模式展开反思,出现了从民俗到日常生活,从民俗到人,"新在野之学"式的思考等一些转向,但仍存在学界的思维定式、反思不够彻底等问题,在强调学科特色还是加强跨学科对话等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     

红山峪村村民生活的浓描与实录--我读《红山峪村民俗志》

中国民俗志的写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是有条不紊、有规律可循的,它与同时期的中国民俗学的教科书采取了同一体系,一般都是物质民俗、精神民俗、岁时节令、人生仪礼等及其细目的罗列铺陈。除了条目的顺序不同或根据当地资料的多少,每个条目内容的详略程度不同之外,不同时期出版的不同地方的不同人编撰的民俗志在这些条目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应当算是这些年来中国民俗志写作的特点之一。     

集市:民俗学理解日常生活的新视野

集市是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商品交易形式,也是地方社会生活在空间上的浓缩。以流动为特征的集市为地方性知识的生成与表述、民俗关系的搭建与互动提供了场域,是区域性生活实践、文化变迁和社区整合的动力源泉。民俗学对集市中民俗事象、时空特征和实践活动的关注,可在超越村落边界的基础上,透视人群交往、文化交流和物品交换之间的关系,从而拓展民俗学的研究视野,深化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提升民俗学理论方法的活力;同时,民俗学的学术关怀可以进一步充实集市研究的生活感、文化性与应用性,丰富有关集市当代转型和乡村社会建设等议题的讨论,体现学科服务社会发展的现实关切。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民俗与民俗学——《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读后

中国的民俗学在近十几年来似乎处于某种尴尬的状态。一方面,民俗学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恢复以来,其研究进展似乎走到了某种困境。这些年,民俗学的研究路径,在调查方面,仍主要是通过“采风”,按照已设定的民间口传文学各种体裁(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和民俗事象分类(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标准进行资料搜集;在研究旨归上,大多可归为单纯的事象记录、民俗事象类型比较研究、民间文学母题研究,以及由调查事象与文献结合的(往往是简单化了的)溯源研究等。这些调查和研究在不断丰富民俗学这一学科知识…     

感受生活的民俗学

民俗,不只是研究对象的集合性概念,还指明了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根本视角,这就是要求通过民俗来观察一定地域和人群的生活,考察他们在那里一代代传承的文化。艺术家是借助某种模式化的艺术来感受生活,而民俗学者则是经由模式化的民俗来感受生活。民俗的传承与变迁从来都是与具体的人群、个人连接在一起,。同时又与时代社会背景紧密联系,所以民俗志研究可以将问题、事件、人都凝结于富有弹性变化的表达与呈现之中。这是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所应该追求的。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民俗研究》创刊20多年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编辑部工作。我觉得《民俗研究》创刊和中国民俗学的中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打倒“四人帮”以后。国内一批老教授提出要恢复民俗学,首先是民间文学恢复了,后来逐渐扩充,民俗学也复兴起来。民俗学之所以兴起,固然与老教授们的提倡有关,     

民族民俗文物抢救刻不容缓

在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活动中,人们往往对文献、采风(即民族民俗田野调查)等资料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重视,这些工作当然是民族学、民俗学研究不可缺少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但是,这其中又常常忽略了一个既是基础性,又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工作,即能为民族民俗学研究提供第一手实物资料的民族民俗实物,亦即民族民俗文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浅谈民俗文物的特征及价值

民俗是历史的产物 ,它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因而 ,民俗学被称之为“历史之学”。许多物质的、精神的文化事象 ,都总汇到民俗之中 ,所以研究历史不能不研究民俗。目前 ,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上 ,大体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理论民俗学 ,一个是应用民俗学。理论民俗学侧重理论规律的研究和学科体系的建设。应用民俗学则方面较广 ,重在实际的应用 ,有实际的效益。”① 而作为一个民俗类型的博物馆 ,研究民俗不能不研究民俗文物 ,研究民俗文物离不开对民俗文物的调查、搜集、分类、研究、整理 ,所以侧重点要放在对物即民俗文物的研究上 ,以民俗文…     

感受、入户与个体故事:对民俗学田野伦理的思考

城市以其各种层面特别是人口的异质性,决定了研究城市民俗与研究乡村民俗应该有所差别。"感受生活的民俗学"重视个体的经验性叙述,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城市研究,比应用于乡村研究还要有优势。民俗研究可以考虑重点关注一类群体,即由乡入城的那些人。由乡入城群体的流动,不仅显示出城市文化传统创造与传承的合理性,同时还有助于理解城市价值以及城乡界限,甚至可以反过来去理解乡村。对由乡入城群体进行研究且注意访谈情境,更能体现民俗学是一门有温度、有"生活气息和人间味道"的学问。温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访谈对象无论是拒绝"共情"还是接受访谈,作为研究者都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他们(实际上也是我们)予以主动的、必要的、足够的关注,这本身就说明了民俗学及其田野作业的温度。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柳田国男与日本民俗分类

日本民俗学较为发达,早期日本民俗学又称为柳田国男民俗学。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和心意现象民俗三部分类法在世界民俗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也是柳田国男民俗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他认为心意现象民俗资料的调查、研究,才是民俗学这个学问的最终目的。无论哪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俗学研究,其最终目的就是研究和阐释那个国家的民族和当地人的心意现象。有形文化和语言艺术两个部分是为了达到调查和研究心意现象的阶段和过程。柳田国男的三部民俗分类法,奠定了日本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日本民俗分类的发展,体现了日本民俗研究对象的变化。     

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将对民俗传统的理解表达出来因而拥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从学术分工上看,整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更多是由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来担当,但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意义却不局限于历史民俗学,而是惠及包括历史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在内的整个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是为着民俗学的,也是属于民俗学的。民俗学对于历史民俗文献的界定本身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其研究过程中对文本与生活关联取向的谋求也丰富着文献研究的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