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国秦汉时期的村落结构

战国秦汉之村落由早期村落演化而来,但无论是村落空间结构、社会结构还是信仰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早期村落所失去的重心得以重构,被剥夺的功能不断补充。战国秦汉村落既是“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的居住共同体,又是“守望相助,百姓亲睦”的生活共同体,还是“四邻并结”“倾盖社场”的信仰共同体。与之同时,村落也被纳入自上而下的王朝组织体系中。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基本被乡里组织覆盖,成为乡里体系的地理空间载体,村落的自然属性被限制在特定范围内。因而,战国秦汉村落无法构成欧洲中世纪式的村落自治共同体,其实质是王朝行政体系中的基层地缘行政组织与村落共同体的复合体。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基因构成,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仪式实践与榉村的社会整合

滇西汉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世系结构、祖先信仰、自然崇拜等是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方式。宗族内部秩序的整合依靠祖先认同所产生的内聚力来实现,并通过宗族祭祀仪式表达出来;村落共同体秩序的整合则依靠村民的集体信仰,这也是建立村落地域认同的关键因素。对村落社会整合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为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助力。     

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

广东潮州地区的东凤村原本是一个杂姓聚居的村落 ,后来逐渐演变为单姓陈氏村落。借助于实地调查所得之口述传说和族谱、方志等文献 ,再现东凤村宗族整合的历史过程和与之相关的庙宇活动方式 ,并由此讨论在乡村社会史研究中 ,理解口述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如果可以将乡村故事视为乡民的“历史记忆” ,那是因为它们对于理解和解释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乡村生活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乡村社会的格局和乡民的生活方式 ,自然又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积淀的结果 ,因而 ,对乡村故事的解析 ,实际上也可视为重新建构乡村历史的过程。“口述资料”和本地人的记述 ,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乡村历史的“事实”和内在脉络。     

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当代民俗学贴近现实社会的一种路径

通过关注村落社会,中国当代民俗学从关注具体民俗事象转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促进了现代民俗学者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与文化现实的进一步理解。在村落研究的技术层面,研究者需要重视在田野中的感受和经验,对普通村民日常琐碎的生活世界进行深挖和叙事学分析,深刻理解村民的生活逻辑和意义。迈向日常生活整体的村落研究,应当成为当代民俗学拓展理论空间的一种路径。     

道士下山:乡村公共空间的共建与分化——以鲁中“锦屏山”的神圣建构为例

现代民俗学以村落空间为单元的田野研究,多指向村落内部的民俗事象,并以之寻绎村落社会内部的人际交往、文化实践及其耦合机理。然而,许多研究指出,村民的生活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多种独立的、不完全依存的边界或空间构成。清初以来,全真道以鲁中地区锦屏山为载体建构起来的公共空间,使得区域社会呈现出了联村共治的实践策略和民俗智慧。"锦屏山"公共空间的共建与分化,映射出村落所具有的开放性特点,同时也展现出传统中国的"社会性"脉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展与重构。     

日常景观视角下的村落价值

中国现存大量的传统村落,其保护利用的工作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遗产话语体系语境里突出价值的概念,并不适用于评估这些"日常的""普通的"的乡村遗产的价值。日常景观关注的是人们日常活动的场所和生活文化的表达,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发展趋势、文化多样性和平等性的多元视角,以及对于场所精神的理解,可以适用于解读普通传统村落的价值,超越传统的遗产价值体系,更好地建立起传统村落与当下更广泛社会议题之间的联系。     

劳作模式与村落认同——以北京房山农村为案例

近代以来,受工业化和城乡市场体系变迁的影响,北京西部农村的农民在土地耕作之余除了进入工矿企业做工之外,还在副业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中投入更多劳力,使得不同村落的商品生产走向专业化。在这个过程中,村落集体无论在生产技能还是在市场竞争能力上都进一步拥有了共通的身体经验,从而增强了村落的认同感。可以提出“村落劳作模式”的概念,用以观察村落集体在进入市场经济过程中日常生产行为模式的变化,理解这种变化对于村落共同体的自我认同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民俗学历来关注不同群体身体经验的文化现象,经由对于村落劳作模式变化的观察,可以深刻体会农民如何参与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作为,这应该是民俗学参与城乡社会发展研究的一种贡献。     

抗战时期晋西南乡村权力结构

1937年太原沦陷后,山西省政府迁至晋西南,由此引起晋西南乡村激烈的社会变动。阎系政权偏居晋西南一隅,把政治控制从县乡延伸到村落。晋西南传统的乡村权力机构表现出与平原富庶区不同的特色,乡村社会是一个普遍贫穷,基于地缘关系和共同利益的共同体。阎系政权对乡村资源的过度汲取导致了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利益冲突。     

在国家叙事与地方叙事之间——英国北约克郡乡村博物馆实践

作为工业化程度较低的非都市郡,英国北约克郡保存着完好的乡村景观和历史建筑。自19世纪,英国便出现乡村生活的博物馆化,在保护乡村景观的同时也致力于收藏、保存乡村记忆。北约克郡乡村博物馆的产生和发展植根于英国社会和文化情境。乡村博物馆实践不仅是国家价值的体现,也是调节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机制。在国家话语体系内界定"乡村"的同时,也承担起塑造地方感和地方认同。反观我国乡村博物馆,其实践以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为肇始,秉承对村落景观进行整体性保护的理念。然而,在具体建设中仍然面临激发村落居民文化自觉性,建立有效的运营、管理机制的挑战。     

庙会献戏与村民生活的表达——以安国药王庙会为个案

作为村落社会中"非常"态的生活事件,庙会及献戏活动更多表现为参与者对生活体悟和理解的表达。对村民来说,庙会献戏也许并非"非常"态生活的唯一表达,但对于庙会献戏来说,生活现场却是其存在的根本依据。可以说,没有合适的生活现场,就不会有庙会及献戏活动,所以我们要理解庙会献戏就必须回归到参与者的生活现场,解读村民基于生活体悟赋予献戏的多重意义,也许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庙会献戏与村民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     

传统村落的性质与问题——我国乡村文化景观保护与利用刍议之一

传统村落的自然和文化生态都相当脆弱,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空心化、老龄化、城镇化等问题。传统村落作为一种文化景观,表层的文化形态是可视的有形物质表象,如村落的建筑形态、村民的发式服饰等;中层的文化结构是产生表层文化形态的行为,如村民的生产活动、村民的行为方式等;深层的文化内涵是导致中层文化结构的社会机制,如传统乡村的社区及其机能、世代相传的每规民约、农业社会的生存智慧等。所以,需要通过系统地分层次探索中国传统乡村文化景观存在的问题,以便进一步探索传统村落能够得以保存并延续的思路。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论略

正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权力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是理解乡村社会运转模式的关键性环节。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乡村及乡村社会?二是如何理解权力及权力体系?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乡村,往往是与城市相对的,是在唐中期真正意义上"城乡分离"后才出现的概念。之前有唐前期的"村坊分治",还可以追溯到其源头:商周时期的"国野分治"。在从"国野分治"到"村坊分治"的2000多年中尽管有社会阶段的更替和朝代变迁,     

平遥乡村遗产的生长：基于山前近水聚集型村落观察

平遥乡村遗产作为平遥古城的背景环境,是地域系统内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生态以及人地关系的映射。近水聚集型村落在平遥山前地区较为普遍,山前地区村落的选址布局、村庄结构和典型建筑根据村落规模大小呈现不同类型特征,反映了社会活动与村落空间的互动、生长和衍生关系。明清时期频繁的人口流动推动了平遥山前近水地区村落的二次形成,历史上水资源的匮乏、粮食生产的不足造成了人地关系的紧张与村际关系的复杂,商业的发展则对此有所缓解。人口流动、水案纠纷、祈雨活动、商业发展、代管村落等村际社会活动反映在村落空间的生长演变上,给村落空间带来结构性的影响,留下了诸多建成遗产的印记。     

宁夏传统村落发展中的社会组织参与及景观风貌 传承调查与研究

宁夏传统乡村村落是我国保存较为完整,乡村生活方式与人际结构也相对完整的西北地区且相对封闭的传统村落。但是伴随着全国城镇化建设的日新月异,基础镇区变动的频繁,宁夏传统村落其中的一些名村所承载的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传统文化信息都在不断的消亡,乡土文化和民俗文化不断消失。基于宁夏的经济发展水平、选取典型的传统村落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对村落的保护与建设现状、社会组织与参与情况、景观风貌特征分析及传承情况进行调查,并基于基础要素条件及分析调查提出对于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的初步的构思与构想。     

论日本古代社会的村落首长——以石母田正的首长制学说为中心

战后日本著名古代史学者石母田正提出的首长制学说认为,在古代日本,郡是政治统一的共同体,因而将郡司级首长看作是地方共同体的代表,律令制下的郡司是将地方首长的统治制度化的产物。石母田正不承认村落级共同体及其首长的主体性,但日本史料中关于"村首"的记载证实了村落首长的存在,同时村落起源传说佐证了村落并非郡司级首长开发的"计划村落"。村落首长与村落成员的纳贡关系表明村落首长主导下的社会生产关系才是原生性的生产关系,村落首长也并未被排除在国家政权组织之外。郡司级首长的统治也是以村落首长的统治为前提,这种统治具有国家公共权力萌芽的性格。     

汉唐村落形态略论

村落是与城邑相应的社会单位概念,源于龙山时代聚落分化中的普通聚落,自兹至汉,是一个连续发展的乡村基本聚居形态。汉代乡村组织的特点是里聚合一,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一致;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里聚分离,作为自然聚落的“村”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意义;至唐代,里正成为乡政的主持者,村正开始行使里正职掌,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这一演化实质上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分合变化,并不具有城乡分离的内容,与“城邦帝国”、“领土帝国”之概念亦无干涉。不论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在不同时代具有多少称谓,它一直是与城邑对应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的共同体。     

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读后

商务印书馆2005年11月出版的侯旭东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是一本研究北朝乡村社会的专著。近些年来,对县级行政机构以下的社会进行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门领域之一。就魏晋南北朝一段来说,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非常多,但以往的研究多详于南朝,北朝的研究则集中于宗主督护制和三长制,对北朝村落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侯旭东的专著,在这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弥补,它对北朝乡村作了相当细致和全面的研究,勾勒出北朝村民生活的生动画面。这本书有不少创获和亮点,下面择要介绍。《北朝的村落》利用所能搜罗到的大量石刻与出土文书,在日本学者宫川尚…     

晚清华北村落

“村”是乡村中自然形成的基本单位,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中有其独特的地位。本文主要依据方志等地方文献以及西方人士在华旅行的记述,探讨晚清时期(19世纪后半叶)华北地区,主要是直隶省村落的外部形态,认为：北方村落规模多为中小村落,百户以上大村不占多数;为安全需要,若干村落环筑土墙或设立“庄门”;为农事、生活及精神等方面的需要,很多村落在村内、村外掘井、立庙。本文还描述了村落的街巷、房舍结构和道路交通情况,并摹录了一些显示当时村落形态的村图。     

对景迈山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思考和探索

景迈山古茶林遗产构成要素之一的传统村落,已有5个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同时因景迈山申遗带来的地方发展机遇和世界遗产申报要求,也使得传统村落保护面对许多问题和挑战。景迈山遗产保护的实践表明,传统村落作为活态遗产,需理解其是原住民"家园"这一核心功能,通过延续社区与村落的生产生活关系,建立符合其文化传统和生态环境的发展方式,运用"整体保护、活态保护"保护方法,引入共同决策机制,根据现实条件,不断探索协调平衡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工作路径。     

论民间信仰的城镇化空间——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传统信仰重建的考察

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常常被称为"农民的信仰",沿袭着中国农耕文明的轨迹而在广大乡村生生不息。观照当下,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已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由于城市的扩张或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大批村落被"征用"而消逝,一大批世代附着于土地、靠天吃饭的农民也迅即结束了农耕生活转而成为城镇居民。在此过程中,"新城镇居民"内卷化所致重建传统信仰的行动与城镇化生活中国家的强势在场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村落传统信仰的社会迁移往往陷于"水土不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的传统信仰重建实践表明,信仰的迁移之于农民的迁移及其城镇化融入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传统信仰的恰当"征用",或可成为有序城镇化的一种有效"策略"。城镇化不应成为传统村落信仰的终结者,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调适转型的催化剂,要以文化之理性和政治之理性的结合,建构有利于更好聚合传统村落文化要素价值集成的制度空间,重建民间信仰的当代意义,从而创造出新型城镇文化力提高与释放的过程,彰显新型城镇的地域特质和"文化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