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印边界谈判

中国政府向来特别珍视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积极与印度等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1954年6月25日至28日,周恩来总理在参加亚非会议期间,应邀访问了印度。两国领导人于6月28日在友好的气氛中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了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发展两国之间关系的最基本原则,并将其作为两国解决边界问题     

G2时代的中印边界谈判

中国秉持的原则似乎是:中国是个大国,在边界问题上不要与周边小国太过计较8月7日和8日,国务委员戴秉国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举行第13轮边界谈判。本来此次谈判     

1964年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的历程及基本经验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以往一直保持平静的边境地区也开始出现紧张局势。有鉴于此,中方主动提出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却被苏方拒绝。一直到1964年年初赫鲁晓夫发起新一轮的"和平攻势"后,苏方才接受中方建议,开始第一轮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在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两国边界问题的历史纠葛、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最终也未能签订任何协议,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过,在两国交恶的情况下,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所取得的经验为两国最终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亲历中苏(俄)边界谈判

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外交部工作。其间,我曾参加自1964年到1988年中苏边界谈判的全过程。1995年至1999年,我出任驻俄罗斯联邦大使期间,也曾参与中俄间包括边界问题的各种谈判。可以说,在当代中俄边界谈判问题上,我既是谈判亲历者,又是两国关系演变的见证人。     

近代中印中段边界史初探

中国西藏与印度的边界较长,为了便于说明,按目前中印外文界的说法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３段。本文主要根据英国印度事务部的档案和我方解放后划界的资料,辅以西方人的游记。揭示了英国在中印中段边界上侵藏的史实,论证我方今日所定边界的历史依据。文中认为,后来独立的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完全继承了英国的殖民主义遗产,在这段边界上采取同样的立场。     

1959—1962年中印边界危机恶化的原因

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20世纪50年代,两国关系一度非常密切。从1959年开始,由于印度对中国西藏问题进行干涉,不断挑起边界争端,导致中印边界危机逐渐恶化,最终爆发边界战争。边界危机的恶化是历史与现实、印度国内政治与国际冷战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中印建交与新中国外交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同印度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先谈判后建交的外交原则,还赋予了"一边倒"更丰富的内涵,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     

中印在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缘经济格局对比研究

跨喜马拉雅地区是一个地理环境独特而复杂的区域,连接着中亚、南亚和东南亚,是我国“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作为印度“东向战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叠区,该区域被认为是中印地缘经济利益交汇区。然而,已有研究对中印在跨喜马拉雅地区地缘经济格局刻画的深度和广度均不充分。因此,基于2002—2020年跨喜马拉雅非主体国家贸易进出口数据,本文运用HM指数、贸易强度指数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多层面对比了中印在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缘经济格局。结果表明:①在经济依赖上,跨喜马拉雅非主体国家对印度的依赖程度总体上要高于中国,其中不丹和尼泊尔对印度的依赖程度最高,而巴基斯坦和缅甸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较高。②在贸易强度上,跨喜马拉雅非主体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强度指数整体偏低,而与印度的贸易强度指数整体较高,其中缅甸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最密切,而尼泊尔和不丹与印度的经济联系最紧密。③在贸易网络中,中印两国处于跨喜马拉雅地区贸易网络的绝对核心位置,形成了以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为组群,以及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为组群的两个组团。     

蔡元培与泰戈尔编织中印交流文化纽带

享誉世界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在1924年首次访问中国,与"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结下深厚友谊,两人竭力筹建中印学会并在印度创办中国学院,共同编织中印交流的文化纽带,为增进近代中印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缅边界中的"麦克马洪线"问题及其解决

中缅边界中的"麦克马洪线"问题是英国在中国西南边疆进行殖民扩张的产物.中缅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在1961年全面解决了包括"麦克马洪线"问题在内的中缅边界问题.中缅成功解决"麦克马洪线"问题的经验,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浅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一个僵持性谈判。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里 ,中美两国为什么要启动这样一个双边谈判 ?了解启动中美大使级变化的历史背景 ,有助于了解我们理解其僵持的原因。本文认为 ,中美两国启动大使级谈判的背景为日后双方的谈判出现长期僵持局面埋下了伏笔。在要不要进行双边接触的问题上 ,中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态度。基于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 ,中国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双边接触的办法和途径 ,而美国则不断地回避接触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并没有促使美国与中国进行直接接触 ,而中国随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却迫使美国不得不考虑通过双边接触的方式化解危机。在讨论中美双方会谈的议程和谈判内容上 ,双方存在着巨大矛盾 ,其实质是对待台湾问题的政策目标的根本对立。     

试析约翰逊政府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策略与意图

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一方面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应对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灵活性的挡箭牌,把中美僵硬对峙的责任推给中国;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开始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与中国联系的潜在的、有用的渠道,避免两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约翰逊政府与尼克松政府对会谈的不同立场,说明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是由美国对华政策决定的,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诗话研究述评

日本诗话作为中国诗话域外繁衍的一大支脉,是在中国诗话的直接影响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于开拓我国古代文学的域外追踪研究和汉字文化圈内比较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介绍研究日本诗话,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69年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筹划及流产

1968年11月底,中美双方议定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认为这为其转变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并积极拟定会谈目标、内容和策略。尼克松最终选择了"多听少动"的保守策略,显示了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华政策的矛盾性。此次会谈虽因"廖和叔叛逃事件"被取消,但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却为保留中美在华沙的联络渠道、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做了积极的补救工作,显示了美国扩大同中国接触和扩大会谈的强烈愿望。     

邓小平与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

在香港回归历史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并坚持从香港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亲自领导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不仅为香港胜利回归祖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当今世界提供了一个用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国与国争端的成功范例。     

中缅边界问题研究述略

中缅边界问题是近代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从1885年清政府开始和英国交涉中缅边界问题,到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政府互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批准书,这一问题的解决历时7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研究

清代东北地区基层社会的官制,长期具有"旗民分治"的特点。在各处八旗驻防地,尽管八旗制度长期存在,但在八旗制度内部,为应对旗人越旗居住、耕种,以及同一村屯内旗民杂处等若干新问题,各地方旗署将驻防地的村屯按照地域划分成若干界,拣选在旗当差的佐领、防御及世职云骑尉等,委为一界之界官,专办管界内的各项差务。清代东北各八旗驻防地的界官名称不同,设置时间不一,所司职责呈现一定的时空差异,但其旗界内基层承管官的角色不曾改变。界官所承办差务繁杂,主要是维护管界内的社会治安,承办界内旗民人等的涉农事务,督倡本界旗民的风俗教化等。东北地区的八旗界官,在咸丰至同治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自同治朝以降的同光宣三朝,因民治地方官的增设,练、防军及乡团练勇的募练,尤其是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四乡巡警的创办,八旗界官的职权被分割,因而迅速走向衰亡,但其作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基层行政官制演进中重要一环的地位无可替代。     

朝鲜古地图所见之清代中朝边界诸问题初探

朝鲜古地图中保存了清代中朝边界的诸多重要信息。通过对多种朝鲜古地图的解读,考察了其绘制方法与特点,重点分析了穆克登碑、图们江源、"间岛"及鸭绿江下游岛屿等边界地区在地图上的表现方式与变化轨迹。可以看出,朝鲜古地图在绘制方法受到了中国传统舆图的深刻影响,在内容上反映了绘制者对本国历史、地理状况的认知,也体现了其领土观念与"北拓传统"。     

华沙会谈与中美对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

华沙会谈对中美双方处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产生了不同的政策影响和作用。会谈虽然有利于中美决策者了解对方的意图,但会谈使双方的分歧更加尖锐;中国通过华沙会谈调整和改变了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而美国则更加明确了沿海岛屿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