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教会:从双重纳税义务走向单一纳税义务

中世纪教会的税收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 ,几乎每一种税收都与某种权力的行使有直接的联系。中世纪的英国教会处于教皇权与王权二元权力体系的统治之下 ,向两个权力主体履行纳税义务。 16世纪宗教改革引发了教会权力的大规模转移 ,英国教会转而处于“至尊王权”的一元权力体系统治之下 ,教职界也由此前承担的双重纳税义务走向单一纳税义务。在这场教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中 ,教职界的纳税负担不仅没有减轻 ,反而成倍增长 ,国王政府也以法律形式将教职界税收固定化 ,使之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资源。     

中世纪欧洲的教皇权与英国王权

中世纪欧洲的教皇权与英国王权刘城教皇权与王权,是并存于中世纪天主教各国的两种权力体系。正确地评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和１６世纪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改革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以英国为例,对教皇权与王权的关系以及这两种权力如...     

英国中世纪教会法庭与国王法庭的权力关系

英国中世纪教会法庭与国王法庭的权力关系刘城１２—１３世纪的英国,在宗教法以及教会法庭司法审判权初步形成的同时,国王法庭的司法审判权也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并逐渐发展起普通法。在此之后直至１６世纪宗教改革,宗教法与普通法这两种法律、教会法庭与国王法庭这两个...     

试析中世纪西欧教皇专制统治的确立

中世纪对于西欧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封建政权与教权的依存和斗争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线。罗马城内的教会是西欧天主教的精神统治中心,教皇是其中的首脑。当教会的势力发展到鼎盛时期,教皇则拥有了无可比拟的权力,并将权力延伸到了世俗领域,权势超过了世俗君主。从十一世纪末到十三世纪末,教权超越了西欧各国的王权,不管是在精神领域还是在世俗领域都可以与世俗王权相抗衡。     

近百年来西方的西欧封建王权理论

一般而言,西方学者将10至14世纪的西欧王权称为封建王权。西方的酉欧封建王权理论主要包括如何估价王权的性质、地位、权限、发展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极为复杂,要对它作出理论上的界定和论证颇为不易。当代英国著名史家N·扎考尔曾指出,由于日耳曼原始民主传统、教会王权神授理论和封建“契约”关系等诸种相互矛盾因素的影响,“中世纪社会中的国王地位变得模棱两可”,难以论证。一个世纪以     

论10～11世纪德意志的帝国教会体制

10~11世纪,德意志存在一种帝国教会体制,其实质是王权主导下的王权与教会间的共生共存关系。在这一体制下,教会机构成为国王的政治机器,教会首脑成为国王官吏,同时国王则全力维护教会的特权和利益。在萨克森王朝统治时期,帝国教会体制成为德意志强大王权的一根重要支柱。但从长远来看,这一体制也存在严重隐忧。“主教授职权之争”以后,帝国教会体制瓦解,王权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     

缓慢而微小的变革:亨利八世时代国教会宗教信条解读

英国16世纪宗教改革重新定义了"世俗权力对于教会的责任",国教会"最高首脑"不仅是"信仰的护卫者",而且有责任"促进信仰的和谐与统一".这样的责任定位迎合了宗教改革后信仰多元化发展的新局面,要求世俗权力建立超越教派的统治,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神学教义改革的政治化解决方案.本文通过解读亨利八世时代产生的三部信仰阐释,深入诠释了如何构建"信仰的和谐与统一",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缓慢而微小的神学教义变革.     

英国近代前期王权问题补正

曾见一些著作写道:英国近代国王“统而不治”,王位“形同虚设”。这些词句指明了英国近代王权的发展趋向,但用来衡定近代前期王权,似有些言过其实。本文目的不在于重新强调“光荣革命”后王权大大削弱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是补充论证易被忽略的另一方面:“光荣革命”后相当长时期内,国王仍拥有一些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一定作用。顾名可知,本文涉及时间范围是英国近代前期。何谓“前期”?国内未见确定提法。但著文当确定一时间范围,以免漫无边际,鉴此就把“前期”下限定在十九世纪初吧。一1688年“光荣革命”前后,英国国王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不同。     

英国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神学教义革命

英国"王权至尊"的权力结构,决定了神学教义变革的政治性解决方案。教职会议或主教在"至尊的王权"邀请下,以普通法的方式参与了对神学教义的定义。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政治环境,为神学教义革命的释放提供了机会。爱德华六世时代产生的《公共祈祷书》与《四十二信条》,将英国国教会神学教义改革演绎成了一场革命。经历玛丽一世的天主教政策之后,伊丽莎白一世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爱德华六世时代的革命性举措,使英国教会在神学教义与礼拜仪式方面兼具路德教与加尔文教的特点。     

都铎王朝的经济立法与英国近代议会民主制的起源

确立于17世纪的英国近代议会民主制是否可以在前一个世纪、即都铎时期(1485—1603)找到起源?这个问题长期为史学界所关注。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史学家中先后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出现于本世纪50年代的“正统派”观点。该派代表人物、英国史学家尼尔认为,在都铎末代君主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1558—1603),下院在宗教改革、王位继承、下院权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女王、枢密院选有不和,议会与王权的“政治对立”颇为尖锐,实际上已经揭开了议会反抗王权、夺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一圣通谕”管窥

在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争斗历程中,"一圣通谕"的提出无疑是罗马教权攀升中的重要一环。它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其理论来源颇为广泛。它把教皇的绝对权威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致使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招来杀身之祸。由于通谕本身对教皇的特权强调过甚,包括世俗阶层在内的非教派人士愤起抗争,教皇统治权的理论一度受到严厉驳斥,"一圣通谕"最终未能成果。     

中世纪英格兰“政教之争”初探

中世纪英格兰罗马教皇权曾一度超越王权。此后,国王通过与新生议会合作,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建立起了国王为首的英格兰国教会,为近代英国民族国家的诞生打下基础。     

从流民法看都铎时期议会与王权的关系

都铎时期是英国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英国虽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但国王在政策上仍需要议会的支持,议会亦需要王权的保护。这种“互助”的关系也反映在流民立法上。当英国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时,议会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法规中充分体现了国王的意志。因此,无论是“血腥立法”还是“社会福利”立法,其根本目的都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发生动乱,稳固统治,在这一点上议会与国土的利益是一致的,国王与议会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     

英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宗教因素

民族国家是一种以民族为载体,以人文传统为纽带而形成的、享有独立主权的政治共同体,它包括明确的疆界、共同的文化传统、独立行使的最高司法权,以及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几个基本要素。英国民族国家从中世纪后期开始起步,当时王权倚重于市民阶级的支持,在建立新君主制的基础上冲破了教权至上的普世主义的束缚,摆脱了教皇和罗马教廷的控制。在17世纪的革命中,英国的清教徒秉持信仰自由的宗教信念,披着宗教外衣反抗斯图亚特的专制统治。在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从约翰.威克里夫发动的自下而上的宗教改革,到都铎王朝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再到17世纪的"清教革命"和"光荣革命",宗教因素长期左右着英国的政治生活。     

英国封建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中世纪英国封建制度形成的方式与法国和德意志地区有很大的差异．它是在氏族公社瓦解的基础上产生了诸多的封建因素．如：大地产制正在形成;从土地中产生出了个人依附的政治关系;以及国王给予基督教教会的特殊权利．使其介入了国王的世俗事物．等等。这些社会条件已经使英国从氏族公社制走向了封建制度．诺曼人的征服加速了这个过渡的步伐。英国向封建制度过渡的方式决定了其封建制度发展的特质。     

论弗朗索瓦一世时期的法国宗教政策

从16世纪20年代开始,法国国内兴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最初得到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支持,但其后又遭到了他的镇压。通过对弗朗索瓦一世宗教政策的前后变化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法国的宗教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内在属性发生了重大转变的运动,它由带有精英化色彩的人文主义者发起,后期又由大众化的路德教派宗教改革者所接掌;其前期内核仍是人文主义的延续,后期才逐渐发展成为激进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大众化且激进的宗教改革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暴力与动荡是始终秉持政治实用主义的弗朗索瓦一世所不能容忍的,在宗教改革运动已经脱离其掌控范围之后,他便对这场运动展开了镇压。因此,弗朗索瓦一世时期宗教政策的转变,本质上是法国王权在社会思想与文化大众化进程中进行自我调适的过程。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衰以及弗朗索瓦一世的宗教政策为理解之后几个世纪法国历史的走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俄国教会改革的特点

1054年,基督教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分裂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天主教,在16世纪进行了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改革中形成了以路德教为代表的新教派别,使天主教又经历了一次大分裂;第一次大分裂后出现的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后来又以俄国为中心)的东正教,则一般都与所在国家的世俗政权相结合,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局面。东正教在俄国也曾出现过几次改革运动,但是在改革的内容、形式以及历史作用上,都与西欧的宗教改革大不相同。东正教在俄国,基本上是一直处于沙皇政权的控制之下的。它虽然也经历过一些改革,但始终是在沙皇授意下或直接操纵下进行的。俄国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教会改革有过四次,即:伊凡四世时期的“百章会议”、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时尼康的教会改革、彼得一世的教会改革和彼得三世、     

中世纪西欧教会法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和规范

本文依据中世纪西欧《教会法大全》讨论当时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家和教皇们有一种二元论的政治理论 ,认为世俗政权和以教皇为首的教会领导机构应该有各自不同的势力范围 ,前者负责国家的治理 ,后者负责宗教事务。他们以为这一理论有利于教会和国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了划分清楚教会和国家的权威范围 ,教会法学家把教会法界定为独立的法律体系。在复杂的现实政治中 ,对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做这种区分是极为困难的。     

从国王名称和徽章等看都铎英国的王权

指称与象征是透视都铎英国王权的重要视角。都铎英国国王的自称与他称、国王的正式称谓与称号、国王的纹章与旗帜等,是分析都铎英国王权的指称与象征的主要内容,但迄今很少有学者从这样的视角对都铎王权进行研究。指称与象征的内涵及其变迁表明,都铎王权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权与主权观念实现了重合与交融,但王权的范围与职能划分中存在着公权与私权的内在矛盾。这集中体现在国王的特许权上。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宪政的发展历程正是解决国王特许权内在矛盾的过程。     

试论西欧中世纪封建王权的"合法性"

中世纪的西欧在建立采邑制的过程中确立了个人联合的政体形式。在这个政体中 ,王权的合法性决定了其具有政治统治权威。基督教“君权神授”的神权政治思想为封建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由教会举行的加冕礼使王权的合法性具体化。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使采邑制具有潜在的分裂因素 ,封建王权用特许权作为对各自为政的封建领地施行统治的工具。王权的合法性赋予特许权法律权威 ,法律权威给予封建领地的社会群体司法保护 ,保证个人联合政体的正常运行 ,同时也促进了封建社会中新因素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