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志士谌志笃

正谌志笃(1896—1971年),号石僧,生于贵州织金。11岁随父亲到贵阳,就读于贵阳私立南明中学,1916年考入天津工业专科学校。1918年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共同建立了传播进步思想的学生组织——"觉悟社",是该组织的骨干。1919年"五四运动"中,谌志笃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赴北京向段祺瑞政府请愿时,他咬破右手食指,写下"学生作事,纯本天良,不为势迫,不为利诱"的血书。后又被选为京津"学生联合     

我的贵阳情结

离开故乡贵阳旅居香港,已是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星移斗转,我对贵阳的思念却是与日俱增。贵阳和香港虽然相隔万水千山,可我和贵阳之间,却有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情,贵阳永远在我心中。 我的父亲孙序九先生,原是上海的一位工商界人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母亲从大上海撤离向西转移。一路上颠沛流     

事记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在天津诞生。当时社员有20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谌志笃等。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向导》周报由蔡和森任主编,高君宇、瞿秋白、彭述之、     

“知我贵州 爱我贵阳”知识有奖竞赛答题表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2009年,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和贵阳、贵州解放六十周年。为普及历史和自然知识,激发读者的爱国热情。本刊特举办“知我贵州爱我贵阳”知识有奖竞赛。     

共同战斗中的周恩来与张太雷──纪念两位革命家的百年诞辰

在五四运动的风暴中周恩来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张太雷同年6月17日生于江苏常州,同在大运河畔,一个苏北,一个苏南,是同乡。周恩来幼年嗣父母和生母早逝,生父转徙异乡,不得不依赖伯父抚养。张太雷八龄失父,赖寡母扶育成人,饱尝艰辛。他们少年时代的生活遭遇也竟是如此相似。更加巧合的是他们都在五四运动前到天津读书,先后投入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天津的五四运动与北京紧密相关,早期领导人是谌志笃、马骏、李毅韬、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及年龄较长的南开老师马千里,特别是马骏、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冲锋陷阵,一马…     

叶大年：我的贵阳教育情结

正今年我已进入八十老翁之列,回首往事,有十一年是在贵阳度过的,从1946年7月到1957年7月(其中1955年7月至1956年7月暂迁重庆)。这十一年正是我在贵阳接受基础教育的时期,从小学二年级到高中毕业。我一共念过四所学校,贵阳实验小学(即后来的南明小学)、贵阳扶轮小学(即铁路员工子弟学校)、贵阳二中(即今天的贵师大附中)和贵阳六中。这个时期的教育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6年,家父叶勉之调入湘桂黔铁路局都筑段工程     

我与徐悲鸿先生的一段交往

抗战期间,我是贵阳百货业工会委员,在贵阳经营百货商店。由于喜欢书画,店里经营有宣纸、笔墨、古玩、字画。亦给人代销字画。我原知道徐悲鸿,收集有他书画印刷品。听说徐悲鸿从桂林来贵阳,我就到中国旅行社贵阳招待所去会见他。我们见面后,徐先生谈起要在贵阳搞画展,我立刻对他说我能帮助联系展厅等事情,徐先生很高兴,我们就这样认识了。画展在中华南路师范小学礼堂举行,徐先生展出了《八百壮士》、《川人汲水》（表现重庆人挑水辛苦状）、马、喜鹊、鸡、人象等画。我很喜欢徐先生的画,亦佩服他的为人,就捧场定了他的“狮子”、…     

《贵阳文史》知识有奖竞赛在农村

本刊讯2009年2月8日,《贵阳文史》杂志在南明区永乐乡举办“知我贵州爱我贵阳”知识有奖竞赛。《贵阳文史》杂志副总编辑介绍了“知我贵州爱我贵阳”知识有奖竞赛,与培育“多彩贵州文化”的意义。     

贵阳卫校校史上的五个“六”

正2013年初冬的一天,我到贵阳护理职业学院参加《贵阳政区大典》编委会召开的编辑工作会议。置身于宽敞优美的新校区,看着一幢幢现代风格的教学、科研大楼和学生公寓,不由想起我的母校即这所学校的前身——贵阳卫生学校。之后,我特意到位于贵阳次南门外花溪大道北段19号的贵阳卫校故地重游,所见已是面目全非,我读书期间的教学楼、实验室、礼堂、宿舍、篮球     

漫画家──黄尧在贵阳

黄尧是抗日战争中期到贵阳来的著名漫画家之一。1943年,通过贵阳画家吴夔的介绍,我认识了黄尧。那个时期到贵州来的漫画家还有叶浅予、丰子恺等,叶浅予喜欢到贵州外县进行采风,画了一些反映少数民族风情的漫画。黄尧则在贵阳的时间居多,他是一个很有风趣的文化人。当时不过三十出头,圆脸上架着轻度的近视眼镜,不管天晴下雨,不论酷暑严冬,他总穿着一件风衣,一个塞满画具、画本的皮包,从不离手。讲话总带着微笑,他是“下江人”,但总是学着讲贵阳话。在贵阳居住一段时期后,黄尧对这古老的山城,抗战大后方的重镇──贵阳产生了感…     

我和普陀路联络站

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我在贵阳文通书局印刷厂当童工。抗战八年的离乱生活送走了我的少年时代。我经历了许多苦难和辛酸,心里产生了朦胧的革命意识,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我独自苦闷,彷徨。一九四六年,我到贵阳中华中路“老同     

我的一中生涯

我初中、高中就读于贵阳中学,1950年,贵阳中学与其他学校合并组成贵阳一中,因而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中校友。某日,见《贵阳文史》征集一中校友文稿,遂激起了我中学时代的回忆。 两张毕业证书 从1906年的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到现在的贵阳一中,100多年来,各个阶段的学子对于母校都有自己难忘的记忆。我们这个班（贵阳中学初中第47期,接着是高中第32期）是个春季始业班,1944年3月入学时,学校还疏散在贵阳乌当的后所村;     

贵阳印象

<正>来了,去了,又来了。贵阳与我若即若离。那是一个阴冷的黄昏,我到了贵阳。我是从上海出发,在重庆下船,就随汽车在凉风垭公路上吃力地盘旋。山连着山,一座一座,峰峦俨如威仪棣棣的屏障,乳白色瘴雾在山腰静静低徊,蓝天呢,深邃又缥缈。这对在海边出生长大的我是开眼界的。     

《贵阳日报》1958年创刊回忆

<正>我是在1958年5月从贵阳八中语文教师的工作岗位上调到《贵阳日报》社的。那时报社刚刚开办,在法院街一个小院落里。我去的时候已有一些同志在那里,摆谈起来,大都是半路出家,没有办过报的。不过先来的在《贵州日报》社学习了几天,而     

书信看名家

闲暇时整理收藏的名人书信,竟有上千封之多。一件件翻看阅读,一遍遍学习体会,每次都被这些名人的谦虚、善良与真诚深深打动。从五湖四海寄到贵阳的这些名人书信,见证了他们对贵阳人和贵阳这片土地的支持、关注。翻开已故作家楼适夷1993年的来信,我心中很沉重。他在信中说:"您光荣的战创,当已完全康复,转业工作。我祝愿人们以后不要打仗,有问题大家用对话商谈来解决;这愿望现在难达到,但总有一天会达到的。我现在八十九岁,当然亲眼看不到了,但希望你们有一天可以看到。"这也成了我后来关注世界和平的原因之一。打开彭荆风的信,我总是心存感激。这位     

文史情结——忆从读者到主编

我对《贵阳文史》是情有独钟的,从1986年由兴仁武装部转业至今,在贵阳市工商联工作8年,在市政协工作8年,两个单位工作时间整整16年了,在这16年里,我由一个爱好文史、党史学习和研究,分管工商联文史工作到直接担任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和《贵阳文史》这一公开发行刊物的主编,在《贵阳文史》创刊20周年之际,心情无经激动,有许多难忘的往事记在心头,至今记忆犹新。     

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

现在,60年过去了。我和老伴走在贵阳的大街小巷．眼见从前满目疮痍的贵阳如今一切欣欣向荣,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父亲教我学世界语

经贵阳市民政局批准,贵阳市世界语协会成立了,可喜可贺。这不由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往事：1952年,我父亲毛国琦在贵阳师范学院任教,他除了教授英语外,还给学生讲授世界语,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已经从贵州大学退休,住到了我在蔡家关的家,他经常与贵阳的世界语爱好者来往,其中有不少人是年轻人,他们还到我家里来进行交流、请教父亲有关世界语的一些问题,他总是热情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在一旁的我听了很感兴趣,我就问父亲什么叫世界语,是多久学习世界语的。     

怀念熊蕴竹同志

熊蕴竹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1968年6月熊蕴竹同志被迫害致死,虽已过去20年,但回忆40前我与她在一起相处的日子以及解放后多次在北京相见,她那热情和亲切待人的形象,使我深深地怀念着她。1939年,我在贵阳参加读新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合营的书店)工作,熊蕴竹同志在贵阳     

历史的刻度——向读者推荐岑永枫的《贵阳历史上的今天》

过去,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历史上的今天》,很有感触。它用高度浓缩的手法,集中每天发生的大事,从一天上溯几百年,从一事展示中国和世界,使人跟界宽阔,受益非浅。我也盼望,贵州、贵阳有这样的电视,这样的书,可惜,我无能为力。岑永枫“深深地爱着贵阳”,他用了将近20年时间,倾注了大量心血,终于在2004年6月8日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写成了《贵阳历史上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