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

既往对西周服制的研究集中于服制形态的居多,而对西周服制的建构及其反映的国家结构形态与国家治理研究不足。西周王朝以建立五服制的方式建构国家结构形态,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治理。周成王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建立起甸服:第一,册命王朝大臣,赐以管理大小不等的土地和数量不等的若干族群;第二,划出特别的区域安置征服的异族与历史上遗留的姬姓族邦,设立邦君及其臣僚,管理这些族邦。周成王以赐命、封建的礼仪,建立大小不等的诸侯宗族体系,形成侯服、宾服。周成王举行会盟诸侯、方国的典礼,将征服的淮夷、荆蛮划为要服,戎狄划为荒服,使要服、荒服亦融入到周王朝国家之中。由是周王朝建构起以周王为天子,西部以宗周五邑为中心及甸服内朝臣、邦君宗族为主,东方以成周为中心的甸服朝臣、侯服宾服诸侯,南部、东部蛮夷方国,西部、北部地区戎狄方国臣服于周的国家结构形态。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册封诸侯封地,纳方国于要服、荒服体系的方式,实现了对宗周地区、成周地区及地方诸侯体系和边疆方国地区的治理。     

对贵州开发的历史思考

贵州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跻身中国的前列。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声威震动殊俗,局促在贵州的夜郎王还不知道自己与汉朝皇帝谁大谁小;三国鼎立之际,成都平原已是天府之国,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仍称贵州为“不毛”;唐代的长安是万国宾客,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依旧说“播州非人所居也”。直到今天,贵州还有不少个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地区。话说到这儿,总会有人理直气壮地说贵州地处偏远,向来不被中央王朝所重视,山高水深、土地贫瘠,限制了贵州的发展。如果我们从历史上考察,除了发现过去的事实未必尽然以外,还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启示。历史…     

贵州科技人才开发的历史回顾与对策思考

一科技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当代科技整体发展趋势的特点之一是以人为中心,人是科技创造的主体。振兴贵州经济,必先开发人才,人才得到开发,经济才能得到振兴;经济发展和人才开发的战略研究,关系到全局、关系到长远、关系到四化的成败。需高视角、全方位、多学科的协同探讨,共同推进。贵州科技人才开发,萌芽于晚清,进展于民国,兴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余年来,科技人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个体到群体,乃至全省规模的整体,经历了萌发、勃兴、发展和兴旺四个时期。在演变中,呈现出抗日战争阶段、三线建设阶段、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的“三次高潮”,和抗战结束人才回流、高校院系调整人才调出的“两次落潮”的兴衰起伏,反映出贵州地域和时代的特殊性。     

贵州：血火中诞生

1413年3月3日,京都,永乐皇帝诏告天下：“今设贵州布政使司,列为第13个省。”这一年是明永乐十一年,贵州以一省的名分列人中央王朝的视野。     

贵州近代盐荒论

在贵州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盐荒问题,进入近代史期仍然是严重的。清康熙以后,划贵州为川盐主销区,并逐渐形成四岸运销线,但运销量一直不能满足需求。食盐贵而缺,以致“编户之民,往往淡食,穷乡僻壤,更有终岁不尝咸味者。”这就给广大劳动人民在饥寒交迫之外,更添了一重生活的熬煎。盐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放前的某些论述,通常归结为“盐由外来,运艰道远”,这看法显然不全面。因为运艰非不可行,道远非不可至,而食盐运输又具有经常、大量和稳定的特点,其唯一要求只是源源不断,与此相适应,贵州早就有盐运驿     

贵州不能忘记他们

“从革命老区到新解放的地区,带着一种至死不渝的革命信念。南下干部对于贵州来说。他们是贵州这片土地的建设者,他们到贵州建立政权、保卫政权、建设政权。对贵州的功劳不可磨灭。”     

黔中王门──一个被忽略的地域学派

中国汉文化的中心主义,表现在以“五眼”判声教的制度上,最能反映其“夷夏之辨”的心态。在这种文化视角下,中原根据自我定位的文化中心位置,往往忽略“要眼”、“荒服”之地“蛮夷”的文化建树。黄宗羲《明儒学案》这样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将王学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和泰州等七大体系,然对最早传播王学、开拓一方文明、颇具一定规模和造就了著名学者的“黔中王门”,却未予片言只语。或许,这也因为当时之贵州还是“夷多汉少”的边激之地罢了。黔中王门的存在,近年来贵州学者多有提出,已是不争的事实。王阳明滴…     

明清时期贵州“亲辖地”的设置与知府行政职能的扩大

明清时期,王朝在开拓西南边疆,实施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在贵州设置知府的“亲辖地”,有效地弱化了土司的权力。本文拟考察明清时期贵州“亲辖地”的设置与演变,探讨由“亲辖地”引发的贵州知府行政职能的扩大。并藉此探讨明清王朝的国家权力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渗透过程。     

明代贵州开发的心理准备

明代贵州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中央政府既有大同思想,对贵州各民族施行怀柔政策,希望天下归心,形成四海一家的气象,又有明显的等级观念和大汉族主义情结,坚持汉族正统地位,“明华夏之别”、“谨夷汉之防”。外来移民到贵州求生存谋发展而又疏高贵州,生活在贵州却又有着强烈的故乡情怀;依托贵州而又有傲慢之态,与贵州少数民族相依相偎而又心存排斥。贵州土司迫于政治形势接受开发,却又竭力维护既得利益;下层广大民众热心学习中原封建文化和生产技术,但是在基本生存权力得不到保障时被迫反抗。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推动着贵州的开发进程,另一方面又使开发出现停滞或破坏。     

贵州无处不风光

有人为贵州测了一个字,把“贵”字拆成“中”、“一”、“贝”三字,并解释说,贵州是“中国的一个宝贝之州”,这个说法一语道出了贵州的珍贵与奇特。贵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宝贝呢?她是天、地、人三者完美结合,和谐相伴的一个大宝贝,是自然与人类文明的一片净土。     

走进贵州万重山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贯胜江南。这是明朝开国名臣刘伯温的一首奇妙的预言诗。云贵与江南这一场山水比拼似乎已经应验了。云贵山水中国一流,世界一流。贵州地貌属中国西部高原山地,山地占贵州总面积的8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山的王国。纵横绵延的山脉,起伏、高深、重叠、怪险,以摄人心魄的昂扬力量驱逐着平缓,拒绝着平庸。“八山一水一分田”勾画出了贵州群山与黔地人民千百年来相依相伴的怡然图景。     

论周原遗址京当类遗存对周人迁岐的指示意义

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周原遗址处于一种发展壮大的过程。从七星河流域的中心聚落逐渐成长为泾渭流域西部、关中地区直至西周王朝的中心。京当类遗存时期,周原遗址是关中西部社会的中心聚落,为商王朝的统治据点所在。而之后的周人再次选择了这个遗址并将其沿用至西周晚期,反映了周原遗址在京当类时期应是众所周知的社会中心,并辐射和影响着周边。认识这个时期周原遗址在关中西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对于理解周人迁岐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贵州建置沿革

贵州及其附近地区,在夏代以前称赤水。为《夏书·禹贡》荆州西南裔(贵州东部地区)和梁州东南裔(贵州中部及西北部)的荒服地区。殷商时称鬼方。春秋战国时为牂牁、夜郎、且兰、漏卧、句町、靡莫等国地。并为楚黔中郡,秦黔中郡(秦占楚地),同时也有百越、百濮人所占地区。秦朝时为黔中郡、象郡地,并有且兰、夜郎等国在郡中。汉时,为武陵郡、犍为郡、牂牁郡地,并有夜郎、句町等小国在郡中(对上称县)。后为牂牁、兴古、夜     

明清时期基督教在贵州的传播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山川险峻,是典型的边远山区。明清之际,贵州的交通虽然非常闭塞,但并没有阻隔外来化的传入,基督教在贵州的传播就是一个实例。明末的永历王朝最先接受了天主教,使之传入贵州;鸦片战争之后,贵州发生了一连串的“教案”;清末基督教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苗族最高化区——石门坎”。这三件事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值得深入研究,认真思考。     

贵州与八年抗战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贵州省的战略地位、贵州人民对于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及抗日战争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较少有人系统研究。本文即拟从这几方面作一些探讨和分析。一、贵州曾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在黔南地区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写下了不可缺少的一章。“九·一八”事变,因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在三个月内迅速占领东北全境,中华民族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举国上下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其时,贵州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也积极投身到了这场运动中去。于1931年各成立了贵州学…     

贵州机械工业的地位优势及开发前景

贵州的开发,就总体来说,就是要振兴贵州经济。当前,贵州经济在进行两个转变,一是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二是由物质投入主导性向科技开发主导性转变。贵州的开发必须围绕这两个转变来进行,在开发中要以技术进步为先导,以国际国内市场需要为目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立足于现有基础,充分发挥已有的优势,抓住主攻方向,高起点地去进行开发。机械工业担负着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任务,是国民经济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历史     

西部大开发,贵州怎么干?──驻港澳省政协委员与省领导一席谈

最近,江泽民总书记说：“现在我们已处在世纪之交,应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实施西部大开发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是一个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我们必须抓紧研究、部署和尽快启动西部地区的大开发这个世纪工程,要拿出过去开办经济特区那样的气魄来搞”,“这将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也将是世界开发史上一个空前的壮举”。中共贵州省委紧紧抓住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转向西部地区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动员全省各族人民展开“西部大开发,贵州怎么干”的大讨论,省政协领导发挥人才荟萃的优势,组织社会各界有识人士积极为西部大开发建言献策。本刊首发驻港澳省政协委员的诤言,并将陆续刊载有关这方面的良策。     

边际文化与文化批评——对“贵州文化”的人类学思考

“贵州化”在大众的心目中无疑被视为“边际化”。这个“边际性”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空间位置上处于边陲地带;二是在化上与“主流化”相比,是处于从属的“亚化”位置,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而言。在历史上,贵州一直被“蛮夷之地”、“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等等含有歧视性的话语表述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贵州从古至今分别受到两种力量的冲击,在封建时代因是“化外之地”,王朝的统治一直没有放弃对贵州进行儒家思想的灌输;     

关羽姓什么

我们的祖国称为“中国”，这一名称是怎样来的呢？有关她的历史，恐怕要追溯到三千年以前的商代。殷商王朝的疆域已经达到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但是，商朝直接统治的区域只有都城附近的一小块地方，更大范围的地区则分封给各诸侯国管理。到了后期，把以都城为中心的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称为“商”。     

“贵州”一名考证

“贵州”,今为省名。元置“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于“贵州”;明洪武中改置“贵州宣慰司”,永乐年间建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成为全国十三布政使司之一。贵州建省,自此开始。在史志上,对“贵州”一名的由来,解说甚多。由于它与各个朝代的更替有着密切关系,涉及到古代建置沿革和地域划分等问题,加上史料不完备,各说互有(牛氐)牾,有的语焉不详,近乎牵强,实有继续考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