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抗战末期我与西马、东史郎的交往

l941年4月20日晚宁波沦陷,1945年8月驻宁波日军投降。在这四年沦陷期里,日本侵略者在港城宁波犯下了多少滔天罪行。秦师娄老人现年84岁,慈城人。早年在上海谋生,曾在申报馆供过事。1944年回宁波工作。1944-1945年间,他与日本军官西马、东史郎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故事,特别是秦老对宁波慰安所的回忆,更是他处未见记载,可谓独家披露。[编者按]     

周恩来和吴国桢的交往与友谊

周恩来和吴国桢同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一位是中共的杰出领袖,一位是国民党的资深政治家。国共两党的政治对立并没有影响两人早年结下的深厚友谊,在长期的交往中周恩来还多次对吴国桢积极影响,争取他多做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事情。     

郭沫若和傅抱石的交往与友谊

郭沫若和傅抱石是分别驰骋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和国画领域的两位风云人物,他们一个以诗集《女神》、剧作《屈原》等名作著称文坛,一个以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大涤草堂图》等巨作闻名画坛,而且各自在文学史、美术史上建立了显赫的地位,深受世人瞩目。他们自结识后,惺惺相惜,肝胆相照,彼此尊重,互相合作,历经岁月的考验,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而傅抱石艺术生涯的后期在中国画坛大有作为,又与郭沫若的支持与激赏是分不开的。     

王震与薄一波的交往和友谊

我曾在王震老身边工作过十多年。2008年,是王老诞辰一百周年,也是我尊敬的前辈薄一波老诞辰一百周年,回想起王老和薄老的亲密交往,很难自已。     

亚太地区的发展与中日关系

面向可预见的未来,将有一个较长的和平与发展的时期。这是经过两次世界战争和战后曲折的复兴之后出现的总的趋势。世界格局起了转折性的变化,东西方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对话。到当前不仅大规模的战争停息了下来,小规模的战争也打不下去了。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发展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普遍愿望。在和平与发展中各     

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21世纪的中日两国存在着更直接的共同利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和经济大国日本共为利益相关的东西邻国,这就是思考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出发点,无论从经济方面看,还是从政治方面看,“中国威胁论”都是不能成立的,在东亚一体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责任重大,理应做出贡献,中日关系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日本关东军的滋生与覆灭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驻扎在中国的外国军队兵力最为强大、杀戮最为凶残、令人最为愤恨的,奠过日本关东军了。这支野蛮残暴的军队,像一头饥饿的野兽,从辽东半岛上岸,一路作孽,一路屠杀,走一处一处血腥,占一处一处哭声,用兽性的铁蹄践踏着我国美丽的白山黑水,把骇人听闻的暴行写在了祖国东北的每寸土地上。在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它那贪婪凶残的目光,又瞄向了中国关内,瞄向了波涛汹涌的南洋,瞄向了林木森森的西伯利亚。     

中国问题与日本1941年的开战决策——以日方档案为依据的再确认

本文以1941年日美政府级交涉为主要考察对象,根据日方的原始档案,验证中国问题和日本开战决策的内在联系.本文以日本决策者的各种自白揭示:中国的对日抗战既是对日本死守既有侵略果实之企图的重大障碍,又是对日本力图进一步实现北进、ⅱ南进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扩张野心的最大牵制,从而也是对美英等国的全球性利益的必不可少的保障.日本当年在中国问题上沉迷不醒,其症结就在这里;美国最终拒绝在中国问题上妥协,其关键亦在于此.运用日本决策者自己留下的证据来重观历史,有助于人们明辨问题的实质.     

唐宋时期福建与东北亚的交往和移民

唐、五代时期 ,随着沿海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和人口的大量增多 ,福建的对外贸易和其他往来发展了起来 ,和东北亚各国也开始有了商业、文化等方面的交往 ,并且有人由于政治或宗教原因而移居那里。到了宋代 ,福建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 ,对外贸易达到鼎盛阶段 ,与东北亚的交往和移民也随之进入历史的高潮 ,不仅来往的次数频繁 ,而且人数众多。这些情况说明 ,唐、宋时期的福建不但与东南亚有大量往来 ,而且与东北亚也产生了许多交往 ,其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角度的。     

中日关系的课题与期待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20年间,两国关系一直发展顺利,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新历史教科书编委员”为中心的历史修正主义和历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成为中日友好关系的重大障碍,要破解这一障碍,笔者认为有必要同战败日本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现状联系起来加以认识,为了东北亚的安全与和平,日本应改革单方面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中韩日三国的市民运动也应联合起来,追求共同的安全,和平和经济的发展。     

幕末与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上海认识——从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到远山景直的《上海》

对于幕末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首先是中国的上海;同时上海也是世界、尤其是西洋的上海,租界区域出现了与此前的中国本土迥然相异的新的样态;再次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上海,19世纪末期以后,在虹口一带形成了以日本居留民为主体的日本人社会。这样一个多元组合、多重叠加、既相对分离又互相交融、同时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的都市,对于正在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近代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首先是对于以上海为媒介的中国的认识,其次是对于与上海相关的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通过上海所体现出来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因此,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实际上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反观日本本身的泰照系,     

转型时期的产业政策研究: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

本文通过分析日本在转型时期的产业政策,得出并吸取其经验,结合本国现阶段国情,来探究适合于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产业政策,从而尽快使得的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使得我国经济在新一轮经济周期来临之际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     

白求恩大夫和霍尔女士的国际友谊

白求恩大夫的事迹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但对凯瑟琳·霍尔女士知道的人可能就比较少了。霍尔女士的中国名字叫何明清,生于1897年,1923年受新西兰圣公会的派遣来到中国。她先在北平学习中文一年,以后又在河北、山西一带做医务工作并传教。霍尔女士曾在安国县圣公会医院任护士长,     

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

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我国最大的援助国家,最大的投资国家之一,从1972年9月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总体来说发展顺利,但在不同时期日本采取的对华经贸政策是不同的,是不断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7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是以发展本国经济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80年代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浓;90年代采取不断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展望21世纪发展友好的中日经贸关系仍为日本对华的主导政策,但摩擦会不断增加。     

明治时期日本官书对"尖阁列岛"地位的认识

本文试图从历史与法律的角度,去伪存真,分析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官书(政府文书)对"尖阁列岛"的"无主地先占论"及其依据.本文认为,日本方面宣称对钓鱼列岛"无主地先占"的历史依据与国际法依据,均相当不足.日本是借着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机,在文书上窃占了钓鱼岛.而其在文书上的窃占过程,其资料证据又相当不完整.     

从傅山和梁檀的交往谈汉回艺术家的友谊与民族文化的融合

傅山(1607—1684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书画家、医学家。他的业绩已广为人知。他的同乡梁檀,和他交往多年,备受他的崇敬,但由于梁檀长期过着隐居生活,传世作品极少,后世对他了解不多。梁檀,太原诸生,回族。字不廛(《清画家诗史》误作大廛),一字乐甫,号天外野人、芦鹜居、蒹葭主、石崖居士。与傅山相友善。梁檀生前,傅山多次前往梁住处西山请教,称赞梁"聪慧过人","诗极清新","书法孤洁秀峻,自标一格","工绘事,临摹古人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无所不工,即一切舍去,一味大写取意","奉其教极虔"。傅山曾撰《太原三先生传》,其     

中国魏晋南北朝壁画墓和日本装饰古坟的比较研究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处在强大的汉帝国崩溃之后和繁荣的隋唐王朝到来之前,是中国由统一陷入分裂,同时又为新的统一积累各种条件这样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在长达三个多的世纪中,战乱频繁,民族融合,人口迁徙成为社会的主题,在秦汉大帝国沉重的历史废墟之上,所谓“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人中原文化颓废之躯”,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波澜壮阔,异彩纷呈,从而为考古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特别是这一时期壁画墓的调查和发掘,包含了当时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时期物质文化的认识,也使得我们有可能通过对壁画墓的探讨研究,在文化的时空传递和延伸上,有所发现和收获。     

《尼布楚条约》与《瑷珲条约》在国际法上的比较

一、清朝时期国际法形成的状况 中国古代春秋时期存在着某种型态的国际法规则或习惯,但当时的所谓"国"与现代的国家不同,那只是中国统一前的诸侯国.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此种适应当时国际交往需要的国际法就停止发展了.这是因为,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多国并存的环境.既然中国已成为统一的国家,国家法就失去了赖以成长的土壤.     

从出土钱币等文物看汉唐时期中国与伊朗的友好交往

中国和伊朗是亚洲古老的文明国家,在历史上创造过独具特色灿烂的文化。两国之间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交往,此后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钱币的珍贵文物,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例证。     

中国铜元收藏与研究的历史发展概况（上）

一、前言中国铜元诞生于1900年,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间经历了清朝晚期、中华民国时期,极少数地方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仍有铸造和流通,其历史不可谓不长。近现代的中国铜元,反映了近现代的中国货币制度,而且实物存世丰富,可惜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史学界的重视,近代史学界也只是从总体金融货币史的角度偶尔提到一些铜元铸造与发行情况,还往往犯以讹传讹、张冠李戴的错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中国铜元收藏与研究的历史过程,并希望通过对前人成果的分析,找到某些对当代收藏与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