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

岭南战国秦汉墓时常见有柱洞,其性质和功用较复杂,不仅与墓葬形制和棺椁结构有关,而且涉及若干值得探究的葬俗现象。本文依"封门排柱"、"椁盖顶柱"、"椁板壁柱"、"棺架立柱"、"甬道门柱"、"棺椁围柱"和"墓上表木和墓上建筑"逐一讨论。     

湖南资兴西汉墓越文化因素的探讨

论文对资兴西汉墓的越文化因素进行识别,讨论了资兴西汉墓越文化因素的源流。在此基础上,将资兴西汉墓与平乐银山岭汉墓、广州汉墓进行比较,初步分析了湖南越族与两广越族的关系。     

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

在部分岭南战国秦汉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空间分布和保存状态显示出"架棺"的迹象。结合广州汉墓中"架棺"和"架举棺室"的实例,以及部分岭南战国秦汉墓葬中墓底柱洞和凹槽的发现情况,推测"架棺"葬俗在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越人墓葬中使用较为普遍。"架棺"的方式较为复杂,此葬俗的文化含义也值得深入研究。     

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

岭南地区南越国墓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大体有三:一种是相当典型的越式墓,墓主当为比较纯粹的土著越人;一种情况是越式特征已经减退而汉式因素亦不明显,墓主当为受到汉文化一定影响的土蓍越人;第三种情况是汉式因素比较明显却仍然存在相当强烈的越式因素。其中最后一类墓年代更晚,分布亦较为普遍,族属似可称"次生越人"。从考古学文化和历史背景分析,岭南汉族的最重要来源应该是"次生越人"。南越国土著越人与南下汉人融合的大趋势是"次生越人"的形成和壮大,"文化上汉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意识上越化"的另一面。     

陕南的史前考古文化与族群分布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陕南地区史前考古遗址的分布特点及其文化内涵进行综合整理和分析,认为最迟在距今60万年前陕南就有人类活动,是中国早期史前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陕南地区史前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式的广泛分布和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则表明这一地区早期人群流动的频繁及其与多种族群活动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旧石器时代在陕南活动的主要是以汉水上游和南洛河上游旧石器文化为代表的两大人群;新石器时代早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人群进入陕南并在此活动;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陕南则呈现了以黄河中游流域为主的华夏族群先民和以长江中游流域为主的三苗族群先民交互影响的态势,而巴族先民的文化因素也开始在陕南显现,从而为陕南地区早期文化和族群的多样性及其相互交融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     

西周金文族徽的地域分布与商周族群的政治认同

金文族徽由河南地区向陕西大量传播始于商末周初,这是当时政治中心由东向西转移的一种反映.西周早期,金文族徽分布主要以成周、宗周、岐周为中心.见于西土之地多分布在今陕西宝鸡、凤翔、陇县.东土之地多分布在今山东滕州、济阳、黄县.北土之地多分布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顺义牛栏山,辽宁喀左.南土之地多分布在今湖北随州、蕲春、江陵等地...     

内蒙古河套地区秦汉时期城址的分布及类型

阴山南北的河套地区,截至目前共发现157座战国-秦汉时期城址①,广泛分布在河套地区的这些城址,对秦汉时期当地文化的形成和发育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本文利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这批城址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分类,并进行分期的尝试.河套地区自古就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互发生和不断冲击碰撞的地区,也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政权之间的必争之地.战国-秦汉时期,该地区承载着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经济秩序的历史文化使命,为统一汉文化的早期形成和初步发育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促进河套地区秦汉考古相关问题的研究.     

论白马族群居住的历时性分布及藏族身份生成

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看,现今的白马藏族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历了诸多"被别人表述"的历史记忆,因而其族群的称谓加入了诸多的"他者"因素。这一不断"被别人表述"的历史过程究其本质即为白马部族的动态建构过程。     

美术史上的明清岭南人物画

人物画是以人物及人物活动为主的传统画科。兴盛于魏晋与唐代。到两宋及元代,随着文人画的兴起,山水、花鸟这些易于表达文人情趣的画科发展起来,人物画的光彩逐渐黯炎下去。明以降,人物画虽不占主导地位,但也出现了一批成就卓著者,     

江西六朝墓葬综述

据笔者所知,今江西省境内已经发掘公布材料的六朝墓葬材料有180余座,约占六朝墓葬总数的十分之一不足。墓葬数量虽然不及六朝曾定都于其境内的江苏省和湖北省,但与其他省份相比并不逊色。     

南朝岭南西江督护与州的增置

西江督护是南朝岭南地区的重要统治机构之一,至晚设于刘宋大明五年(461),齐、梁因之。主要职责在于镇抚俚僚和控制西江交通线上的关键地域;其活动地域突破了政区间的边界限制,对于填补毗连地带的权力真空、稳固和展拓统治薄弱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西江督护活动地域在齐、梁时期经历了由西江中游向下游的变动过程,这与刘宋以降岭南地方州的增置密切相关。     

秦汉建置乌江流域郡县考

乌江古称延江水和涪水,源头为汉水。秦始皇于乌江下域置黔中郡,西汉将黔中郡改置涪陵郡、丹兴、万宁二县分别在思南、沿河。犍为郡、?柯郡分置的敝邑县治所在今黔西甘棠龙滩一带,邑敝水即黔西沙坝河。汉阳县治所在今赫章可乐。     

秦汉时期岭南联体陶器研究——以五联罐为主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墓葬中大量出土各种类型的联体陶器,被普遍认为是当地考古学文化的特色。这些联体陶器的分布、形制、共出陶器和墓葬背景呈现如下特点:它们在岭南地区呈现以秦汉郡治为中心的多点辐射式分布,数量和类型呈现"故王都—郡治—一般县城"的层级落差,近海较内地数量多、类型丰富;在发展脉络上,从多种类型到比较单一的五联罐再到急骤消失;联体陶器应该是一种南越国时期在外地工艺冲击下出现的本土化产品,与"边地半月形地带"和环地中海地区的kernos/pseudokernos可能存在渊源关系。     

乌梁海蒙古与清代喀喇沁部--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旗历史与探源

现居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来源于乌梁海蒙古部落。而乌梁海蒙古则来源于汉朝时期的匈奴。本通过清代喀喇沁左旗蒙档案,以及历史献记载,结合口碑资料,对此进行考证。从而填补了蒙古族历史源流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为民族学关于民族发展演变理论提供了实证资料。     

明清时期文峪河流域的植被状况与环境变迁——以山西省交城县方志为中心的解读

区域史研究是近年来历史研究的热点,历代地方志编撰中大量记载了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生态条件和人文社会生活,为开展区域史研究提供可能。明清以来山西省交城县地方志书中记载的关于自然、社会等方面的丰富资料,为研究文峪河流域的植被状况与环境变迁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对交城县地方志书的解读,以入口、资源、环境三个方面的变化为视角,对区域环境变迁进行考察。     

明清渭河下游河道的变迁

明清渭河下游泛滥决徙甚于前代。明代渭河“岁溢而善崩”,“率三二十年一徙”。清代更趋混乱,泛滥次数增多,规模增大,湾环不断。而南山支流入渭口泥沙堆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渭河河道。黄河的摆动和倒灌,使渭口伸缩,拦门沙增加,渭河变迁更趋复杂。1996年8月渭河下游出现罕见的大洪水,当是明清乃至近现代渭河变迁的结果。     

元明清时期淮河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变

淮河流域是我国传统农业经济区,其当前相对紧张的人地关系是历史时期不断积累的结果.根据其人地关系演进状态,可以将其人地关系的演变分为先秦时期、秦汉至北宋时期、金元明清时期三个阶段.元明清时期其人地关系已演变为严重不协调状态.黄河南泛、战乱较多、农业生产结构单一是对其人地关系影响较大的几个因素.     

明清州县衙门陋规的存留与裁革

明清州县的陋规收入很多,衙门的陋规固随地皆有,但不能随意多取,按规定额度收取者为合法,其额外苛求者则为非法。明清州县陋规的90%来自于理财,而理财中的大宗来自于赋税、平余、盐当、杂课,州县官在理财额内收取的陋规,一般都能够达到"不贪不滥,一年三万"的收入水平。如果额外苛求,是私派陋规、勒索陋规、需索陋规、私受陋规等,一旦发觉则要受到惩处。关于陋规是否存留,还是全部或部分裁革,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官员、学者都各有看法,可以说议论纷纭,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