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东蔡官山脚唐墓发掘简报

2005年浙江诸暨官山古墓群经过抢救性发掘,共发现古墓葬30座,其中唐代墓葬15座,出土随葬品89件,还出土了纪年墓砖,年代集中,为唐太宗、高宗时期墓葬。     

浙江诸暨牌头六朝墓的发掘

诸暨牌头镇六朝古墓葬的发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六朝青瓷器,特别是诸牌水M2发现了南朝“永初年宣”4字模印墓砖,为六朝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诸暨桃花岭南宋纪年墓研究

1982年诸暨陶朱山东麓桃花岭发现一座南宋纪年墓,出土了青铜器、银器、漆器、瓷器、水晶、砚台、墓志等各类文物50余件。本文结合此前在桃花岭陆续出土的几方墓志作一综合考察,对墓志涉及的人名、地名和人物关系作了初步分析,认为桃花岭发现的南宋纪年墓为与赵宋皇室有着密切关系的廖虞弼家族墓中的一座。这批考古材料的发现,为研究宋代的墓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郑州唐代杨质墓发掘简报

2005年发掘的唐代杨质墓墓主身份为长史,墓葬虽然被盗,但大部分器物保存下来。从墓葬形制及数量丰富的俑类来看,此墓体现了唐代中级官吏墓葬的特征,并为郑洛地区唐墓形制演变及器物演变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极具价值的实物资料。     

“本刊专稿——汉代土墩墓”编后记

正土墩墓是我国南方地区一种特殊的墓葬类型。这类墓葬在上世纪50年代即有发现,70年代后随着资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土墩墓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如土墩墓主要分布于苏南、皖南、浙江、上海等长江下游一带,利用丘陵地带的山岗或平原上的高地在地面上安葬死者,墓葬有坟丘而无墓穴,每个墩内有一墓或多墓,随葬品多为陶器、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部分墓有青铜器,墓葬时代相当于商到战国时期。     

略论四川明代品官墓葬

四川地区已发掘的明代品官墓葬有平武王祥墓、王玺墓、王鉴墓、王文渊墓,内江刘龙谷墓、阴武卿墓,剑阁赵炳然墓,宜宾郭成墓、周洪谟墓等9座墓葬。这些墓葬具有独特的墓葬形制与装饰风格,在继承本地南宋石室墓传统的基础上又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对我们研究明代中小型墓葬和丧葬习俗具有重要意义。     

商州市北周、隋代墓葬清理简报

商州市北周、隋代墓葬清理简报●商洛地区文管会王昌富１９９３年８月５日,商州市商洛行署基建工地发现古墓葬。地区文管会闻讯即派员前往进行保护和清理,共清理墓葬６座。其中３座唐墓,均为小型单室砖墓,现仅将其余３座墓的情况简报于下。一墓葬情况Ｍ１墓葬结构此墓...     

秦人木椁墓浅论

2004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工地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其中66座为战国秦人墓葬。这批秦人墓均属中小型墓,出土器物很少但墓葬形制异常丰富,常见的秦人墓葬形制在这里皆有。以洞室墓为主,共54座,洞室为秦人独特的垂直式、平行式、直线式三种形制。     

试析江南周代土墩墓中“一墩多墓”的结构与形式

本文首先梳理总结了有关江南地区周代土墩墓中"一墩多墓"现象的发现、争论与确认的认识历程,指出"一墩多墓"现象确实存在并比较常见。进而通过对土墩内部墓葬形制、布局及层位关系的考察,指出"一墩多墓"存在着向心结构与不规则结构两种形式。前者墩内墓葬存在一定的布局安排,中心墓葬与周围墓葬之间主从关系明显,很可能是出于某种规制而成。这一形式大体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并集中发现于茅山两侧的宁镇丘陵地区。后者则大多为晚期墓葬选建于早期土墩之上或之旁而逐渐形成,墩内墓葬之间不具备明显的主从关系。这一形式是江南地区土墩墓中"一墩多墓"的主流形式。     

繁昌汤家山西周墓的再认识

繁昌汤家山西周墓是一座高等级的吴国墓葬。通过对长江下游西周至春秋时期吴国墓葬的等级规模和出土青铜器的比较研究,汤家山西周墓与丹徒烟墩山、荞麦山西周墓和北山顶、青龙山春秋墓属同一等级的墓葬,皆为吴王之墓;根据汤家山西周墓主身份和墓地位置推测,《左传》记载的"鸠兹"应为西周晚期的吴国都城。     

山西襄垣唐代浩氏家族墓

2001年秋,山西省襄垣县煤运公司在襄垣县城西南基建过程中发现多座隋唐时期墓葬。县文博馆闻讯后,派工作人员进入工地。经抢救性发掘,清理了一批隋唐墓葬,其中有隋唐时期浩氏家族墓3座。另外从已破坏的墓葬出土物中,收缴浩氏家族墓志2方。隋代浩墓已另文发表[1],现将唐代浩氏家族墓葬清理情况报告如下。一墓葬形制浩氏家族墓葬位于襄垣县城西南新建西街,该地区从2000年以来陆续发现了不少唐代墓葬,如唐代李石夫妇合葬墓等[2]。发掘的唐代浩氏家族墓的编号为2001M32和2001M51,均为单室砖墓。据出土墓志记载,墓主人分别为浩宽和浩顷(墓葬位…     

拊葬墓与古代家庭

在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中,其成员死后的埋葬方式直接与家庭、家族和宗族相联系。“袝葬”现象揭示了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拊葬墓是以一人为主,其他人从属,多人共用一墓的墓葬。考古学研究中墓室的多少常常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联系在一起。但袝葬现象直接表现在墓葬形制特征上,是墓葬类型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袝葬需要出现的多室墓并非是墓主人身份的象征,不能作为判别墓葬等级的标准。汉代的袝葬墓一般不改变流行的墓葬形制,而是改变某些空间的功能,西晋以后袝葬墓影响到墓葬形制的改变。拊葬墓的流行,是因为社会组织中血缘关系密切的家庭的地位增强,土地所有制、生产经营和财产关系发生了变化。     

南京市郭家山11号墓发掘简报

郭家山11号墓出土了青瓷器、铜器、铜钱等,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推断,该墓应为西晋墓。这一墓葬的发掘为南京地区六朝考古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     

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发掘简报

2001年9月,在洛阳市体育场路东侧发现了3座东周时期的墓葬,其中2座为"中"字形墓,1座为"亚"字形墓。2002年1～4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对编号为C1M10122和C1M10123的两座墓进行了发掘。C1M10122为带4个墓道的"亚"字形墓,是目前发现的两周时期唯一的此种形制的墓葬,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及铜器铭文判断,此墓可能是周平王的墓葬。C1M10123为带2个墓道的"中"字形墓,此种形制的墓葬在洛阳为首次发现,根据晋侯墓地的情况可以推断,它与另一座"中"字形墓可能是周平王夫人的墓葬。     

明珠花园秦墓的分期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明珠花园位于西安北郊龙首塬 ,历年来在此发掘的古墓葬绝大多数为汉代墓葬。 2 0 0 0年 1 2月 - 2 0 0 1年 1月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明珠花园1 3号楼地基的 1 5 4 8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 5 9座小型秦墓 ,这 5 9座秦墓分布密集、方向不一、形制多样、葬式独特、随葬品极少 ,是继西安半坡战国秦墓 1发掘后又一处秦人小型墓葬群。本文拟对这批秦墓的分期及这批秦墓所反映的问题谈一点初步的看法。一、明珠花园秦墓的分期及年代推断明珠花园秦墓属小型秦墓 ,墓葬的详细情况见本刊本期《西安北郊明珠花园秦墓发掘简报》。1 .墓葬形制分为四型 ,分…     

甘肃庄浪寺角洼汉墓发掘简报

2014年8~9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庄浪寺角洼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7座、土方坑1座。墓葬均遭盗扰,可分为竖穴墓道砖券洞室墓、竖穴墓道土洞室墓、斜坡墓道土洞室墓、竖穴土坑墓四类,出土器物主要有铜器、铁器、陶器等。根据出土器物判断,墓葬年代应为西汉至东汉时期。其中,M1是等级较高的一座墓葬,其年代应为西汉早期,墓主人应是一位武将。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的年代及墓主问题

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是北京地区发现的一座出有特殊壁画石龛的重要墓葬。石龛出现的原因必与墓葬的时代背景及墓主人身份密切相关。本文从"晋制"演变发展的角度考察该墓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年代范围,首先进一步研究充实魏晋都城洛阳地区"晋制"墓葬的演变序列和阶段性特点,然后以之为参照,建立北京地区魏晋墓葬的演变系统,从而认为该墓的年代为西晋晚期,下限可到十六国初期。石龛壁画的中心图像是执麈尾正坐的男墓主人,这一形象是改进东汉旧样后、创新于幽州地区的新图式,体现了与幽州鲜卑的文化联系。本文由此进一步推测,八角村墓墓主人为遇害于蓟城的西晋并州刺史刘琨,该墓为二次改葬墓,石龛为段部鲜卑单于供奉的祭龛。     

“楚叔之孙棚”究竟是谁——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之墓主和年代问题的讨论

近年来发掘的河南淅川下寺楚墓,是一批很有研究价值的春秋楚墓。墓葬从南到北沿龙山山脊排列,整齐地分为五组,其中以居中的第三组规模最大。这组墓的主墓是二号墓,旁边有大型墓两座(M1、M2),中型墓一座(M4),另外还有殉葬墓十六座以及一个车马坑。墓中出土了许多带铭文的铜器,使我们有可能推估这组墓葬的墓主和年代。这组墓葬,已发表的主要是一号墓的材料以及二、三号墓的部分材料。三座墓中所出主要是两套铭文:一套是“王子午(令     

南京江宁胜太路南朝墓

2000年9月,南京市江宁开发区胜太路发现一座古代墓葬(00JSM1),南京市博物馆与江宁区博物馆联合对此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出一批瓷器与石器。墓葬所在地为一处高约4米的土山,墓葬开口于表土层下,打破生土。墓葬早年被盗扰,封门墙残损,墓顶不存。墓室扰土中     

浙江临安余村五代墓发掘报告

2001年9月浙江省临安市文物馆组织清理了一座唐五代时期墓葬。墓葬平面略呈船形,为多耳室、多壁龛的券顶砖室石门单室墓。随葬器物以越窑青瓷器为主,有少量的银器和铜钱。墓葬年代早于临安青柯五代墓、晚于临安晚唐钱宽水丘氏夫妇墓。墓主人应为五代钱氏王室成员或功臣,很有可能为钱镠第二子钱元玑墓。该墓的发现为研究五代十国时期墓葬形制、越窑瓷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