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詞史”傳統的潛流與特立

"詞史"作爲詞人對"詞""史"關係的一種認識及文本表達,其創作傳統在清初基本形成,但其潛流卻源遠流長,錯綜複雜。有關時事批評的傳統,自南宋以來分爲直敍式紀實、微言式隱喻兩種模式。然較之稼軒詞在元明兩代的長盛不衰,以《樂府補題》爲代表的宋遺民詞及其隱微寫作,經歷了較長的"失聲"狀態,直至晚明清初詞籍出版的復蘇,方被重視並重新抬頭。梳理這兩種模式在元明時期的發展狀況,發掘其中的典型文本,有助於我們更連貫地認識宋詞經典與清"詞史"代表作品之間的關係。而"詞史"在清代的情況,與其執著於在陳維崧、周濟、謝章鋌諸家中尋求一個"成立"的坐標,不若考察清人如何通過對唐宋詞正典的闡釋回歸,完成"詞史"從詞學範疇到詞審美範式的建構。只有立足於詞體發展的獨有特徵,及對唐宋詞經典的闡釋力度,方能發展出有别於"詩史"的真正意義上的"詞史"學説。     

傳奇、傳記、小説——對三個概念及相關學術史的思考

唐宋時期,人們一般用傳記、雜傳、雜傳記來稱呼《霍小玉傳》等今人所説的傳奇作品,元明清時傳奇一詞則一般指稱戲曲文本,1920年代之後傳奇纔用以指稱一個小説類别。作爲古代小説之類别的傳奇,是在現代學術體系中建構出來的概念和文類,人們以現代的文學觀念、小説觀念以及審美趣味去審視、選擇古代材料,建構出傳奇的譜系和歷史。今人所謂傳奇的作品,其主體是傳奇性(體)傳記,另外又經擴大化加入小説中的篇段以及其他文體和文類的作品。而小説中的傳奇筆法和風格,違背了小説記見聞的寫作原則,清代學者多有批評。將傳奇理解爲一種風格和寫法,能更好地認識小説、傳記這兩大文類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     

“下流之悼”：壙誌與明清墓誌文的日常性

中國古代墓誌名目繁多,壙誌作爲其中一種通常由親族撰寫而不托名筆的類型,頗能體現古代墓誌文個人化和日常性的書寫特徵。自唐代韓愈《女挐壙銘》以來,經由歸有光、錢謙益等明清文家的創作,壙誌在文體學脉絡及文人書寫傳統中,逐漸獲得相對獨立的類型特性。其中以子女及族中晚(5爲施用對象的一類作品,既繼承漢魏六朝抒寫“下流之悼”的哀辭傳統,又提升明清墓誌文在描寫個人情感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文學性。以壙誌爲對象,考察明清墓誌文的生活與情感表現,指向的是一個與徵史紀事、褒功述德的傳統歷史建構不同,而回歸一般生活、普遍情感的文學世界,這或可爲古代墓誌的文學研究提供某些思路,又不失爲從生活史的路徑來研究古代文學的一次嘗試。     

唐初史臣文論的南朝批評及其對詩歌體式的要求

唐初史臣文論的南朝批評,以回應"南方的失敗"爲其初衷。雖然對"道德"的過度關注,影響了批評話語的理論深度,但其對於人性的理解、權力私化的反思以及文學觀念的構建努力,均展現出儒家文論批評自我體系化的特點。史臣文論批評確立了以不轉韻、尾押平聲之五古爲典範的詩歌體式,但理論的構想常錯位於文學史的實際。武德、貞觀文壇的創作既鮮少關涉南方話題,也在詩歌體式上,表現出對典範的背離。     

學術走向與創作選擇——姚鼐棄詞不作與乾嘉年間的詞學觀念

清代著名學者姚鼐號稱不寫詞,在清代乾隆以後,已經成爲一個話題,受到學界的關注。考察其原因,是由於乾嘉年間的詞體創作非常繁榮,乾嘉年間的詞學觀念更加成熟,從清初發展而來的詞學復興之勢進一步得到加强,詞作爲專門之學的意識更加深入人心。同時,乾嘉學人大多强調學有專精,不提倡面面俱到,而姚鼐受桐城家法的影響,在文學創作上也懂得有所不爲。從學術淵源看,姚鼐受王士禛等的影響,對詩詞辨體之説也有自己的認識。所以,他之不寫詞,主要原因並不是由於鄙視詞,而是由於對詞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從這種認識中,某種程度也能看出清代詞學的發展。     

朱彝尊《解佩令·自題詞集》新探:文本索隱、詞史觀照與典範生成

朱彝尊的詞體創作與理論之間存在時間錯位,康熙十一年(1672)至十八年,是朱彝尊形成其個性化詞學觀的關鍵時期,在此之前,他並無自覺的詞學觀,在此之後,其詞學觀影響漸廣,但本人之創作熱情急劇消退。朱氏《解佩令·自題詞集》只能對應康熙十八年《浙西六家詞》本《江湖載酒集》,是劃分其詞學道路的重要界標。該詞對豔情題材的反復闡説,與清初詞壇豔詞話語中的焦慮、悔尤心態相呼應,也反映出朱彝尊與試“博學鴻詞”時的幽微心理。《解佩令·自題詞集》成爲後人解讀朱詞的重要依據,詞中對詞學師法、寫作特點的自陳在後世詞論中得到持續演繹,而該詞的體、調、韻、語句同樣澤被深遠,這些因素共同推動其躋身清詞名篇之列。     

《與稽齋叢稿》卷數版本考證

吴翌鳳(1742—1819)爲清乾嘉時期蘇州藏書家,以抄校古書聞名於時。他同時也是一個學者和詩人、詞人。吴氏大部分的詩文創作都輯集於其自編《與稽齋叢稿》中,該書今存有刻本和稿本兩種。本文對稿本與刻本、不同刻本之間進行了比較,對照蘇州各種地方誌的記載,對《與稽齋叢稿》的卷數、版本等作了考辨和論析。     

“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傳奇"一詞先後被賦於三種文體意義:唐人小說、元人雜劇、明清的文人南戲。而它們在當時皆有各自被普遍接受的通用名稱,分別是傳記(或"雜傳記")、雜劇、南戲,所以,以"傳奇"賦名之,相對於那時的通用稱名來說即屬於"改稱"。對於同一種文體來說,"傳奇"稱名與當時的通用稱名所基於的立場和觀念是不同的。而對於這三種文體來說,它們被賦名"傳奇",所基於的觀念和立場,所着眼的文體屬性和價值是前後相承、密切關聯的。在此過程中,"傳奇"一詞在文體歸類意義上被注入了兩個重要的內涵:一是强調這三種文體的文學屬性,二是彰顯與通用稱名所蘊含的觀念的對立。     

豔詞之盛 獨美於兹——評田安《締造選本:〈花間集〉的文化語境與詩學實踐》

正五代後蜀廣政三年(940),衛尉少卿趙崇祚編訂《花間集》十卷,收録以温庭筠爲首的十八家詞人五百首詞作,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文人詞總集。《花間集》在承繼中晚唐詞的題材内容的基礎上,又於詩藝技巧方面細鏤精雕,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的"花間詞派",對嗣後宋詞創作影響深廣。武德軍節度判官歐陽炯應崇祚之邀爲集作序,闡明其編纂緣起和選詞宗旨,揭櫫了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     

“正統”與“政統”：拓跋魏“太祖”廟號改易及其歷史書寫

北魏歷史上有兩個皇帝被尊爲＂太祖＂,即平文帝和道武帝。這就是清代學者疑惑的＂元魏兩太祖＂問題。事實上,道武帝天興初年尊平文帝爲＂太祖＂,明元帝時上道武廟號爲＂烈祖＂,到了孝文帝改制時,將平文從太廟中遷出,改尊道武爲太祖。《魏書》一直記載道武廟號爲＂太祖＂,諱言道武廟號最初爲＂烈祖＂的史實。廟制的背後是政治權力的運作,作爲王朝開國之君象徵的＂太祖＂廟號的追尊,體現了北魏的中原正統心態以及對拓跋王朝政統譜系的建構努力。北魏以及後來的東、西魏在拓跋宗廟＂太祖＂廟號上屢有改易,正可觀察拓跋宗室各種勢力的政治鬥爭,以及東、西魏敵對政權對各自政統合法性的解釋。本文並揭示《魏書》所體現的鲜明政治立場。     

投書與示法：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的發生語境

中唐以後,科舉風氣漸盛,社會流動日劇,爲庶族文人通過讀書改變自身命運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作爲文類的投書與答書,成爲舉子表述其文學思想,名家展示其學文、作文路徑的重要載體形式。在行卷風氣下的投書、贄文、答書及其文本間性,不僅搭建了低位者與高位者之間的文本對話,更是探究其文學思想之展開方式的關鍵所在。而北宋文人的投以應"答",巧妙地依托"投—答"這一文類間的競爭體制,借位韓、柳,在確保文學秩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維繫了唐代古文思想的傳承,推進了宋代古文思想的内在批評。通過對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之寫作機制的研究,可重新認識其在整個古代論文書牘發展史中的意義。     

從胡寅仕歷看兩宋之際的詞學之臣

本文以理學家胡寅紹興五年的一段仕宦經歷作爲線索,揭示兩宋之際詞學之臣有虧臣節之事。有宋一代,詞學之臣講究辭章之學,理學之士崇尚道德涵養,彼此議論本有不同。靖康之變中,詞臣羣體中多有人物撰寫降表、與張邦昌的僞楚政權合作,他們的辭章之學映襯於家國之難的背景下,顯示出風氣軟媚的一面。這一點一直受到理學家胡安國、胡寅父子的詬病。紹興五年胡寅任中書舍人,進入朝廷詞垣,他本於對靖康史事的反思,非議詞臣品行的闕失,提出矯正詞垣文風的意見,從而引起詞臣羣體的忌妒。胡寅在中書舍人任上還援引其他理學家,期望理學之士以羣體之力進入詞垣,改革風氣。     

論漢魏六朝七言詩歌的源流及其與音樂的關係

七言作爲韻文體,在漢代已被廣泛使用,但作爲詩歌的一種體裁,卻至南北朝後期纔開始流行,盛唐以後方成爲詩歌的主體。這是由漢魏六朝的音樂體制決定的。漢魏六朝的詩歌史,經歷了由歌謡到樂歌,再到徒詩的演變進程。七言徒詩是從七言歌詩中發展過來的,早期的漢至晉宋的七言詩歌都是歌、舞詞,主要是由句句入韻與雜三七言這兩體構成,這兩體都不能成功地轉化爲大宗的徒詩體,這是由漢魏舊樂體制所制約的。南北朝後期,在新的音樂體制中,七言詩流行,隔句押韻的七言歌曲流行,並由此迅速孕生徒詩七言體。到了隋唐燕樂時代,七言已經成爲歌曲主體,同時在徒詩體中七言也逐漸成爲詩體的主流。     

宏觀把握大局,忠實還原細節——評守屋美都雄著《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

在日本當代漢學發展史上,守屋美都雄被研究者譽爲"東京文獻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是反映日本戰國秦漢史研究成果的一部著名论文集。由於全書存在主題和體例斟酌不夠充分、結構設置也有欠周到的缺陷,因此,讀通守屋氏這部作品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循其學術脈絡,淡化結構框架。守屋氏學術追求的最主要特徵,是在宏觀把握大局基礎上的忠實還原細節,特别是有助於今人了解古人日常生活的具體過程如何産生、如何變化的那些細節。全書的核心是《南人與北人》、《社的研究》、《父老》等九篇文章,代表了守屋氏關於中國民俗、家族宗族、國家結構的基本觀點;其他文章也非常典型地表現出文獻學派傳人的深厚功底,在對資料的處理和對中日學界研究成果的評述上,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史價值。     

中國歷史上的種族與民族

一中國史學者向來對於種族與民族沒有明確的科學概念。資產階級學者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把民族看作永恆存在的人們生活共同體,卻不是看作社會歷史發展一定階段的産物。例如孫中山先生解釋民族構成的因素,爲血統、語言、宗教、風俗、生活等,他不但忽略了民族形成與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之連繫性,而且把血統列爲民族構成的因素之一,把種族與民族混淆起來,把民族看作種族或部落組織的延續與擴大,這樣,也就是說民族是永恆存在的東西或超歷史的範疇了。到了蔣匪幫反動派政權建立以後,中國封建法西斯的大漢族主義者,更否認了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存在,認爲各少數民族都是‘百世一支’的黄帝子孫,顯然是荒謬絕論的讕言。由於這種反動思想的傳播,許多資產階級史家,對種族與民族這兩個名     

禮制與情欲：唐代婚禮的儀式書寫與文學表達

敦煌遺書中保存了大量唐代婚禮文獻,其中包括官方編修的禮書和用於婚禮的口誦詩文。通過對這些婚禮書寫進行分析,以及與存世婚禮文本比讀可以發現,唐人的現實生活中,婚禮程式並没有完全被儒家禮制束縛,而是表現出世俗化、功利化的傾向,以富貴與情欲爲主題的婚禮文學就是這一背景下的産物。唐代婚儀禮書與文學表達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魏晉以來的貴族文化,從唐前期到唐後期,婚禮書儀與婚禮文學的書寫羣體從宫廷文臣轉移到官僚文人,婚禮書寫與文學創作表現出世俗化、儀式化的特點。唐代婚儀書寫與表達方式的演變軌迹,成爲中古時期從貴族社會到官僚社會、從貴族文學到官僚文學變革的一個縮影。     

詩讖入史:正史所載南北朝帝王詩讖的文學文獻學意義

南齊文惠太子蕭長懋詩現僅存的兩首七言詩(殘句),都經歷了從"詩"到"讖"的被建構過程,這種現象在南北朝帝王詩歌中屢見不鮮,梁簡文帝、陳後主、周宣帝、隋文帝、隋煬帝等帝王之詩都有類似境遇。因製詩作讖的目的性與選擇性,這些帝王詩均以詩讖的形態保存於正史《五行志》和部分紀傳之中,且均爲殘篇,個別字句在建構過程中還被有意改動。這種詩歌存録方式,不僅保存了作爲詩和詩讖兩個面貌的帝王詩歌文本,也爲動態地考察每個文本的生成、傳播與接受提供了可能。這對於基本靠1録的先唐詩歌而言,在文學、文獻學方面別有意義。     

蕭統《文選》文體分類及其文體觀考論——以“離騷”與“歌”體爲中心

日藏古文獻《二中歷·經史歷》記有一份三十卷本《文選》的文體分類以及其各卷帙構成的完整篇目,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其保留的極有可能就是《文選》編撰初始之舊貌。這份書目首先表明《文選》最初的文體實爲三十四體(三十三大體再加"離騷"),更重要的是,這份書目的出現還牽連到《楚辭》在六朝文體概念中所發生的變化以及晉宋樂府之流變等諸多文學史上的根源性問題,爲探討蕭統編撰《文選》之動機與意圖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     

周密詞集版本系統與文本多歧現象考述

周密詞集可分成《蘋洲漁笛譜》與《草窗詞》兩大版本系統。《草窗詞》亦存在兩種版本系統,此以鮑廷博嘉慶年間刊刻《草窗詞》爲界,之前皆爲鈔本,淵源相同,與鮑刻無涉;之後多爲刻本,均宗鮑刻。此外尚有《弁陽老人詞》一種特爲獨出。將現存周密詞集對校後可知,《蘋洲漁笛譜》爲周密宋末手定,《草窗詞》以《蘋洲漁笛譜》爲底本重新編次並補輯。鮑刻之前諸鈔本《草窗詞》更加接近原貌,而鮑刻經過了鮑廷博的大幅改動。鮑廷博的校改是清代浙西詞人詞學活動之一,從中可以看出浙西詞人慣以刻詞、改詞進行詞集文本固定的工作,以此推出他們標舉的詞學先輩,經他們改動後的文本强烈體現着浙西詞派的審美趣味與詞學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