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尼日利亚史学述评

<正>尼日利亚史学是非洲史学的重要分支。从全球史学发展的角度而言,非洲史学是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由于非洲史学起步较晚,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实际上,非洲史学自有其传统,在非洲摆脱殖民统治后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达喀尔学派等重要史学派别,“为非洲史观的确立、方法论的突破和史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贡献”。⁽(1)) 尼日利亚史学⁽(2))从伊巴丹学派发展而来,因其学术规模和基础之大之深,为西非史学、     

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与传统文化应变力

<正>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与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的摒弃,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违中国史学、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     

晚清"古学复兴":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体系之尝试

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过程中,开始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初步整理,肇始了对中国学术遗产进行发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是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中国旧学,是晚清学者整理中国旧学之基本思路。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新知体系之中。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以“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为中心北大核心

“浙东学派”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关于其命名、性质、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清末,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1))民国时期,又有章太炎、傅斯年、陈训慈、姚名达、周予同、张其昀、刘咸炘、何炳松、邓广铭、蒙文通、宋念慈、张寿镛、钱穆、李源澄、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浙东学派”。((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纵观“浙东学派”百年学术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粲然可观;另一方面,“浙东学派”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中西史学碰撞、新旧学问争锋,彼此相互渗透、磨合,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浙东学派”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同时,因为“浙东学派”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浙东学派”为理,沟通中西,改造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浙东学派”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无论贬斥抑或表彰、谬误抑或精准,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

在章太炎的熏陶下,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以北大史学系与国学门为依托,从学科体制方面积极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他们一方面秉持章太炎具有近代意义的“六经皆史说”,主张“捐除经学之名”,缘此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垄断地位,促进了史学的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还充分弘扬了章太炎“以新理言旧学”和“熔冶哲理”的学术精神,号召借鉴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史学,并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条理系统,由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芽

有的学者在总结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对于近代史学的新形势,有“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体系”的分析。以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即：“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主体论史学流派,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类型。他们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而“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的表现,是“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史学期刊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

学术的现代转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环节,而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真正对叠则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艰难历程中,这一时期的史学期刊则对中国学术的重镇——史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表现在：西方史学乃至西方学术的动向得以大量绍介;史学期刊某种程度上还梳理了民国史学的学理,推动了中国史学走上综合融创之路;同时史学期刊为培养新型专业史学研究队伍、提供专业研究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以及史学研究本土化的尝试等。     

乾隆帝生母姓氏问题再探讨——从一则新近档案说起

<正>众所周知,关于乾隆帝生母为汉人的流言从清中叶起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也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对于这一问题,学界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与讨论。晚清时期,旗人富察敦崇在《皇室闻见录》中即有“辩诬”一节,否认了雍王府邸“以女易男”送还海宁陈氏的说法。⁽(1))其后,孟森和郑天挺均著文驳斥了乾隆帝为海宁陈氏之子的论断。⁽(2))如孟森所言,“高宗对海宁陈家之态度,足以觇流行语之无一可信矣”。⁽(3))郭成康也对高阳和庄练所提出的乾隆帝生母为热河李氏的说法给予了驳斥。⁽(4))     

叙述转向与新旧之间的整合——新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一个日益显现的叙述转向,是对边缘、性别、底层、族群、区域及诸多以往被忽略历史面相的呈现和重估,及对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性史学的质疑和挑战。虽则,新的叙述转向与旧的现代性史学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的歧异,但进入这一取向并不意味着必然排斥另一取向,学术的发展需要新旧间的碰撞、对话、沟通和整合,即体现为“当场”与“事后”交相参照的历史建构,“见之于行事”和理论作为策略的并行不悖,以及与多元历史记忆共存的史学专业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无新旧也”,新的叙述转向似应注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并力求超越以往现代性史学形成的新旧对立、破旧立新的思维惯性,在继承、借鉴和发展以往学术的基础上有容乃大。     

20世纪前半期新旧史学关系论争的综述

20世纪前半期关于新旧史学关系的探讨,参与学者人数之多,学术观点之复杂,在整个中国近代史学史上都是罕见的.本文对这场学术探讨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论,认为它在社会思潮、学术风气的演变以及近代史学学科逐渐完善的客观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下,呈现了阶段性发展的特点.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民国史学的现代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期刊之一,所刊论文从实证维度呈现了民国史学演进的脉络与动向。《集刊》的出版,受到新旧中西学问交叉融合的影响,所载论文具有重视西方新学理、运用新见之史料、继承传统考证法的风格特色。《集刊》的作者群体,牵涉众多史学名家,反映了以史语所为中心的学术社群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学人的交往与互动。同时,史语所以《集刊》为平台,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史学人才。从国际学界背景观之,《集刊》改革编辑形式,冀图与国际期刊接轨,积极推动“本土”与“域外”学者在学术研究共同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可以说,《集刊》作为现代学术建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晚清知识界分别“新学”与“旧学”,相应地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西历史之“会通”,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转向。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在“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经历这些曲折,“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为史家所关注。然而,史学学科的自主性,在史之范围愈益放大的同时,却成了问题,预示着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仍有其“未完成性”的一面。     

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文学史

<正>中国文化素有“盖棺论定”的传统。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作《论鲁迅》演讲：“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鲁迅由此获得了现代文坛的最为崇高的评价。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2))     

史学科学化：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新历程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相比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研究近代史学史必须回答的问题。     

李清《明史杂著》小议

<正>李清(1602-1683),字心水，一字映碧，扬州府兴化人，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一生留下史学著作三十余种。其中《明史杂著》一书(又名《明史论断》),后世记载乏少，版本稀见。李清四世族孙李详“核之家传及县志艺文，俱无此目”,该书亦“为修《明史》者所未见”。¹所幸清初宛平王熙藏有旧抄本一部，此书方得以流传。此后一直到清末，缪荃孙才在其《艺风藏书续记》中做了三十余字的简单记载。²该书是一部学术札记，不标卷数，     

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正>史学作为中国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门学术，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深固的传统。降及晚清，随着传统社会走向衰败和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史学的发展也日益陷入困顿：观念的陈旧、视野的局促、方法的凝固和社会功能的明显缺失，无不在迫其展开一场革新自救，以应世变。以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涌起为启程标志的近代化转型，便反映了这一时代趋势。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最初虽有国粹派、学衡派和新青年派等围绕着“西化”还是坚持本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建设思路展开过争论，但争论的结果，“西化”派显然占了上风，并由此成为史学近代化的主流路径。西方学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表征，不外以人本主义取代神意史观，力求摆脱对宗教神学的依附关系，建立起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倡怀疑精神和科学理性，破除蒙昧主义，借助自然科学方法，树立“无征不信”的治学规则。循此路径，“新史学”把“史学革命”的重点首先集中到改变旧史观念方面，即反对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观及其史体、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观，主张以西方进化论认识整个历史，提倡用近代民主价值观臧否史事人物。这也是梁启超全面批判旧史学的基调所在。但也应看到，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之...     

南宋经界法中的“打量”——关于是否实地测量的讨论

<正>20世纪80年代，何炳棣提出了一个革命性观点：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组织过全国土地丈量，官方掌握的农田数字是土地所有者自己陈报的，官文书中的“亩”只是纳税单位，其数量不代表实际耕地面积。最主要的证据是对南宋经界法和明初鱼鳞图册的全新解读。⁽(1))针对“明初全国各地履亩丈量绘制的《鱼鳞图册》根本不是史实而是‘传奇’”⁽(2))这一观点，明代社会经济史大家栾成显做出了强有力的辩驳。⁽(3))最近栾成显又撰文讨论南宋经界法，     

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中国史学与近代报刊在学术史上有着很深的渊源。19世纪初报刊传入中国,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未臻成熟,必然要向中国传统学术吸取养分,且近代报人多有史学学术背景,由此形成近代报刊史家办报的特点。本文拟从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史论及良史等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空间文化、社会记忆与身份认同——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几点哲学思考

<正>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和创新的起点。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并解决时代重大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比过去更复杂、更难”。⁽(1))以史为鉴，可以明智。回望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