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圣彼得堡 从帝国的“窗口”窥视欧洲

很多人说,原汁原味的12月年终,总是往北走更好,所以圣彼得堡,也是必须推荐的地方。这座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位于波罗的海芬兰湾东端的涅瓦河三角洲,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窗口＂。整座城市由40多个岛屿组成,市内水道纵横,有＂北方威尼斯＂的美誉。圣彼得堡的名胜古迹闻名遐迩。     

“前亚当论”视域下近代早期欧洲种族主义理论流变

近代早期欧洲种族主义理论以“前亚当论”的提出为先导。“前亚当论”属于批判基督教正统神学的一种“异端”思想,强调亚当并非人类共祖,人类族群有多种起源。古典多源论在近代早期欧洲的复兴,为“前亚当论”再现提供了理论依据。美洲及印第安人被“发现”,为欧洲学者从实证研究角度论证“前亚当论”的合理性提供了素材。在此过程中,“前亚当论”受到一些欧洲学者青睐,建构了与传统单源论叙事有所区别的种族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为西方殖民政治辩护,成为现代西方种族歧视的重要根源。     

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

二战后出现了众多的世界史编撰体系。由于对世界历史的较成熟的认知体系还未产生,这些世界史著述在开创之初都面临如何克服欧洲中心论的问题。许多学者批评欧洲中心论,致力于建立新的世界史,可是仍未获得显著成绩。因为我们的世界史体系是由西方学者建立的,是根据欧洲经验得出的,其中有客观的一面,也有欧洲中心论的一面。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史学,是学习西方史学后建立的,缺乏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理论。现在的世界史只是一种准世界史。     

隐匿的“暗网”帝国

“十年前美国政府构筑了一个完全匿名化的‘暗网’帝国。暗网曾是情报特工、执法人员和异见人士的重要工具,而如今已成为犯罪的天堂”     

波斯帝国的“专制”与“集权”

本文从古典著作和波斯帝国的文献出发,讨论它的统治方式及其特征,指出波斯大王掌控着对所有重要官职的任命以及财政资源,以书信指导着行省总督的管理,据此控制着贵族的命运,确有专制自为的意味。但作为波斯国王,国王权力的行使,较多地取决于国王个人的能力和意愿,他缺乏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官僚系统支持,总督在军事、内政和对外政策上大体自主,较少受到国王的具体干涉。而在地方共同体中,虽然法律上国王和总督拥有无限权力,其命运有时会被国王与总督左右,但在日常管理中,它们大体自治,由此造成了波斯帝国统治中国王的专制与地方自治合作的特征,两者的结合,是帝国得以长期维持的基本原因。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古代国家的统治能力以及波斯作为一个征服性帝国有关,因此,波斯帝国的中央集权基本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而实际的政治运作,需要更有效率的地方自治。     

“欧洲化”、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主权问题

全球化过程是否正在造成主权的减少和消失?从历史的角度看,情况不是这样。500多年来,西欧民族国家和主权的理论与实践就是从"欧洲化"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主权的具体内容及其实施条件随时代和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历史上一直存在。主权在可预测的将来不会减弱,因为需要各国政府管理的事务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发展中国家应该有一种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自己发展水平的主权理论。     

“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说与西方的近东殖民

因传统商路被阻西欧人才寻求新航路的观点至今流行。但当时奥斯曼帝国正在崛起,葡萄牙人也尝试探险;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土耳其人尚未控制东地中海的埃及和叙利亚。葡萄牙人在西非的成功掠夺助长了贪欲,他们不愿通过正常商业手段而是通过掠夺获取财富,因此有意避开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保持的地中海贸易秩序。"土耳其人阻断商路"之说源于西欧人对"土耳其威胁"的夸大和对穆斯林的敌意,舆论制造者是后来的欧洲殖民者而非早期的殖民者。     

殖民话语建构与中印边界演变——近代英国对中国察隅地区的蚕食

近代英国所建构的中印边界殖民话语是其蚕食中国藏南地区领土的重要借口。在察隅地区,英国从19世纪初期至1914年以非法调查和地图测绘为手段,以山地部族的历史归属及山地部族与藏人的边界位置为对象,逐步建构和发展了有利于其侵略扩张的中印边界殖民话语。与此同时,英国不断将中印边界线向中方一侧推移,最终于1914年提出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它在察隅地区的走向,对此后的中印边界争端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近百年间英国蚕食中国察隅地区领土的历史过程的考察,可以驳斥英国和印度非法侵占我国藏南地区领土的所谓“证据”。     

军事革命对近代早期欧洲军人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军事革命扩大了近代早期欧洲军人与平民的分野,使军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中世纪骑士军队那种以追求荣誉、个人的英勇和对领主的忠诚为美德的观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集体感、合作精神、标准化、等级制为特征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主要由于军事革命而形成的这些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后来被引入到工厂、机关、学校等社会组织中,有效地改善了这些组织的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洲社会的发展.     

"欧洲化"、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主权问题

全球化过程是否正在造成主权的减少和消失?从历史的角度看,情况不是这样.500多年来,西欧民族国家和主权的理论与实践就是从"欧洲化"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主权的具体内容及其实施条件随时代和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历史上一直存在.主权在可预测的将来不会减弱,因为需要各国政府管理的事务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发展中国家应该有一种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自己发展水平的主权理论.     

制造“正义”——殖民时期美国东北部的杀狼历史与传说

殖民时期美国东北部移民对狼的杀戮,不但满足了其生存需求,而且通过传说所承继的传统,制造了杀戮恶棍的"正义",使其精神需求得以满足。生存需求的满足减少了狼的数量,精神需求的满足才是导致狼被灭绝的主因。在物种多样性正在消失的今天,因人之"正义"而剥夺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不管是历史还是传说,都值得史家总结和分析。     

评近年来世界通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倾向——兼介绍西方学者对“早期近代世界”的一种诠释

已故吴于廑先生在1978年首次提出重新思考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世界通史编纂,主张摒弃以“剑桥三史”和前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而用以世界为一全局的宏观视野来认识历史,并在此基础上编写新的世界通史①。从那时至今,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其间吴先生关于整     

“王朝权力的结构与遗产——帝制晚期的中国与近代早期的欧洲之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正>2009年12月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共同主办的主题为"王朝权力的结构与遗产——帝制晚期的中国与近代早期的欧洲之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国远东学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故宫博物院、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世界史所等单位的20多位中外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吴伯娅主持。此次会议是名为"王朝统治的结构与遗产"的中欧社会科学合作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德意志帝国学界的“民族边疆”追求与跨国文化民族主义北大核心

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演进中,德国因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一种漠视国家疆界,将有共同血缘、历史和文化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作为关注对象的文化民族主义。基于这种取向,德意志帝国学界出于对小德意志统一方案的不满和对“民族边疆”危机中的域外德意志同胞的关心,展开了“语言边疆”范式下的境外德语区域和德语岛研究,力图从学术层面确证它们的德意志归属,捍卫其德意志民族特性和文化,实现德意志民族疆域的最大化。德意志帝国学界的这种跨国性学术拓边,是对小德意志统一方案之缺憾的学术修正,也是对域外德意志同胞及其承载的德意志文化的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关切,意在强化“民族边疆”的德意志属性。这种学术拓边对当时以及日后德国学界的民族主义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播媒介对文学发展影响的历史探析——对伊尼斯《帝国与传播》关于“媒介与文学”关系的思考

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不仅宏观地论述了传播媒介对于帝国发展的影响,而且对媒介之于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商业贸易、科学技术、哲学宗教、文学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展开具体的分析,为我们了解"媒介决定论"观点开拓了崭新的视角,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详实材料。本文针对伊尼斯关于"媒介与文学"关系的阐释,做出总结和思考,试图理清传播媒介对文学发展的作品风格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与消失

“欧洲共产主义”是二次大战以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为了寻找一种既不同于苏联，又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模式所作的尝试，在当时不仅得到了欧洲大陆大部分共产党的支持，也得到了欧洲以外地区一些发达国家共产党的赞同，影响很大。可是这个尝试最终没有成功。大约在1983年以后，这股热潮就逐渐消退下去。“欧共”消失了，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段插曲。     

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治外法权”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运用

近代西方的"治外法权"概念由外交豁免权与领事裁判权两种性质有别的域外司法管辖权组合而成。这一矛盾含混的内涵结构及其在日常使用中后者遮蔽前者的语用强势,导致中国知识精英有关认知的长期分歧;而中日汉字构词习惯的差异,又曾一度引发国人对"治外法权"的误读。清末时,即有人试图将"治外法权"两层矛盾含义予以分离,甚至加以对立,宁愿选择以"领事裁判权"来明确指代列强在华司法特权,以避免含混的"治外法权"名义。北洋后期特别是国民政府时期,此一认知倾向经由政府提倡和实践,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又因故出现某种逆转。尽管存在认知分歧,"治外法权"由领事裁判权所代表的不平等的司法特权内涵,却一直主导着社会上的传播。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治外法权"在清末主要被用于唤起危亡意识、鼓吹变法维新,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五四运动及其后,则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进行反帝斗争的话语武器。     

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的理论与实践

福泽谕吉既是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个征韩侵华论的积极倡导者。这种“矛盾”性,取决于他要着力完成的两大任务：一是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化国家;二是以武威“大东亚秩序”来取代札教“华夷秩序”。前者诱因于西方“条约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理念;后者催生于颠覆东亚“朝贡体系”进而取中国而代之的百年夙愿。两大任务的显隐交替和互为前提,解释了《文明论之概略》与《脱亚论》之间的表层矛盾和内在关联。     

“明清帝国的建构与中国西南土著社会的演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6月19—20日,“明清帝国的建构与中国西南土著社会的演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隆重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20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45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在两天时间里,先后有22位专家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与会代表就此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次会议的主题在于总结、评论由香港研资局资助的“重构西江：明清帝国的建构与土著社会演变”研究项目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