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864年《皮特雷敕令》——兼析9世纪中叶西法兰克王国的法律形成机制

敕令是研究加洛林政治、军事史极为重要的史料。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864年颁布的《皮特雷敕令》被誉为加洛林敕令的顶峰。本文从解读该敕令的文本结构和内容出发,进而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其历史传统、制度文化和执行成效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分析研究,以期透过该敕令,来了解西法兰克国王在稳定社会秩序、管理政治事务、军事防御建设等方面的努力。     

加洛林王朝代际更替中的疆土分治与王国一体

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受法兰克习俗和墨洛温王朝先例的影响,为确保王位的传承、满足儿子的欲望、更有效地治理王国,常安排儿子分治疆土。查理·马特、矮子丕平、查理曼、虔诚者路易及其三个儿子共五代七位统治者,都注重通过分治和调整疆土来维护王族团结。在父子分治、兄弟分治、叔侄分治和混合分治四种权力格局中,国王们都采用多种手段维护王国一体,比如禁止部分儿子的继承资格、禁止分王国再分治、强化长子地位、兼并或分治绝嗣之王的疆土、频繁会商、联手打击异姓异族。因此,疆土分治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分裂,亦可有利于王国一体。     

“训诫”话语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文化

以权力弥散、政治参与多元为特征的国家治理形态,是法兰克加洛林时代留给中世纪欧洲的一大政治遗产。查理曼的敕令《广训》和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的政论《宫廷治理》对"训诫"话语的运用,反映了当时对现世政教生活原则以"职分"为核心的特别理解,体现了加洛林君主与治下政教精英之间的合作性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构成了加洛林"合作政治"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加洛林时代国家治理活动的基督教化,标志着欧洲中古"神权政治"的正式奠基。     

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与法兰克王权理论的构建

在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法兰克王权理论问题上,传统观点普遍强调以"神秘力量"为基础的"血统权益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试图打破这一藩篱,开始注重发掘法兰克王权理论中的基督教元素。通过对墨洛温王朝时期教会法及其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借由教务会议,墨洛温国王不仅在族群众多的高卢论证了自身统治权力的合法性,而且逐渐成为法兰克主教团认可的正统基督教君王。更为重要的是,法兰克王权的神圣性在教务会议的仪式与法令中得到较为完美的展现,传递出一种国王与主教共同商议国家大计、处理王国要务的象征性内涵。不过,这种"共商同治论"却最终成为墨洛温王族寿终正寝的理论滥觞。     

加洛林早期史书中的丕平称王

在加洛林时代早期的三部史书《弗里德加编年史及续编》、《丕平膏立记》和《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中,有关丕平称王的历史叙事充满了种种疑团和分歧,这些分歧显示了加洛林王朝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和权利而产生的各种政治诉求。《弗里德加编年史及续编》的叙事模式,侧重于凸显丕平称王事件中法兰克传统军事和政治仪式的色彩,反映了丕平为巩固王位和新生王朝而试图借助于法兰克政治传统确认其王位及加洛林政权合法性的诉求;《丕平膏立记》对膏立仪式过程的浓墨重彩,反映了丕平去世前后,加洛林王朝内部各势力为争夺王位而试图诉诸宗教神权来确认王位继承合法性的诉求;《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则反映了进入承平时代的加洛林王朝美化其家族历史、淡化丕平称王事件的政变色彩、伸张其取代墨洛温王朝之合理性的时代诉求。     

浅析格雷戈里及其《法兰克人史》

格雷戈里可谓是六世纪法兰克王国第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法兰克人史》一书也被后世看作是一部"信史"。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格雷戈里的生平及其历史著作《法兰克人史》的基本内容。第二部分浅析《法兰克人史》的史学思想。第三部分是对格雷戈里撰写《法兰克人史》原因的探讨。     

君主制时代法兰西国王及其国家的“宗教身份”问题

从中世纪后期直至法国大革命初期,君主制下的法国国王在宗教身份上一直拥有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其他任何国家的君主均不得“盗用”的称号,即“笃信王”(法文SaMajest啨Tr埁sChr啨tienne,英文HisMostChristianMajesty)。从“笃信王”概念的源流、“笃信王”内涵的演变以及“笃信王”称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可以看出,“笃信王”一词虽然是由罗马教廷于公元8世纪时首创,但到了中世纪后期,它却成为法国国王用以同罗马教廷以及基督教世界其他敌对国家进行斗争的工具。正是借助于“笃信王”这一身份,法国方面在舆论上维护了自身的独立地位。也正是借助于“笃信王”这一头衔,法国王权获得了凌驾于法国教会之上的特殊权力,进而促使法国王权走上政教合一的“绝对主义”道路。     

管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官方属性——与古代中国官方史学相比较为视角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一部带有官方属性的史书,这在私家史作占主导地位的古代西方颇为罕见,它的出现乃查理曼扶植宫廷文化的结果。在政治立场上,这部史作完全倒向了加洛林王(皇)室,文本内容多为正面宣传查理曼等封建帝王,鲜有总结历史得失之语。《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编纂机制存在着一定官僚组织化的倾向,不过,支撑其编纂的官方组织体系却颇为脆弱,不仅时间短暂,而且史官、史馆、史制的建制皆不完备。     

20世纪以来宋代《尚书》学研究述评

正《尚书》主要记述唐虞三代君臣的言论与事迹,汉代以来被奉为"五经"之一,深刻影响着传统中国的政治思维和实践。《尚书》学在宋代尤为兴盛,时人称"博士业《书》者十常三四"(叶梦得语,见《文献通考》卷一七七,中华书局,2011年,第5287页);又称"经解惟《书》最多"(黄震语,见《黄震全集》,第1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1页),可见一斑。两宋士人通过研习、阐释《尚书》,探求治理之道,回应时代问题,维系政治秩序和君臣认同。因而研究宋代《尚书》学,有助于理解《尚书》在传统中国政治中的角色和影响。     

“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发微——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探讨

汉宣帝刘询与霍氏家族关系的演变 ,在西汉君臣关系发展史上颇具典型意义。大将军霍光拥立宣帝 ,为汉室“中兴”奠定基础 ;然而死后不足三年 ,霍氏家族却罹灭族之祸。究其原因 ,当与昭宣之际政局的复杂多变 ,宣帝慎谨周密及外宽内忌的性格 ,霍光权力过度集中及为政严酷 ,其继承者缺乏必要的政治才干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重新审视宣帝与霍氏家族的关系 ,除了应注意一般意义上的君臣矛盾之外 ,还应注意其中复杂的深层原因     

研究西欧封建王权的新理路——读孟广林新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

一在东西封建政治史上 ,9— 1 3世纪的西欧封建王权 ,可谓是非常晦暗而复杂的一个问题。由于奠基在日耳曼人的原始军事民主制、“西方式”的封建制与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上 ,西欧封建王权的属性、地位及其政治基础并不明朗 ,各国王权的发展趋势也不尽相同 ,因而对这些问题的诠释难度很大 ,且存在着学理上的差异与纷争。同时 ,西欧封建王权也是一个富有学术与理论意义的研究领域 ,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将大大深化对西欧封建社会的认识 ,有力推动对西欧封建政治史之特殊历史规律与东西方封建政治史之共同规律的求索。新近问世的《英国封建王…     

本期寄语

正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两篇文章。黄庆娇与颜海英合作的《金字塔铭文与古埃及复活仪式》通过古埃及宗教文献《金字塔铭文》解读古埃及复活仪式与王权理念的关系,认为古埃及丧葬活动及新王国神庙礼拜中举行的复活仪式之核心是以来世信仰巩固王权的理念。吕厚量的《从贤哲会饮到饕餮盛宴——古希腊历史叙述中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变迁》认为,公元前4世纪中叶之前古希腊知     

据清华简《皇门》校读《管子》一则

《管子》中有两个令人费解的“食”字,分别见于《君臣》上、下篇： 主德不立,则妇人能食其意。（《君臣上》） 关於此句,尹知章注曰：“君意委曲随於女谒,若食之充口。”俞樾云：“古字‘食’与‘饱’通。《说文．虫部》：‘饬,败创也。”     

十六世纪英国“王权至尊”的确立与教皇权的衰落

“王权至尊”的确立是英国16世纪宗教改革的核心事件。它的确立直接导致“教皇权至尊”原则的衰落,削弱了教皇和教会管理社会和宗教事务的功能。在“王权至尊”确立后,英国16世纪僧俗两界的权力体系得以重组,宗教改革演变为政治变革。“王权至尊”由亨利八世创立,确立了王权在宗教和世俗世界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国王在议会中”使国王拥有了立法权。国王可以联手世俗立法机构直接面对教职会议并使其职能削弱,最终一身二任的国王实现了对教会的直接管理。但“王权至尊”的确立并非终局,质疑其合法性的声音从未停歇,膨胀的王权最终还得面临进一步的“被革命”。     

论皮纸与加洛林时代历史记忆的保存

英语出版界普遍认为加洛林史学的崛起是加洛林法兰克人史学创造力提高改善的结果.本文则拟从书写材料的视角探讨这一问题的原因,加洛林法兰克人主要使用的书写材料——皮纸对于他们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皮纸材质的不易腐烂,使得加洛林法兰克人建立在“加洛林文艺复兴”基础之上的史学成果——原创性的史作和誊抄的前代史作能够以较大的数量留传至今.     

论古代战争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以战利品赏赐与人力资源为例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战争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并以战利品的赏赐和人力资源的利用为例,探讨了古代战争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作者的论点是：战争可以通过各种物质因素影响政治权力。战争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投资,其结果也直接影响国家的物质基础。赏赐战利品对王权产生双重影响,既可以激励士兵,提高军人的忠诚度,也可以导致军人压力集团的形成或军心涣散,从而削弱王权。新的人力资源（战俘、奴隶和臣民）为巩固王权提供了便利条件。作者认为对殉葬的传统解释过分强调政治层面而忽略了这一现象的宗教文化因素。     

《大义觉迷录》的文本流播与记忆再现

《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关于满洲政权合法性、华夷之辨、君臣之伦及自证清白的“辩论”之作。借由该书的创作出版与流通阅读,雍正帝建构清朝“正统观”的独特体系,形塑并强化中央与地方各类社会群体对于相关事件的记忆。乾隆帝基于政治考量禁绝《大义觉迷录》以抹杀历史记忆。清末民初,《大义觉迷录》的抄撮之本与改造记忆再现以服务于政治斗争或大众猎奇。《大义觉迷录》生命历程的还原展示出清代官修书籍多层次、多维度的流播图景及官修书籍与读者世界相遇的情景,在“书籍社会史”取径外展示出“书籍政治史”的新可能。     

清代圣训与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基于《政治典训》与《清圣祖圣训》的考察

一般认为,圣训体现的是颁发谕旨的皇帝的思想与观念。康熙敕修按圣训体例选编自己谕旨的《政治典训》和雍正主持编纂的《清圣祖圣训》的差异,为考察圣训体现的是颁发谕旨皇帝还是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康熙在位时《政治典训》已形成了完善的稿本,没有颁行。雍正即位后敕令继续编纂,但最终没有颁布该书,而是依照惯例,另起炉灶,敕修《清圣祖圣训》。《政治典训》与《清圣祖圣训》均选录康熙谕旨,体例相近、类目多有相似之处,皆以宣扬康熙圣治、训谕臣民、垂范后世为目的。其差异主要是在内容上,《清圣祖圣训》收录的是雍正皇帝认同的康熙皇帝谕旨,删去了《政治典训》中与其治国理念相冲突和对自己不利的内容,能适应雍正治国的需要。不仅是《清圣祖圣训》,清代的圣训都融入了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     

君道无为臣道有为--析刘禅与诸葛亮君臣政治运作模式

从齐稷下道家的视角看,刘禅与诸葛亮君臣政治是“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君臣政治运作模式的又一典范。刘禅的贤明与任人信人,诸葛亮的忠诚与谨慎,是这一君臣政治模式产生并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     

前期英国封建王权对地方郡政的整饬

在中世纪封建时代,作为英王国的最高地方政府的郡,在加强国王的政治集权、维护王国的地方统治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从诺曼征服至大宪章问世前的百余年间,前期英国封建王权尤为重视对地方郡政的控制,通过对郡政弊端的大力整饬,使郡成为王权支配地方的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史家由此而称中古英国的郡制是“西欧君主所设计的最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①。对这一时期英国封建王权整饬郡政的历史现象作一剖析,将有助于深化对中古英国政治史特别是英国封建君主政治的理解与认识。鉴于国内史界同仁对此重要问题尚无专文论析,笔者愿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