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中国史学在历史思维、历史盛衰观、经史关系论、历史文献思想和历史编纂思想等诸多方面,都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的五篇文章,从历史思维与民族史学、时代思潮与传统史学、历史文献学的优良传统、以史为鉴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和近代     

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正>史学作为中国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门学术，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深固的传统。降及晚清，随着传统社会走向衰败和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史学的发展也日益陷入困顿：观念的陈旧、视野的局促、方法的凝固和社会功能的明显缺失，无不在迫其展开一场革新自救，以应世变。以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涌起为启程标志的近代化转型，便反映了这一时代趋势。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最初虽有国粹派、学衡派和新青年派等围绕着“西化”还是坚持本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建设思路展开过争论，但争论的结果，“西化”派显然占了上风，并由此成为史学近代化的主流路径。西方学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表征，不外以人本主义取代神意史观，力求摆脱对宗教神学的依附关系，建立起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倡怀疑精神和科学理性，破除蒙昧主义，借助自然科学方法，树立“无征不信”的治学规则。循此路径，“新史学”把“史学革命”的重点首先集中到改变旧史观念方面，即反对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观及其史体、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观，主张以西方进化论认识整个历史，提倡用近代民主价值观臧否史事人物。这也是梁启超全面批判旧史学的基调所在。但也应看到，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之...     

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

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社会史"书写的演变,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史学界从进化论一家独大到日趋多元的演变特点;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史家的历史书写理念,从以中国历史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到回归历史学本位的趋向。与之相关的史学社会科学化,同样经历了从辅助"史料考订"到进行"历史解释"的演变。     

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

我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我国史学的特点是: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连续性;传世的历史文献十分丰富;历史编纂形式的多样性;重视人事、重视经世致用的社会性。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近年来我国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造诣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关注史学发展趋势,关注有倾向性的史学现象,促进中国史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近代史学转型视野下的民国清史学(1912—1949)》读后

<正>在有关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成果中,庾向芳教授的《近代史学转型视野下的民国清史学(1912—1949)》(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对民国时期的学术组织和学者研究清朝历史、编纂清史的活动进行了缜密考察,是一部值得重视和肯定的著作。一是选题新颖、论述构架宏阔。与既往研究取径不同,这部书聚焦于民国时期清史学以呈现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易代修史,本是中国官修史学的传统之一,但对于清史的修纂,其处境与前代则大不相同。     

评鲍绍霖等著《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

中外史学交流是中外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中国历史上和史学发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近代学梁启超指出：“东学之不如西学,夫人而知矣。何也?东之有学,无一不从西来也。”(《东籍月旦》见《饮冰室合集。集之四》)可见西学对中学之重要。19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     

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     

历史思维与民族史学

思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切入,可以从深层次上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理解中西史学的相通与相异,也可理解跨文化研究的意义,思考新世纪史学一系列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近代西方学人注意到从思维角度研究中国文化。还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Granet)就提出了"中国思维模式"的命题,认为"一种哲学理论的产生跟它自身的文化习俗、思     

民国时期关于青铜器的研究

自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方面都有重大变化的时期,学术界也不例外。就传统的史学、金石学来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学在我国西部探险式的“考古”活动,以及西方考古学思想、成果、方法等在中国的介绍,中国传统史学和金石学研究受到了强烈冲击,一些学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近代考古学方法论的影响。     

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

史书体裁是史书编纂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史书中,包含着多种编纂形式,产生出丰富的史书体裁。探讨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形成及其演变,揭示其发展规律,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遗产,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当今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实践也有惜鉴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编年、纪传、典制、纪事本末几种主要体裁的发展过程,阐明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规律。     

试论赫尔德浪漫主义历史哲学思想

赫尔德是近代西方史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学家,他身上兼有启蒙与浪漫的双重因素,这使他成为思想领域的集大成者。他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历史新观念。他的“历史的有机体“的观点,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启蒙运动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发展新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历史发展的个体性、多样性、内在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的论述,他理解历史的“移情“方法,对浪漫主义历史学和后来的史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从同流到分裂：史学范式变迁对史志关系的影响

20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史学传统。中国的史学以前后相沿的历代正史为代表,形成了一种具有连续性而且内容广泛全面的纪传体全史范式,这种范式不仅体现在断代的国史编纂中,而且还扩散到地方史的编纂领域,以这种范式编纂的地方史被冠以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名称——地方志。     

继承史学优良传统,展现民族文化精髓——《中国史学思想会通》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正2018年9月,吴怀祺教授担任总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会通》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套大型系列学术著作共16卷,是吴怀祺教授所带领的学术团队共同撰写完成的。全书分为通史和通论两个部分,其中通史部分论述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包括近代前卷和近代后卷)这几个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阶段;通论部分则包括了历史思维、经史关系、历史盛衰、历史文献学思想、历史编纂学思想这五个专题。     

日本江户时代史学发展受中国史学影响探析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史学文化引领着邻国史学的发展,日本江户时代史学发展深受我国影响,各种史志书籍、资料达到空前的规模,史学文化得到全面发展。本文从日本江户时代史学历史发展沿革,利用对比、举例等多种手法,从编纂体例、史学思想等角度阐述了日本史学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明晰中国史学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析

<正>20世纪的中国史学,通常被划分为传统史学、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流派,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孕育、形成到发展、转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进程。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深入地探讨20世纪的中国史学,深切地认识和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史学,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     

说历史编纂学:一个中西史学文化比较的立场

言及"历史编纂学",人们总会联想到与之对应的英文"historiography"。一般也是如此对应翻译。但这种以主要意谓"史学"或"史学史"的"historiography",去界定和理解中国语境下历史"编纂"之学存在很大问题。语义分析表明,中文"编纂"所指的是单纯的文本编织组织,而没有"historiography"的意指。中文所谓"编纂",是对国家职掌管理、整理档案文献职能的史官组织历史文本行为的描述。这种"编纂"的性质,决定了中国传统史学文本的以连缀组织已有文献为主的生产方式,而史官的官僚性,也决定了文本组织的立场和视角的国家性,决定了反映内容的社会性和整体性,决定了其对于政治实体的治乱兴衰,以及为容纳多重内容而追求的文本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与此不同的西方史学,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属于个人行为,没有被纳入到国家的职能之中,所专注的焦点多局限于个人或亲历或传闻的诸如战争等重大事件,关注的是人性的善与恶,导致在组织文本时,不太考虑社会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更注意表现事件的线性过程和事件的情节。因而,在西方史学中,与历史(history)一起组合使用来表示文本历史的,一般采用narrative或writing,如history narrative,或history writing等。"编纂"一词的分析,或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中西史学文化上所存在的差异。     

20世纪西方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一方面批判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另一方面将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从解释历史的性质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来。这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理论的发展,也为历史学确立了更为稳固的根基。德国历史哲学家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继承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从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异的角度来分析历史知识的性质;克罗齐、柯林武德也遵循了这个传统。分析学派罗素、波普尔、亨佩尔等人,则从语言逻辑的角度来分析理解历史的方式和历史知识的可能性。这两个方向共同构成了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主流,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自我的认识。     

五四时期史学：走出经学的羁绊

一、进化史观的传入与经史地位的变化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或隐或显地受到经学的束缚与支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 ,中国史学完全依附于经学而毫无自身价值可言。事实上 ,中国史学也一直受到来自官方的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与重视而成为古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格局 ,即客观地反映出了这一点。历史上形成的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既十分密切又错综复杂。就史学而言 ,长期以来更多的是被动地受到经学的影响。例如 ,周予同在谈到古文经学对史学中史书体裁的影响时说 :“纪传体 ,…     

史学精粹

施建雄;孙巍:《史学传统与文化认同》(《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五代以降,史家重视历史记载的前后相承,并有目的地记录周边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相互交往的现实内容,文化认同进一步拓宽;辽金元时期重视对前朝史和本朝国史的编纂,这不仅说明编纂者拥有历史传承的明确意识,而且体现出他们对于中原文化的一种自我认同。总之,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史学的鉴戒功能得到发挥,从而彰显了史学传统与文化认同不可分割的密切     

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

历史编纂学中对历史的分期有自然的或技术性的分期与理论性的分期两种。中国和西方传统时代的历史学家都不注重运用历史的理论分期来编纂历史。对理论化的历史分期的热情是启蒙时代以来社会、自然和历史观念变化所激发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学家说来是外来的。凡理论化的历史分期,其理论的根据都远远超出历史学之外,所以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是无法从理论角度判断的,而只能从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实际产生怎样的作用来判断。任何理论模式都具有主观性。所以理论性的历史分期对于历史编纂学说来是假说、工具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