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與黨爭

鑑於乙巳京察黨爭教訓,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察前妥善處置淮撫李三才去留問題,但最後卻依然重蹈覆轍。由於明神宗再三推遲察期、延發察疏,給黨爭創造了充分的條件。辛亥察前,由宣黨籌謀,御史金明時參劾吏部侍郎王圖,引發雙方辨劾,還不具有黨爭性質。然而明神宗對其放任不理,未能及時遏止,遂使其成爲遺留問題帶進京察,造成辛亥京察成爲一次異於舊例的察典。吏部尚書孫丕揚對御史金明時的不當處置埋下察後黨爭的根源。被察失意的浙、楚、宣、昆諸黨,以金明時事件爲口實企圖反噬。在反噬察疏爭辯期間,東林黨人丁元薦一疏將爭辯正式引入黨爭境地,爆發了明代歷史上規模最大、最爲激烈的一次黨爭。隨著孫丕揚、王圖等先後離去,東林黨在辛亥京察中獲得的暫時性勝利化爲烏有,反東林勢力最終還是實現了察前欲去福清先去秦脈的目的,辛亥京察也成爲東林與非東林兩大勢力攻守易位的轉折點。     

晚明的薦賢、徵聘與士人的出處考慮——以鄧元錫爲例

本文以明代萬曆朝名儒鄧元錫被薦之事爲例,探討官僚階層的薦賢原則、朝廷的徵聘運作機制與士人的出處考慮之間的互動情形。在晚明科舉取士的選才制度和循資守轍的用人體制的强勢主導下,薦舉一途已經變得無足輕重。這種現實深刻影響到士人的出處考慮和行爲選擇,使得他們在面對薦舉和朝廷徵聘時,主動將個人出處與治國人才的選拔和任用分離開來,把薦舉賢能之士和個人出仕僅僅定位在榮譽性、象徵性的層面。     

漢武帝“廣關”與河東地區侯國遷徙

西漢元鼎年間的"廣關"政策,是武帝爲拓展關西地域範圍而采取的重要舉措。爲配合"廣關"的實行,漢王朝對拓展地域內的行政構建進行一系列調整。本文通過對西漢河東地區侯國分佈狀況的考察,指出元鼎年間河東地區侯國分佈存在劇烈變動。此變動與"廣關"直接相關。"廣關"政策實行後,河東地區的侯國被集中遷出。而河東不封置侯國的局面一直延續到西漢末年。     

介乎國體安危與華夷之辨之間——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態度辨析

本文以發生在萬曆末期南京和崇禎時期福建的兩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爲研究對象,將兩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與同一時期士人反對天主教的文章進行橫比,再以之與前後朝代官方反對民間宗教組織的政策和行爲進行縱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和外來文化的基本特點是服從於社會治安管理的需要,當政府認爲其不危害社會時,可以容忍,反之則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並不包含明確的是否文化異端的考慮。因此,雖然晚明政府對一個團體之社會價值的認定有很大主觀性和偏見,但也不能認爲晚明中國政府習慣於排斥外來文化和宗教。     

“嘉道的主體性”與“在清朝發現歷史”——評張瑞龍《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

正一"嘉道的主體性"對二十多年來的清中葉及以後時段的歷史研究,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一語,恐怕是引用頻率最高的幾句話之一。(1)這句看似明確但其實含義頗不清楚的話,與該領域的元問題之一"現代中國從何時開始"緊緊纏繞在一起,刺激着每一位在這一領域內探索的學人的思考。張瑞龍的新著《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下簡稱"張著")就做出了明     

晚明杭州佛教界與天主教的互動——以雲棲袾宏及其弟子爲例

晚明天主教傳教士來華之後對佛教始終態度苛刻,而佛教人士對天主教的反應既顯遲緩又呈現從溫和到强硬的轉變。本文通過追溯杭州雲棲寺羣體(虞淳熙、袾宏及其門人)與利瑪竇及杭州天主堂在二十年間的數次互動,辨析佛教界應對天主教挑戰時態度的變化趨勢——從忍讓調和到日趨嚴厲,由此窺視晚明佛教的社會處境以及當江南地區同時成爲佛教重地和天主教重地之後呈現的文化衝突如何影響着佛教界人士的應變方式。這種現象説明,在一個並不有意倡導文化交流的時代,兩種傳統遭遇之後爲保持自身特色會怎樣本能性地自衛。由此更應體認,文化與思想的對話應該是當今世界的基本議題。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     

略論鍾惺與南宗畫

明萬曆間,鍾惺與之所立竟陵派雖自初創即毁譽參半,然其入清後影響不降反升;竟陵餘響於清初詩壇,亦曾有震蕩。竟陵派的詩文主張、行年考訂,如今學界已有頗深入的研究,惟竟陵派與東南畫壇的聯繫,關注得還不夠。鍾氏於畫史留名,其文學主張亦多參東南文人畫之奧義;而明、清两代同情竟陵派者,多東南詩畫藝術界之士。本文擬從竟陵派與東南畫壇的關係,略論晚明詩畫審美趨近的一些表現。     

東北區宣傳工作展覽會介紹

在召開東北區第一屆宣傳員代表會議同時,東北局宣傳部舉辦了一個宣傳工作展覽會;其主要目的是交流各地宣傳工作經驗,以便進一步貫澈"中共中央關於在全黨建立對人民羣衆的宣傳網的决定"。這個展覽會籌備時間約有一個月左右,但分類佈置時間却十分匆促(只有十天),又加之會場較小,難於容納更多的東西,因此,在佈置與選擇材料上,只好簡單明瞭,注意能够說明問題。但是,     

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爭中的鎮海軍

唐代的東南藩鎮一直是以養兵少、實力弱的形象示人,但成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的鎮海軍、浙江東西道,卻乘借＂涇師之變＂,在節度使韓滉的經營下成爲當時南方最强大的藩鎮,並在德宗朝的削藩戰爭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衍爲當時唐廷得以生存的基石。韓滉並藉此而成爲唐後期權勢最重之宰輔,而其與唐德宗的矛盾由此産生。韓滉死後,德宗爲弱化江東的藩鎮勢力,遂進行了改革。對韓滉這個歷史人物形象的探討,有助於我們了解中晚唐時代政治形勢變化對當時士人價值觀的衝擊,以及後人對東南藩鎮與東南藩帥特定認知的形成。     

那特硜的《政治學》及其在晚清的譯介

那特硜對德國國家學在近代日本的傳播和明治政府建立普魯士式國家官僚政治制度發揮了有力的影響。由其在東京大學的講議輯録而成的《政治學》,對國體與政體、國家概念(Conception)與國家觀念(Idea)等概念作了明確的區分,並對各國立憲制度的歷史由來、法理與實際及其利弊得失加以論述,具有歷史學派國家學的特徵。該書出版後不久就被譯成中文,再藉由報刊、新學書目和圖書廣告的宣傳,成爲清末憲政運動的一種思想資源,對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論陽明心學語境下的“外王”之道

明代政治現實的過分嚴苛迫使當時的士大夫羣體在政治實踐的過程中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因此明人必須另尋一條新的外王之路以安頓士人身份的價值感和社會責任感,否則就只能淪没於趨利避害的政治苟且和惟皇權意志是從的價值虛無中。王陽明在對道德理念的直接表述中間接討論了傳統的外王問題,在其心學語境下,他不再將“内聖”與“外王”看作是士人生命中平鋪而互補的兩極,而是運用知行合一的邏1將二者看作是一體二用的同一關係,以本體的價值呈現取代政治實踐的現實指向,而“致良知”說則通過對“知”的强調,意在用一種開放性的良知見在秩序替換統攝於皇權一極的現實權力秩序,變善之於人的權力統攝爲人之於善的主體明覺,以寄托自己的“救世”期望。     

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

澤潞節度使盧從史元和元年(806)兵下太行,進成德節度使王士真之行爲,原爲唐憲宗所贊同,是憲宗欲於河朔三鎮用兵之試探性行動。而後,由於以翰林學士李絳爲代表的朝廷寬容派及以幽州節度使劉濟爲代表的割勢力的反對,憲宗態度發生變化,盧從史的出兵便以無果而告終,而盧從史本人也成爲朝廷猜忌之對象。考察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欲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可見當時政治軍事格局之一斑。     

晚清洋務争論者的共同意義世界——以甲午前的鐵路之争爲例

甲午前中國人對引進鐡路與否的争論,常被研究者視爲中與西乃至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但由於此時西方尚未被樹立爲全面典範,洋務的倡導者和反對者其實能大致分享一個共通的意義世界,這恰是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視的。本文通過考察鐵路資敵、擾民、失業所關係到我主彼客的軍事形勢、道本器末的認知框架、國家應否積極作爲的角色認知三個議題,指出争論者的觀點差别更應被看作在共同的意義世界和思想時空中做出的不同選擇。     

“無名子”與唐代科舉

中晚唐以前"無名子"一詞在史料中的一般意義即爲"無名氏",泛指不知姓名爲何的人。中唐以降科舉制度開始深刻影響時人生活狀態乃至滲透於其話語形式,"無名子"逐漸被賦予了兩點特殊用義:其一,它所使用的語境應該與科舉考試密切相關;其二,所指稱者必定是針對科舉考試進行匿名造謗的人。隨着時代的變遷和生活場景的轉換,後人對其含義的理解開始變得模糊起來。通過排比史料可以發現,它在中晚唐一般語境中所特具的科舉内涵,自宋代開始又逐漸從人們日常生活的話語中消失。     

專職言事官的設立——北宋前期對臺諫制度的整頓

宋仁宗以後,臺諫官在監察官員、參與朝政討論等方面非常活躍,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臺諫官職在宋初大多僅爲本官階,御史臺也並非以向君主進言爲主要職能的機構;從宋太宗到仁宗前期,臺諫制度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既往研究由於較多偏重於將臺諫機構作爲監察體系的一部分加以觀察,因此對於北宋前期臺諫制度的草創過程關注較少,且較爲重視臺諫官的職責内容,而對臺諫官的工作方式——即向君主進言——的重要意義較少提及。本文試圖將北宋前期臺諫制度的發展放回具體歷史情境之中進行觀察,以此對這一進程的政治背景與制度背景作以分析。本文旨在説明,宋太宗、真宗時期,很多外朝士大夫看重臺諫官向朝廷進言、使下情上達的作用,因而反復提出令臺諫官"舉職言事"的呼籲;而君主則時常希望藉敦促臺諫進言的表態,來展現自身廣爲采聽、虚心納諫的品德,特别是在發生某些天災人禍之後,這種需求往往會促使君主推動臺諫制度的實質性變化。正是君主和士大夫以上兩種考慮之間的相互呼應、共同作用,促使北宋朝廷對臺諫制度進行整頓,並最終帶來了臺諫官職的性質從本官到專職言事官的重大轉變。     

東漢建都洛陽始末

在羣雄逐鹿之時,光武帝建都洛陽,既有河北是其賴以爭奪天下的基地這一原因,也是割據之形勢使然。天下一統後,面對新的形勢與問題以及洛陽本身的地理局限,劉秀的一系列舉措清楚地表明,"國家亦不忘乎西都",而有遷都關中的願望。但朝廷最終未能遷還舊京長安,這在很大程度上既與關東豪强大族的反對有關,也與儒學及儒家政治勢力的影響有關。東漢建都洛陽一事之始末,不僅反映了朝廷與豪族的複雜關係,關西與關東的畛域之分,王道與霸道的政治理念之爭,也折射了兩漢政治、社會時代變遷的實況。     

“中國開始覺醒”--美國媒體下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爆發以後,美國媒體進行了跟蹤報導,提供了理解這個運動的西方視角,以及當時美國對五四運動態度的重要歷史記錄。這些報導除了對這個運動的過程進行了詳細的梳理,特别重要的是它們看到了中國開始覺醒,正確地預見到中國將開闢一個斯紀元。巴黎和會上美國放棄了對中國的許諾,與日本妥協,讓中國人大失所望,不再信任曾經無限敬仰的美國,也讓一戰後期美國在中國的聲望達到頂峰之後迅速跌落。同時,美國主流媒體猛烈地批評威爾遜巴黎和會上對日本的妥協,美國朝野也就美國對華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美國做錯了什麼,應該怎樣彌補,怎樣贏回中國人的信任?由於美國媒體和精英以及在華人員在山東問題,上都明確表達支持中國的態度,日本開始散布運動是由美國幕後指揮的謠言,試圖把其侵略行徑所引起的中國人民憤怒的責任轉嫁到美國人身上。美日矛盾的根源,是因為美國要制止日本在中國的霸權,以有利於門户開放政策在遠東的推行,因此與日本攫取中國領土的野心產生了非常尖銳的矛盾。     

蒙元時代的杜甫記憶——以至元三年追謚杜甫爲中心

《元史》中有順帝至元三年"謚唐杜甫爲文貞"的記載,本文基於對元代大量文獻包括方志的考察,首先,對請謚人也速達兒的身世作了考證,指出他是蒙古後裔,曾爲官三朝,致仕時升授秘書大監,最後歸隱於四川果山。其次,通過對也速達兒在同一時期主持的其他文教事業的調查,説明他爲杜甫請得謚號,與他立學宫、建書院、遍行東南收書以及鑄禮器等一系列壯舉是同步進行的,這在當時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化事件。再次,通過對請謚與追謚的時代背景的多方面考察,説明爲杜甫請謚,與順帝朝罷免伯顔這一極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有關,並關涉元代後期的文化重建。最後,通過對虞集、貢師泰等一批文士,在也速答兒請謚杜甫及大興文教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的考察,説明這一請謚及追謚在元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新見史仲莒夫婦墓誌與姚汝能《安禄山事迹》新考

姚汝能以《安禄山事迹》一書聞名後世，然學界對其生平、宦迹、《安禄山事迹》成書背景及時間等問題均渺然難識。近年新發現的姚汝能於大中、咸通間所撰《史仲莒墓誌》及其夫人《杜氏墓誌》,不僅對其生年、科舉、官職除授和《安禄山事迹》作年等問題之考辨頗具裨益，且爲姚汝能依傍史仲莒門館時的政治形勢分析提供文獻支持，亦有助於梳理其與“芳林十哲”等同代文人的交往實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