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陈独秀的认识和处理

党史界对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研究成果颇多 ,但是 ,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怎样 ,一直未见披露和研究。本文根据新的档案资料 ,对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 (布 )对陈独秀及中国托派的认识和处理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　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以摆脱第三党的纠缠192 6年秋 ,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第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并短期呼吸一下莫斯科的空气和调整一下情绪的请求。 192 7年 3月2 1日 ,维经斯基又一次提出让陈独秀尽快去…     

最早用文字记述长征的中国共产党人

<正>1934年，红军长征出发前夕，中共中央的大功率电台在湘江之战中被损坏，不能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取得联系，共产国际只能听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虚假宣传，无法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现状。1935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泸定县召开会议，决定派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长征的情况，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和战略指导。     

陈独秀拒绝出席中共“六大”的内幕故事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但作为特邀代表,陈独秀拒绝出席会议,其内情却鲜为人知。     

满洲里接待的中共领导人

1922年冬，党的创始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通过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走近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为何远赴莫斯科召开?苏联有关方面对六大给予了哪些帮助和指导?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     

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

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 ,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1 2 2次 ,做出了 73 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 ,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 ;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 1 92 3— 1 92 5年 ,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1 92 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 ,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陈乔年之死

陈乔年,系陈独秀次子,1902年生于安徽省安庆市。1919年年底,他与哥哥陈延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他与陈延年及周恩来、王若飞、邓小平等在法国共同创建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同年8月,他同赵世炎、王若飞、萧三等,由当时法共党员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后中共中央正式承认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及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等被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1923年春,旅欧支部得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的通知,决定让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等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     

从“西北大联合”到“双十二事变”——张学良的“不归路”(之三)

莫斯科反对接收张学良入党1936年6月15日和7月2日,中共中央接连两封电报详细说明了西北发动的准备情况之后,一直焦急地等待着莫斯科的反应。7月中旬,收到了共产国际第一封回电。电报只简单地提出了两个问题,要求中共中央进一步回答。一个问题是,你们说可以联合华北的宋哲元与韩复榘共同反蒋,问题是宋、韩是否反日?如果宋、韩只反蒋不反日,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结果会不会适得其反?再一个问题是,西北发动必     

毛泽东同“远方”秘密交往实录

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政治秘书。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 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找到在莫斯科…     

三十年代上海的一次飞行集会

1929年,我从莫斯科回国。对于我们这一批回国的人,莫斯科不大放心,联共方面通知中共中央,说这批人虽然不能确定是托派,但有托派思想,要中国共产党加以注意。当时李立三是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任中央组织部长。李立三要中央组织部办一个训练班,把我们集中起来学习,了解一下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实际就是进行审查。     

满洲里接待的中共领导人

<正>1922年冬,党的创始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通过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1923年6月12日,循着陈独秀的足迹,李大钊通过满洲里坐马车进入苏联境内,前往莫     

邓小平舌战赫鲁晓夫

从1957年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进行了大论战。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展示了他卓越的外交才华。“和平过渡”之争1957年11月,邓小平随同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邓小平的主要任务是代表中共中央主持起草《莫斯科宣言》。邓小平一行到达莫斯科后,苏共中央将他们起草的《莫斯科宣言》交给了中共代表团。邓小平一看,感到失望,因为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其中,主要分歧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苏共强调,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通过合法的议…     

王明1937年空降夺权始末

王明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年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际,出现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在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1937年王明以钦差大臣身份空降至延安后,他一方面坚决贯彻莫斯科的决议,另一方面处心积虑,仍试图夺取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那么。他的夺权梦想是如何破灭的呢？今天我们就来略谈一下。     

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

自中共建党后,陈独秀在担任长达六年五届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中国革命的进退行止,一直在莫斯科导演之下。先天不足的中国大革命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无不与陈独秀和莫斯科的指挥者密切相关。在中共早期历史研究中,抓住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环节,就找到了解读许多难题的锁钥。李颖所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研究,多有新义,不同凡响。     

随康生参加华约首脑会议

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华约首脑会议”）。中共中央派康生、伍修权、刘晓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我当时是随团翻译。在这次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当着中国观察员代表团的面,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毛泽东,同时苏共中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给中共中央“口头通知”,全面攻击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这是从1958年夏天开始交恶的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王明两次回国夺帅印

王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就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此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他一生中有30多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期间曾4次回国,其中1929年和1937年两次回国对他具有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夺取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企图用自己的意志来改造党,指导中国革命。     

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莫斯科与早期中共

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革命的帮助与贡献不容否定。但1927年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的指导难辞其咎。其中莫斯科与各成员党之间的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直接影响了各国革命的成败。高度管控的体制与各国国情千差万别之间的矛盾,信息联络技术滞后与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之间的矛盾几乎普遍存在。莫斯科一味强调世界革命的统一行动路线,不顾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不允许各成员党主动制定出符合各国国情的方针,将俄国经验与模式强行套用于各成员党的革命实践中。而当时的通讯联络技术与莫斯科的高度集权之间又无法协调,莫斯科与上海中央之间的通讯不畅以及相关情报的相互矛盾乃至虚假,势必导致莫斯科的决策失误和中共中央执行上的困难。到1920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普遍停滞不前。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败不过是其中一个个案而已。     

任弼时与中共" 七大"的召开

任弼时于1904年4月出生在湖南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属汩罗市弼时镇)一个思想开明的乡村教师家庭。16岁时他就投身革命,因积劳成疾,46岁时英年早逝。在整整30年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和缔造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奉献了全部心血,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受中共中央委托,协助毛泽东主持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任弼时一生中为革命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1938年春,任弼时被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     

抗战初期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庭抗礼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回到国内,秉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意旨,他在统一战线及持久战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与中共中央相左,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六个统一"等。他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发号施令,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请看《抗战初期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庭抗礼》一文。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3）

1925年1月,上海,中共“四大” 按中共中央早期的惯例,党代表大会是1年召开1次,这个符合民主原则、有利防止党内独裁的制度后因局势的变化,出现重大改变,但至少“六大”前这一制度还是基本上实现了。“四大”的主要议题是探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特别是如何应对右派的攻击和孙中山的“右倾”。这时,南莫斯科、巴黎等欧洲国家回来的一批热血青年,以知识、能力、热情及国际背景给中共中央注入了新的活力,迅速成为中共中央的“后起之秀”,其中的佼佼者就有周恩来、任弼时、彭述之、陈延年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