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汪精卫逃亡的日子（上）

陶希圣,名汇曾,字希圣。1938年12月随汪精卫逃离重庆背叛蒋介石国民政府,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与汪伪集团成员高宗武一起反正,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陶恒生为陶希圣先生次子,9岁时跟随父亲与汪精卫一起逃到河内,亲历汪蒋决裂及“高陶事件”过程。     

让汪精卫认栽的“乡下女人”

“高陶事件”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和汪伪政府宣传部部长的陶希圣,在跟随汪精卫的过程中认识到其真实面目,于1940年1月3日,在杜月笙的秘密协助下乘船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后,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公开披露了《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从而以第一手的铁证擦亮了中国军民的眼睛。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可歌可泣的,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     

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

1938年,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副总载、国民参政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逃离重庆,转道河内,后公开投降日本。这一事件引起的一联串后果,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55年过去了,投敌的汪精卫集团被牢牢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就这一事件本身,引起的各种说法至今不休。《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上发表了刘华明先生《汪精卫叛国出逃探微》一文,读后颇有启发。本文提出与刘文所持不同的观点,从高宗武秘密访日、汪精卫出逃、河内刺汪、高陶拆伙等重要过程,重新分析,以证明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从一开始起,就是蒋介石精心策划、幕后操纵的一个让汪精卫“跳火坑”的骗局。     

我的外祖父为蒋介石执笔《中国之命运》

本文作者沈宁是陶希圣的外孙。陶希圣曾是汪精卫亲信。1939年任汪伪政府宣传部长．后与高宗武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逃赴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194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赴台湾后,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     

关于“中俄密约”的公布与版本问题

所谓“中俄密约”,即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和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的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因清廷对该约严加保密,不仅很少为外人知晓,就是在清政府内部也只有少数机枢重臣知其底里。三十余年后王芸生先生在编纂这段史料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中俄密约问题,在当时虽哄传世界,然其事之进     

“二十一条”与日本侵华战争

日本自1915年提出对华“二十一条”并逼签“大四条约”以后,虽然在一战结束后被迫归还了中国的山东主权,但又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废约要求,继续坚持并努力实现其既定要求。日本对此可谓是念念在兹,必欲得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首次向南京政府提出了要求承认其“二十一条”与“大四条约”的要求,作为双方直接谈判的重要条件之一;伪满政权成立后,日本先以“日满密约”、再以《日满议定书》,将“二十一条”要求中的“满蒙权益”完全确立下来并加以继续扩大。华北事变期间,日本外交当局在发起的与南京政府的两次谈判中,无论广田三原则还是具体要求,均包括了甚至于超出其“二十一条”中未得之要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军在华北、华中地区扶植傀儡政权,并派驻大量日本顾问进行控制;汪精卫集团投敌之后,日本通过“日汪密约”与《日华条约》的签订,继续巩固与扩大了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更多侵华要求。“二十一条”不但是日本发动十五年侵华战争的“远因”之一,也是其侵华政策要求的重要内容,它亦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告结束。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     

汪精卫卖国文字是如何披露出来的

194JD年1月4日,由上海开往香港的“胡佛总统号”响起了长长的汽笛,庞大的船体缓缓离开码头。船上有两位非同寻常的乘客,他们是汪精卫叛国团伙中的“首义”人员高宗武、陶希圣。当客轮驶入公海后,他们的神色开始缓和了。随即,他们通过船上的无线电台给在上海的汪精卫发去了电报：“……际此意去迥异之时,未得先生之许可,遽尔引离,但至此时止,我等对于一党的秘密,决不向外宣泄……”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官邸收到高、陶在公海发来的电报后,不禁大惊失色．沮丧十分。然而,1月22日《大公报》香港版全文披露了汪日密约,震惊中外。此“惊险”一幕,前后曲折。     

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综述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周佛海等人由重庆出逃河内,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诱降声明,发表“和平建议”,公开背弃国民政府,以后又与日本签订“密约”出卖中国利权,至１９４０年３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傀儡,彻底走到了民族敌人的立场上...     

1933年“中美航空密约说”的由来及其本质评析

《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发表了郑会欣先生的《“中美航空密约”辨析》一,通过对中、美档案记载,时人回忆录以及密约内容进行剖析,认为1933年7、8月问的“中美航空密约”是日本方面虚构的。但对日本方面为什么要编造这一谎言?其根本原因何在?将达到何种目的?由于缺乏日方资料而未加以诠释。本人有幸接触到了日本外务档案,且辅以中日报刊等资料,试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汪精卫“佚诗”辨伪

1994年10月26日,上海《新民晚报》的“博闻”版摘登了《港台信息报》的汪精卫一首佚诗,说这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出自汪精卫棺中的一册“手抄诗稿”。披露者虽未说明是何人手抄,但确定此诗是“汪死前所写,尚未披露”云云。 此后,《蒋介石绝密王牌——池步洲传奇》一书中又出现了这一“史料”,唯情节与《港台信息报》所云大相径庭。该书称,这首“绝命诗”是从南京梅花山汪尸所穿的“马褂口袋中”发现的。这口袋里“除了陈璧君(汪之     

汪伪政权与"大亚洲主义"

汪精卫与其追随集团为确保其自身在政治上的合理性,为建立其思想理论基础而极力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并将之作为其宣扬“中日和平”的根据,汪伪政权为进行对民宣传而主导发行了《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及《大东亚月刊》等杂志,从分析这四种杂志内容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们利用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作为使其“和平建国论”得以合理化的手段,并错误地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等同起来,进而,连这种被歪曲的“大亚洲主义”也逐渐被日本侵略亚洲的理论,即所谓的“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所吸收,汪伪政权最终成为其代言人。     

中山舰事件三题

汪精卫何以隐匿、出走中山舰事件之后,作为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汪精卫先是因病“请假”,悄然隐匿,继而秘密出走,经香港转赴法国,其原因,颇有值得考究之处。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当天,曾经给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写过一封信,说了一些对汪精卫不满的话,朱培德将这封信交给汪精卫看了。过了几天,汪精卫     

“四·一二”前夕蒋汪上海会谈真相再探

1927年4月1日——5日,刚从欧洲返回的汪精卫,与蒋介石等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密谈。5日,《汪陈宣言》发表,12日,蒋介石突然对中共及上海工人纠察队镇压,这些接踵发生的事件之间有哪些内在联系?特别是汪蒋在反共问题上是否达成某种默契?这关系到这一时期民国史及中共党史研究中对许多问题的评价,不仅牵涉到汪精卫当时的政治态度,也牵涉到武汉政府初期历史的研究。然而多年来,史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笔者不避浅陋,将这段史实重新整理,分析如下。一、蒋、汪算盘各异、分歧难消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过后,在蒋介石操纵下,于5月15日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迫使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中央;张静江、谭延闿等随之瓜分了被迫离粤赴欧洲的汪精     

沙俄在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态度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列强把注意力集中到硝烟弥漫的西方战场,它们忙于相互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乘机而来,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图谋一举独霸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行动,引起西方列强的密切注意。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二十一条”作出了各不相同的反应。沙皇俄国在一九○五年败于日本以后,一贯奉行同日本合作侵华的方针,三次日俄密约的签订,就是这一方针的具体化。这     

“公车上书”本义考

光绪廿一年(一八九五年)四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五月二日,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书光绪帝,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主张,这一事件     

也谈陈公博为何追随汪精卫投敌——与王克文先生商榷

王克文先生在《陈公博为什么追随汪精卫投敌》一文认为,陈公博“对汪精卫所领导的‘和平运动’,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最后之所以参加‘和运’和伪政府,主要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汪先生”。作者还认为,陈公博“和其他大汉奸(如周佛海等人)     

汪精卫 历史漩涡中的“鲸须”

与溥仪的恩怨情仇1935年3月18日,汪精卫出现在《时代》封面上。这一年,汪精卫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年届52岁,已是暮年。《时代》封面选用了汪精卫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脸上虽透出干练,但神情略显疲惫。曾以风度     

中东铁路路权交涉(1896—1924年)

1896年5月,沙俄政府诱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同盟条约》,紧接着又签署了《东省铁路合同》,从而实现了它蓄谋已久的愿望,就是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进而吞并这一地区,并把它做为瓜分中国,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基地。但是,表面上沙俄政府不得不表示尊重中国主权,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经营,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全面侵略。因此,从中俄密约的签订到沙俄政府及其残余分子在中东铁路统治垮台,围绕中东铁路的路权问题,展开子长期、错综复杂的交涉。交涉的核心就是尊重还是侵犯中国主权问题。本文就是对1896年到1924年9月中东铁路路权交涉,作以简要,概括地叙述。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