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凌河类型的石构墓葬

凌河类型石构墓葬出现在西周晚期,并一直延续到战国早中期,保持了长期的连续性。伴随燕文化势力向本地区的渗透和扩张,石构墓葬遗存在战国中晚期衰落。凌河类型石构墓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周邻不同文化发生交流,石室墓是辽东地区和本地区石构墓葬文化之间融合的产物。凌河类型石构墓葬的埋葬习俗在不同的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特征,传统因素表现出了持久的影响力。对凌河类型石构墓葬的渊源及与相关遗存的关系的探讨表明,石构墓葬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多元文化因素影响并同时对外施加影响。     

太子河流域青铜时代石构墓葬初探——以洞穴墓和石棺墓为中心

太子河流域的石构墓葬在夏末商初出现,并一直延续到战国末西汉初,伴随汉文化势力向该地区的渗透和扩张,在西汉初期彻底衰落。太子河流域的石构墓葬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来自于周邻的影响,与周边和区域内部不同文化的因素之间发生交流,且该地区传统因素表现出持久的影响力。对太子河流域石构墓葬的渊源及与相邻地区石构墓葬的关系的探讨,进一步揭示了石构墓葬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多元文化因素影响,并同时对外施加影响的互动过程。     

中国东北与东南地区古代石构墓葬的比较分析

中国是世界范围内古代石构墓葬的一个重要分布区域。考古发现表明,中国石构墓葬在商周时代进人了一个空前兴盛的时期,其特点是种类多、数量大、密集程度高、分布范围广。这一时期的石构墓葬除了西南地区发现较多以外,还大量分布于东北和东南地区。这些存在于如此广阔时空范围之内、具有共性的墓葬遗存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文化上的联系,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十分关注的考古学研究课题。曾有学者通过对东北至西南地区石构墓葬等共同文化因素的综合分析,探讨了“这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存在”的可能性①,它是这方面研究取得进展的一个标志。另…     

新疆和静哈布其罕萨拉墓群2013年发掘简报

2013年7~8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疆和静县哈布其罕萨拉、哈尔哈提沟和巴音布鲁克草原小裕勒都斯盆地东北山前地带内的40余处墓地和石构遗址进行了详细调查和测绘,并对位于施工区域内的6处墓地和1处石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完成清理分属5处墓地的墓葬29座。其中,石围墓25座,墓葬特征基本一致,与察吾呼文化墓葬特征基本相同,其年代相当于察吾呼文化晚期,属于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石堆墓4座,随葬器物贫乏,年代尚待探讨。此次考古和测绘工作,丰富了对和静地区乃至焉耆盆地古代文化内涵的认识,对于探索察吾呼文化的来源和去向提供了重要线索。     

辽东地区青铜时代石棺墓葬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从石棺墓葬的形制入手,根据墓葬本身的结构特点将石棺墓划分类型,并结合各类型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组合特征,探讨了辽东地区青铜时代各类型石构墓葬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并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文化属性做进一步分析与研究.     

天山彩陶系统的形成及意义

亚洲彩陶分东、西方两大体系,天山彩陶是东方彩陶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天山彩陶系统兴起于公元前2100年前后,源于河西走廊马厂—西城驿文化的向西拓展。天山彩陶系统沿天山自东向西发展,形成了东天山哈密地区、环博格达地区、中部天山南麓地区、伊犁河谷地区五个前后相继、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彩陶分布小区。境外西天山费尔干纳盆地楚斯特文化彩陶,亦属于整个天山彩陶体系的范畴。天山彩陶系统揭示的是始源于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对天山史前文化的整合,它在内陆欧亚史前文化格局形成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岭南六朝墓葬的区域研究

岭南地区迄今发现的六朝墓葬数量众多,分布广泛。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器物类型、特征差异,可将岭南六朝墓葬划分为三大地理分布区域,即粤东粤中桂东、粤北、桂东北,在这三个区域内还存在一定地方特点的亚区域:珠江口东岸、粤东、贺江。结合相关史料,影响墓葬区域差异的历史成因主要有六朝岭南政区划分、墓葬所属人群特征以及交通路线变迁三个方面。     

新疆哈密市乌兰布鲁克遗址考古发掘简报

2017年10～12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了哈密市乌兰布鲁克遗址,清理房址6座及灰坑、窖穴等遗迹,出土器物50余件。遗址年代在距今3000年前后,填补了天山南麓青铜时代晚期遗址考古发现的不足,有助于了解哈密盆地史前遗址聚落形态、建筑结构、生业方式和文化属性。     

试论黄鳝嘴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互动

黄鳝嘴文化是在考古材料不断丰富的情况下为考古界所确认的新的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于大别山东南麓、长江北岸之间的平原地带.该文化距今约6200-5700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以塞墩遗址该文化墓葬早期遗存为代表;中期以黄鳝嘴遗址墓葬遗存为代表;晚期以塞墩遗址该文化墓葬晚期遗存为代表.黄鳝嘴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在黄鳝嘴文化早期已然发生过直接或间接联系,可相互之间的影响却较小,但这微弱的互动却是大汶口文化向该地区不断施加影响力的滥觞.     

高昌与交河

丝绸之路北道在经过西域首站伊吾之后，若不走北新道，则可沿天山南麓，径往吐鲁番盆地及名闻遐迩的高吕故城面去。     

新疆沙湾宁家河水库墓地发掘简报

宁家河水库墓地位于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克孜勒乔克村。2011年6~8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115座,出土有陶、金、银、铜、铁、石、骨器等。墓葬类型丰富,可分为竖穴石室墓、竖穴偏室墓、竖穴土坑墓、无墓室墓,各自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这些墓葬的年代属于青铜时代中晚期、早期铁器时代、汉代、唐至元四个时期。本次发掘为研究天山北麓考古学文化序列及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资料。     

新疆塔城地区白杨河墓地发掘简报

201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塔城白杨河墓地的51座墓葬。墓葬的形制分为竖穴土坑墓、竖穴偏室墓、竖穴石棺墓等。多不见随葬品或仅有铁刀和羊骨,个别出土陶器、铜镜、木器等。年代大约相当于战国到汉代。其文化内涵与阿尔泰山南麓的同类墓葬有关,同天山东部和天山北麓乃至伊犁河谷的文化也有联系。     

试论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出土的早期土坯

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出土早期土坯的时代涵盖了苏贝希文化的三个时期,从出现到成规模使用,其上面的符号从出现到消失;然而,这些早期土坯在吐鲁番早期墓葬中并未用于修砌墓室,而部分出现在填土中,部分用于墓葬的地表建筑,少数用于封堵墓门。洋海墓地早期土坯与哈密盆地和焉耆盆地发现的早期土坯有一定的关系。     

社会考古视角下的偃师商城——以聚落形态和墓葬分析为中心

社会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通过对偃师商城及其所处区域同时期聚落的分析,可以发现该城址是洛阳盆地中东部二里岗文化三级聚落体系中的中心聚落,不同阶段性质可能存在着差异,该区域二里岗期聚落是整个二里岗文化四级聚落体系的一部分。对偃师商城发现墓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该遗址缺乏大中型墓葬,层级相对简单。总体来说,该城址一直是区域性的中心聚落和二里岗文化的次级中心聚落,在个别阶段可能是二里岗文化的中心聚落。     

河南开封虎丘岗遗址汉代墓葬发掘简报

虎丘岗遗址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罗王镇王陈寨村西南岗地。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等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有龙山至东周时期文化遗存以及战国秦汉墓葬。其中汉墓有44座,均为长方形竖穴,按形制可分为土坑墓、砖椁墓和空心砖墓三种类型。出土器物丰富,包括陶器、铜器、铁器、玉器、骨器等。根据地层关系及出土器物判断,墓葬年代分属西汉早、中期两个阶段。虎丘岗汉墓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是研究西汉时期墓葬的形制、文化特征、区域特点以及器物随葬制度、丧葬习俗等问题的重要资料。     

江苏溧阳神墩遗址发掘简报

溧阳神墩遗址位于太湖西部,经先后三次考古发掘,发现马家浜文化相对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清理出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252座,婴儿瓮棺葬16座,房址10座,灰坑90个,灰沟1条,良渚文化墓葬9座,商周时期灰坑12个,灰沟1条。该遗址为重新认识马家浜文化的分期、分区、分界、类型和文化变迁过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     

湖南地区两汉墓葬初步研究

<正>目次一两汉墓葬形制二典型陶器的类型学分析三陶器的分期及年代推断四湖南地区两汉墓葬的文化因素五湖南地区两汉墓葬所见文化变迁湖南地区两汉墓葬,发表的墓葬资料近二千座。以往学者多集中探讨湖南地区西汉墓葬的分期及区域特征等[1],而有关湖南地区东汉时期墓葬则少有学者论及。     

中国境内石构墓葬形式的演变略论

中国境内石构墓葬形式的演变略论谭长生Ｓｔｏｎ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ｔｏｍｂｓｈａｄｅｘｉｓｔｅｄ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ｆｏｒ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５０００ｙｅａ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ｓｖｅｒａｌａｒｅａｓ...     

继承与变革:山东地区元代墓葬区域与阶段特征考

与中原和燕云地区变动而多样的墓葬发展格局不同,山东地区在宋金时期的长时段内一直保持着圆形单室墓为主的墓制传统,整体面貌和丧葬习俗基本承袭了北宋传统,体现出墓葬风格的保守性与滞后性。蒙元统一帝国建立后,伴随着政治冲击与族属间的文化互动,山东地区长期固守的区域传统被逐渐打破。一方面,在当地宋金盛行的单室圆形砖雕壁画墓基础上,墓葬类型更趋多样化。另一方面,一些小范围的局部区域特征日渐明显:胶东半岛独具特色的石塔墓完全定型并确立起成熟的小区域面貌;而处于南北文化交界的济宁、嘉祥和邹县地区则在南方同坟异葬墓和大都"石椁型"墓交互影响下,进一步体现出融南汇北的墓葬特点。本文通过对考古学材料的系统梳理,不局限于行政区划的限制,综合考虑地域文化、人群特点、地理形胜和政治冲击等多种因素,力图建立起蒙元时期山东地区墓葬的整体时空框架。     

尉犁城、焉耆都城及焉耆镇城的方位

焉耆盆地“四面据山,道险易守”,仅北、东、南三面有狭窄的出入口。其北巴仑台等山口与大小尤尔都斯盆地连接,以此为媒介可通天山以北、吐鲁番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其东经库米什峡谷(即唐代的银山道),直通吐鲁番盆地。其南出铁门关峡谷可达天山以南各地,从铁门关向东沿孔雀河经楼兰古城和白龙堆又直通敦煌。可见焉耆盆地恰好位于天山以北地区,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以南地区互相连接的关节点上,控扼着西域交通的咽喉。而尉犁城(原尉犁国都)、焉耆国都员渠城和唐代设置的焉耆镇城,则又是途经焉耆盆地交通线上的三个重镇。所以无论从西域史还是从西域交通史上看,这三座城的方位都是至关重要的。故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尉犁城、焉耆国都员渠城和焉耆镇城的方位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但是,迄今为止仁智各见,众说纷云,方位问题仍为悬案。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谈点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