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感考古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与实践——以河北大遗址为例

遥感考古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在大遗址保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遥感考古在河北的发展历程为例,讨论遥感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实践与应用的问题,分析遥感考古技术具备的覆盖范围广、无损探测等综合优势在遗址保护中的作用,并提出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通过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为大遗址保护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日本考古遗址吉祥物设计与应用浅析

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是传承国家和地域文化的重要举措。以吉祥物设计与应用为途径之一的考古遗址保护利用,不仅可以直接宣传遗址的文化内涵,实现社会效益,也有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实现一定的经济效益。日本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吉祥物设计与应用较为成熟。吉野里遗址、三内丸山遗址、加曾利贝塚遗址3处遗址的调查结果显示,其吉祥物的设计,从整体形象、颜色搭配到构图均给人以简洁鲜明的印象,且均选择最具当地考古遗物特色的玉器、土偶和绳纹、犬和陶器等作为吉祥物形象构成的主要元素,使公众能够迅速了解并记忆绳纹文化和弥生文化的典型特征;进而通过以吉祥物为主题设计的相关产品将这一文化内涵不断地重复、强调、延伸、甚至转化,使其影响范围从遗址地拓展到全国乃至全世界。日本考古遗址吉祥物设计与应用在宣传遗址内涵和促进地区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可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提供借鉴。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大遗址保护与价值诠释体系的建立——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为例

正2016年11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提出将在"十三五"期间新建成10～20个专门的考古工作基地(站);20～30个遗址博物馆;10～15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8～10处大遗址保护片区;形成一批大遗址保护的理论和科技成果等基本指标。规划指出,要重点做好汉唐帝陵、紫金城城址及铁河古墓群、明中都皇故城等遗址的保护展示,以及景德镇御窑厂、圆明园等遗址的展示利用提升,整体提升大遗址保护展示利用水平。     

中国大遗址 坚持前行和再回首

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开局,中国的大遗址保护以星火燎原之势,初步形成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全国性格局。过去三年,从2008年的西安到2009年的良渚、洛阳,再到2011年的荆州,历届大遗址论坛的主题形成了中国大遗址保护管理理念清晰的轨迹：从尝试性的大遗址示范园区到探索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提出考古遗址公园概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出台、公布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随着大明宫、秦始皇陵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陆续开园,荆州论坛重提“政府主导”、“科学保护”,不无深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大遗址保护必须坚持科学保护的理念不动摇,坚持全民共建的思路不动摇。     

基于“层积”视角下的城市考古遗址保护

本文从我国考古遗址与现代城市空间相冲突的现状问题出发,通过对中西方两个历史城市(罗马和洛阳)城市空间演变过程的对比,分析出罗马与洛阳这两个城市中考古遗址保护现状的差别,其内在原因在于两者对城市空间的认知观念的不同;从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到2011年的《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书》,人们在城市遗产保护过程中对城市空间的认知不断深化,"历史性城市景观"建议用"层积"的视角来认知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因此扩展成为一个完整、动态的复杂"层积"体系;文章进而建议考古遗址的保护工作也应结合动态性、整体性城市空间的特征进行观念上的提升,建立动态发展与宏观整体的观念,并结合相关案例、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方法和策略。     

考古与遗址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两个定位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近年来我国大遗址保护的一种创新模武.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正确理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处理好"考古遗址"与"公园"之间的关系,确保考古遗址公园的特质属性和发展走向,也要全面准确把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考古工作的定位.这种正确的定位有利于考古遗址的科学保护、深入研究及有效展示,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     

大明宫遗址保护范围的变化与辨析

西安大明宫遗址保护范围历经1957年、1992年、2005年三次公布与调整,其位置由原来的城乡结合部转化为城市建设区,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和"画地为牢"式的封闭保护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符合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新思路,为大遗址保护问题提供了典型范例。     

南旺枢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状调查与思考

大遗址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兴建是大遗址保护的一种新形式。南旺分水枢纽遗址与山东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作为一组成功入选"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被正式评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对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的调查,了解遗址公园的构想,与法国Cave of I'Arago遗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田螺山遗址现场馆的公众考古实践活动对比,分析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运营面临的问题,并给出了如何推进国内公众考古实践活动的思考与建议。     

传播学视阈中的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策略研究

随着近年来大遗址保护和展示工作的持续开展,考古遗址公园这一表现形式逐渐引领着考古遗址走出学术界的象牙塔,成为普通公众共享的空间和场所。如何在保护遗址的同时,对遗址历史信息进行正确的理解与展示,真正实现遗址公园的普及性和公众性,使之成为一个地区或城市的亮点,是现阶段遗址公园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传播学视阈出发,通过对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策略的分析研究,探索在多元诉求下如何增强遗址的可读性和观赏性,以实现弘扬传承考古遗址价值的新思路。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研学活动研究

在当前教育双减和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普遍开展了研学活动。本文基于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展的研学活动情况,尝试从活动类型、目标对象、策划主题等方面对研学活动进行类型划分,分析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展研学活动所具备的整体性、场景性、系统性和愉悦性优势。得益于整体保护原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开展教育活动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场景的复原,形成“沉浸式”的体验环境。不同于传统教育环境的场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研学活动具有天然的先进性。但由于策划主体的多样化,这些研学活动存着着一些问题。在缺乏系统活动反馈、地方监管和活动独特性的现状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应当始终坚持以保护遗址本体为优先、以提升研学活动质量为导向、以推动多主体参与为途径,不断丰富研学活动。     

成都的城市考古发展与名城保护

成都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级历史化名城,地上地下有着极为丰富的物遗存。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成都的城市考古工作涉及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从过去的居住遗址、作坊遗址、墓葬等扩大到城墙遗址、冶炼遗址和酿酒遗址等等,拓宽了考古学科研究的范围。其时代也从过去的汉代、唐代延伸到商周,甚至到史前时代。一些过去不被人们知晓的地下遗存,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展现在世人面前,极大地丰富了成都这座历史化名城的内涵。如何将成都城市考古成果与名城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正是我们今天研究的课题。     

论中国大型古代城市遗址的整体保护

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及其环境的整体保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我国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及其背景环境的抢救性保护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我国在大型古代城市遗址保护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为遗址及其环境的整体保护提供了思路,如树立保护规划先行的理念,实施遗址环境的整体保护,发挥专项保护资金的综合效益,使城市和民众受惠于保护,加强大型古代城市遗址考古工作,探讨遗址保护展示的科学途径,重视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建设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公园等。     

蓝田咀头遗址的磁测考古

在传统考古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应用现代地磁探测技术,通过咀头遗址的地磁考古探测,初步掌握了地磁探测这一新的科技考古手段。总结了一种具有高效率、直观、非破坏性等特点的遗址探测方法,一该方法将考古与磁测相结合,将揭示出更多古遗址的真实面貌。地磁探测技术将在大遗址的考古调查及保护方面发挥独特的优势。     

保护、考古、展示专业合作

2013年6月,由中国建筑设计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三地申遗工作联席会。2013年7月,在湖南永顺召开三省土司遗址申遗考古工作协作会。讨论三省考古专业单位合作研究问题．并达成共识。保护管理规划：由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规划重点科研基地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统一负责三处土司遗址的保护管理规划编制工作．在系列遗产整体保护管理方面建立了总体框架、统一技术标准、以及相互协调的执行计划。     

有关中国大遗址的若干思考

本文主要结合我国大遗址保护的实践,分别对大遗址的概念、大遗址与考古发掘的关系、大遗址的研究、大遗址的保护及展示利用等问题进行了若干思考。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新时期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是建设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目的是保护遗址、服务考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须科学规划,严肃论证,循序渐进,稳妥扎实。考古学家应积极支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管理部门应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热情支持,善加引导,健全规章,严格管理。     

南方潮湿地区考古遗址迁移保护初探——以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地考古遗址迁移保护工程为例

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地考古遗址迁移保护工程是大遗址保护实践的有益探索,也是目前遗址保护与区域经济建设协同发展模式下较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的一种大型遗址保护途径。本次迁移保护工程是湖南地区首次遗址类不可移动文物大规模迁移保护,采用"表面加固"、"分段整体切割"、"探铲打孔底板嵌套插入隔断"、"聚氨酯发泡固型"四个步骤,对各类型遗存进行科学、完整的迁移保护,该技术在长沙首次成功运用,解决了潮湿土遗址迁移保护的饱水环境、遗址基层不稳定、安全施工等技术难题。希望为南方潮湿地区遗址、墓葬的整体迁移保护提供有益的借鉴。     

荆州纪南城烽火台遗址及其西侧城垣试掘简报

2011年10~12月,为配合"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楚故都纪南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纪南城烽火台遗址进行了试掘。为了发掘的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和持续性。我们采用RTK技术对纪南城的考古发掘进行整体性规划布方,建立了统一的三维座标系统。发掘方法采用"T"字形探沟布方法,以台基中心点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向各布一条大探沟,将探沟控制在三维座标系统中统一布好的探方内,以便整体揭露时归入探方。发掘本着保护为主,研究为辅的原则,尽量少破坏,少动土,大部分探沟只发掘到夯土层即止,局部进行了解剖性发掘。通过本次发掘,基本弄清了城垣与夯土台基的始建年代、两者的关系,为"纪南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真实准确的信息资料。     

考古遗址的预防性保护——英国的政策与实践

英国由四个构成国组成,每个构成国都有各自的法律和机构。这四个构成国为保护其文化遗产制定了国家级的保护导则。尽管这些总体文件没有明确规定预防性保护准则,但对预防性保护措施中必不可少的规划和管理行动进行了广泛讨论。考古遗址的预防性保护包括一系列广泛的措施,旨在减缓遗址恶化。其所有行动和战略均由遗产保护框架来定义,该框架管理着受保护类遗址的实践,对英国的法律条文进行探讨有助于考古遗址的预防性保护行动的开展。价值评估、风险管理、测绘记录、了解保存环境和监测变化、使用遮盖物和保护棚、应急预案和现场管理等,是考古遗址预防性保护的主要措施。英国当代的遗产保护实践表明,人们清楚认识到遗产对其所服务社区的益处,因此将考古遗址的预防性保护置于公共利益范围之内至关重要。将预防性保护措施纳入协作式的多学科方法为延长考古遗址的使用寿命及其价值(提升)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