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湾汉墓简牍“提封”释义——兼谈汉代土地统计方法问题

献和简牍中的“提封”一词并非如注家所理解的那样是“都凡”的“一声之转,皆大数之名”,而是“提封田”的简称。“提封田”是由井田法发展来的战国西汉土地统计的专门术语,即由井田的一方里一个计算单位发展为一百方里一个计算单位,先计算出土地总数,然后推“定”出垦田总数,作为征收田税的依据。这是战国授田制之下制土分民、以课促垦的沿续和发展。     

“车马出行——胡人”画像试探——兼谈汉代丧葬艺术中胡人形象的意义

汉代丧葬艺术中出现了许多胡人的形象,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需要将其放入所出现的场景中去考察。汉画像中的胡人经常出现在车马出行的场景中,可分为两类:一为胡人导引,一为胡汉交战。此类画像中车马出行的目的地是西方的西王母仙境。时人认为西王母在西域之西,居住于西域的西胡,一方面可以作为去往西方仙境的引导者,一方面又可以是阻碍者。所以他们一方面希望升仙路上能得到胡人的导引,一方面又希望打败阻碍的胡人,到达西王母仙境。汉代丧葬艺术中出现的许多胡人形象或许与此种对西方仙境的信仰有关。     

谈汉代画像中的“三”

在汉代画像中,最常见的布局是“对举”,即构图两相对应地布置。如：日神与月神、伏羲与女娲、天禄与辟邪、青龙与白虎的对举等。这种布置方式有的是因两个构图中心的需要、有的是方位的原因等,更多的则带有哲学寓意——阴与阳的统合等,这些问题已有不少学进行过研究。为便于进行这篇章下面的探讨,我们将这种“对举”现象姑称为汉画中的“二”。     

也谈“爰田”──兼谈“国人”

也谈“爰田”──兼谈“国人”陈奇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１９９４年第４期载张在义《（左传）＂爰田＂试析》。张先生说：＂爰田当为赏田较切《左传》之义＂。这判断很正确。《左传》说＂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下文说＂于是乎作爰因＂,显然赏给国人的是爰田,所以爰田当...     

也谈“立体记人”

地方志书记述人物,应该从整体、群体、个体三个方面展开。记述社会群体应该是记人的重要内容。记述社会群体是地方志书的创新举措。首轮志书大量记述的是产业、行业、事业及部门工作的情况和自然环境、民族、宗教、基础设施等,很少记述社会群体的情况。第二轮修志,应充分记述社会群体,使记述内容更加丰富。     

汉代“人虎母题”图像嬗变论

西汉从立国到东汉衰亡共经历了四百多年,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社会、政治、经济,无论上层建筑还是物质基础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前后稍加对比,便可发现期间存在一个明显的变奏。从时代风貌看,西汉建国至西汉末期,汉代尚处在春秋战国文化的遗绪阶段,成事于楚地的西汉帝王与功臣们,在秦地丰沃的土壤上,以秦、楚文化为中心融合全国各地的文化,这时的文化融合只是一种全面的继承,或许可以将西汉看做先秦各地文明的全面总结。     

试论汉代的民间借贷习俗与官方秩序——兼论汉代民间借贷中的“契约精神”

汉代民间存在比较发达的借贷行为,主要可分为民间的互助型借贷和商业借贷两类。在具体的做法上,汉代的民间借贷有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两种方式,其中商业借贷以抵押借贷为主。借贷过程中要签订契约,由此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发展出一定的规范契约格式。这些民间借贷的习俗被官方秩序认可并吸纳后,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反馈民间。这个过程中,既有对民间习俗的稳固与强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民间习俗产生了矛盾与冲突。汉代的民间借贷习俗中,体现出汉代社会重视契约、重视公平公正的观念,这与现代"契约精神"相类似,是当时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同时也存在着重"情"甚于重"法"的倾向。     

释“陽”兼谈“陽”的观念形成

许慎对"陽"的解说存在一定问题,为了正确释读"陽",需要研究者对"陽"的构形进行深入分析,找到"陽"的来源和本义,并对哲学上"陽"观念形成时间进行了探讨。     

点击汉代文明 意大利罗马“马王堆汉墓传奇”展

<正>由中国国家文物局、意大利文化遗产与活动部、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湖南省博物馆精心策划、组织的"马王堆汉墓传奇"展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威尼斯宫国立博物馆隆重开幕,展期为半年。这是中意两国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与意大利共和国文化遗产与活动部关于促进文化遗产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的一部分,是继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的"早期中国"之后     

释居延汉简兵簿中的“蜚”——兼论汉代弩机部件之名称

弩,汉代五兵之一,作为杀伤力极强的远射武器．历来是农耕步兵对抗游牧骑兵的尖锐利器。金属弩机利用机械联动的原理,在将弓弦后拉的储备势能向推动矢箭飞行的前进动能的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枢机作用。前人结合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对汉代弩机进行了充分细致的研究,但笔者在学习之余依然感到尚有课题需要解决。     

宋辽时期墓室悬镜功能考——兼论“引魂升天”母题在宋辽墓室中的图像呈现

宋辽时期,悬镜常被悬挂或镶嵌于墓室的顶心位置。长期以来,它只是与其他铜镜一道被视为普通陪葬品而未在功能上严格区分。从宋辽墓室悬镜的装饰纹样、所处位置以及图像配置关系来看,它在墓室中扮演着灵魂升往仙境入口的重要角色,是纵向图像体系的尽头,也是人间与仙境的通道节点所在。它虽在表现形式上受到建筑藻井营造方式的影响,但在思想诉求上体现的却是古老的"引魂升天"母题。它是两汉玉璧纹样和"天门"铜牌在宋辽时期的时代呈现,又结合了唐代藻井莲花图案的佛教内涵。我们以此为契机,可以对宋辽墓葬图像体系的整体装饰目的和根本诉求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汉金文“杜宜”考识——兼谈汉代铜器铭文的宫名“省写”现象

容庚《汉金文录》卷一著录有两件汉代“杜鼎”,两鼎器盖各有两组刻铭,现将两鼎器盖铭文转录如下：     

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

尹湾汉墓简牍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批是西汉时期郡县级行政档案,记载有西汉后期东海郡的社会、经济概况,对于研究汉代的上计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依据这批珍贵的史料对汉代上计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长沙汉墓随葬动物形象的“器物观念”

本文探讨了长沙汉墓随葬品不同"动物"形象所蕴含的不同的人文观念,借用美术考古学家的"器物观念"概念,分析不同"动物"形象背后隐含的古人精神世界。笔者将"动物"形象分为现实动物形象、神话"动物"形象和"动物"组合形象三类,分析其所依次表现出的"事死如事生"的世俗观念、以龙凤为主的神话观念和"天地相协"的理想观念。     

也谈“汉寿亭侯”──兼谈“汉寿”的地理位置

因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记载不同,自南宋时起,关羽的爵位就有“汉寿亭候” 与“寿亭候”的争论,至今还有人主“寿亭侯”之说。结合文献资料,通过对考古资料进行辨伪后 得出,建安五年,曹操表奏汉献帝封关羽的爵位确为“汉寿亭候”;作为关羽的食邑地,“汉寿”是 东汉顺帝阳嘉三年由西汉之索县更名而来,地在今湖南常德市东北。     

也谈“安武军银章”——兼答杨辉建先生

“安武军纪念银章”笔亦藏有一枚。近读2001年《安徽钱币》第四期杨辉建先生的短《安武军银章》,觉得有必要谈点个人认识。     

《鲁中南汉墓》与“山东地区汉代墓葬研讨会”

<正>2009年12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鲁中南汉墓》(上、下册)考古发掘报告结集出版,全书共943页、图版195页。这是国家文物局2000年社科重点课题"鲁中南汉代墓葬的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之一,是山东地区出版的第一本比较系统的汉代墓葬发掘     

就大型汉代画像石墓的形制论“汉制”——兼谈我国墓葬的发展进程

从原始社会至汉代的几千年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性质的变更,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化,建筑艺术水平的提高,墓葬从外观、建筑材料、布局结构到葬具等,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搞清墓葬发展变化的规律,也是考古学界研究重要课题之一。     

大利铜鼎铭文“■”字考释——兼论汉代的重量单位“圭”

<正>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铜鼎,器身与盖均刻有铭文,据鼎铭可称其为大利铜鼎。此鼎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石桥乡,口径14.5、通高17.8厘米,重1722克。盖、器子母口扣合,双附耳,腹部有一周凸棱,三蹄足,盖上有三环纽。器盖铭文为"大利",器腹铭文为"大利七斤三□"(图一)。"大利"为当时的流行吉语,器铭末尾缺释之字当是汉代"铢""两"之类     

论汉代“先请”制

随着"刑不上大夫"原则的复归,汉时贵族官吏减免刑罚的先请制产生并不断完善,由最初的荣宠之举发展为官吏的普遍特权,不满六百石之墨绶长、相也被包括在内。违反先请,不经皇帝裁决擅自处理,要受到惩处。汉时先请,就对象和程序而言,与后世八议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