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郳大司马器与小邾国官制研究

通过分析山东滕州大韩墓地M43出土4件铭有“郳大司马”的青铜器的形制特征并对其铭文内容进行释读,可知郳大司马器群年代为春秋晚期,器主名彊,记事采用周历,铭文“故寿其身”为金文初见。结合相关史料进行考证,认为小邾（郳）国君在春秋早期未受周王册命,应只有与职官系统相仿的家臣体系,至国君郳犁来受封子爵之后,小邾（郳）职官设置开始规范,出现了郳公戈、郳公克敦、郳大司马器群等国君称公、有六卿称谓的器物,表明小邾（郳）国的官制逐步走向成熟。     

小邾国媵器随葬于本国贵族墓地原因探析

小邾国与胙国是姻亲国,邾友父鬲是小邾君为其嫁为胙国夫人的女儿制的媵器,本应随其女儿陪嫁到胙国,而却随葬在小邾国贵族基地.邾友父鬲和1号墓的年代为春秋早期,胙国被灭也在春秋早期.二者年代相同,绝非偶然巧合.其原因应与胙国灭亡的重大变故有关.当时邾友父的女儿很可能未及出嫁胙国就灭亡了,也可能已经出嫁到胙国,在南燕兼并胙国时为避难而逃回到母国,同时也把媵器带到了娘家,或仅仅是把媵器转移到了小邾国,后因胙国灭亡,媵器便留在了母国,为其兄弟亦即第二代小邾君所得,到第二代小邾君或其夫人去世时,便把这些媵器随葬在墓中.如果此说不妄,则又可反证胙国灭亡的更为具体的年代.     

邾国故城陶量文字补正

《文物》1982年第3期介绍邾国故城出土陶量简讯一则,未释陶量上的文字,文中又误将摹写之字倒置。据拓本,此字补足残划后当作(?),释"(?)"。春秋时有两个邾国:一为鲁之附庸,在今山东邹县,金文作"(?)";一为楚之与国,在今湖北黄冈,金文作"邾"(说详陈直《金文拾遗》)。此器出于邹县邾国故城,当是山东境内邾国之官量。     

邾公钟铭文研究

邾公钟铭文工整清晰,对探讨邾国历史非常重要,已有众多学者对铭文进行过研究。本文重点考释了此篇铭文,把旧释成"扬"的字改释为"穆",并在此基础上对邾国以及小邾国的历史进行了讨论。     

山东枣庄春秋时期小邾国墓地的发掘

本文介绍了山东枣庄春秋时期小邾国墓地的发掘、出土文物的概况,并对部分青铜器铭文进行了研究。     

大河口西周墓地叔骨父簋铭文所见西周礼制考

大河口墓地出土叔骨父簋铭文关乎西周宗法制度和祭祀制度,内容重要。大河口墓地出土铭文显示,霸国国君不称"侯",故叔骨父簋铭之"侯"应非霸国国君。叔骨父为侯之子(或弟),不能继统为君,须别立宗庙,故侯为叔骨父另立宗庙,此为叔骨父簋铭文的制度背景。簋铭"侯休作叔骨父庙"可与《礼记》"别子为祖"对读。,即餉,实即竈祭。叔骨父簋所记祭行于新成之宗庙,与竈祭祈食、主生养的特征吻合。叔骨父为卿大夫,卿大夫祭竈与《白虎通》所记天子、诸侯、大夫皆"祭五祀"的祭祀制度相合,知《白虎通》所记为西周制度,而《礼记·祭法》所谓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的祭祀制度应非西周礼制。     

谈几件新著录的养国有铭铜器

本文对新著录的两件扫父养朝簋及与旧录的昶鼎、昶盘、昶等相关铭文中以往缺释或误释的文字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这几件器物的器主皆系扫父养朝,其时代系春秋早期后段,其与《贞松》所载同出的一些养国铜器,皆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自河南桐柏县平氏乡张相公庄(今平氏镇新庄)的养国家族墓地,从而复原了相关铜器群的出土背景,纠正了过去的一些误解。通过对昶伯夏父簋和昶伯夏父罍铭文中"夏"字的讨论,对古文字中相关"夏"字的构形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对传世的昶伯匜铭文中的"夏"字等文字进行了重新释读。南阳夏饷铺村鄂侯家族墓地M1所出昶伯壶的器主昶伯可能系养国公族,其时代为春秋早期,该器可能系养国贵族助鄂侯之丧的赗器。     

山东邹城邾国故城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茶叶遗存分析

本研究采用红外光谱(FTIR)、气相色谱质谱(GC-MS)、热辅助水解甲基化裂解气相色谱质谱(THM-Py-GC-MS)对山东邹城邾国故城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出土原始瓷碗中残留茶叶样品进行检测分析,证实为煮(泡)之后留下的茶渣,将茶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向前推了300多年,提前到战国早期偏早阶段.这是目前世界上首次发现的煮(泡)过的茶叶残渣,为研究茶的早期起源、利用、传播,及其在地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万里茶路研究和"申遗"等问题提供了新材料.     

山东地区几个周代墓葬随葬动物分析

近些年来,山东地区周代考古成果显著,笔者拣取其中几个重要墓地,对出土的随葬动物尝试进行一下简单分析。这几个墓地包括有长清仙人台[1],滕州前掌大[2],东江小邾国[3]和新泰周家庄[4]。     

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曾侯墓略论

郭家庙墓地四座大型墓葬的年代为两周之际至春秋早期,其中GM21（曾伯陭）和CM1（曾侯絴白）为曾侯之墓。枣树林五座大型墓葬的年代为春秋中期,其中M190（曾公求）、M168（曾侯宝）和M129（曾公德）为曾侯之墓。从郭家庙墓地到枣树林墓地,在曾侯世系上应没有缺环。结合文献记载,郭家庙曾侯墓的年代下限为不晚于公元前690年,曾公求应是埋葬于枣树林墓地的第一位曾国国君,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90年～公元前646年。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曾侯墓的显著特点是以带斜坡墓道的墓葬为核心,实行车马分葬。     

繁昌汤家山西周墓的再认识

繁昌汤家山西周墓是一座高等级的吴国墓葬。通过对长江下游西周至春秋时期吴国墓葬的等级规模和出土青铜器的比较研究,汤家山西周墓与丹徒烟墩山、荞麦山西周墓和北山顶、青龙山春秋墓属同一等级的墓葬,皆为吴王之墓;根据汤家山西周墓主身份和墓地位置推测,《左传》记载的"鸠兹"应为西周晚期的吴国都城。     

关于吴县严山春秋玉器窖藏性质的再认识

本文结合文献、考古材料,对吴县严山出土春秋吴国王室玉器遗存的性质作了新的探讨,通过分析和比较,指出严山遗存应该是春秋吴国最后一代吴王夫差的陵墓,而不应是窖藏。     

河南南阳李八庙春秋楚墓清理简报

2004年,在河南南阳市李八庙发现了一座春秋中晚期墓。此墓为小型竖穴土坑墓,出土了一批铜器,其中铜礼器有7件,包括鼎、浴缶、甗、盘、匝和盏。铜鼎M1:1上的铭文自称"番子",发掘者推测"番子"并非此墓的主人,应是番国的国君,墓主人是楚国贵族。此鼎可能是番国国君赠予墓主人的礼物,也可能是战利品。番子鼎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番国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曾公(田求)编钟铭文初步释读

2019年,随州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M190出土的曾公(田求)编钟与同墓地出土曾侯與编钟、嬭加编钟铭文可以互相印证,内容非常重要。本文对该编钟铭文进行释读和初步的注释,考订出编钟年代在公元前646年。文章指出曾国的爵称为侯,但是因为曾公(田求)重新得到了周王室的册命,取得了"公"的爵命。文章还利用铭文资料重新探讨了曾国疆域等问题。     

再议辉县琉璃阁春秋大墓的国别

本文通过对琉璃阁春秋大墓随葬青铜器形制和纹饰的排比分析,对其年代进行了推断;根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礼乐器的规格对墓主身份进行了分析。同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论证了墓主应为春秋中晚期晋国的范氏卿族。     

许灵公墓出土编钟音乐文化因素分析

文章结合许灵公墓出土编钟,探讨了许灵公墓编钟音乐文化深受中原音乐文化与楚音乐文化影响而具有二者兼容特征的音乐文化现象,指出此套青铜编钟是南北文化交融积淀的具体体现,对研究我国先秦编钟与其所涵盖的礼乐文化因素,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也为今后开展对春秋时期青铜编钟文化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新郑市赵庄东周墓葬发掘简报

新郑市赵庄墓葬区是郑韩故城周边一处东周大型公共墓地,墓葬时代涵盖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墓葬形制及随葬遗物体现了郑人的埋葬制度和丧葬习俗.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均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有紧密的关系。在北京大学期间,朱希祖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系主任,傅斯年和朱谦之则是北京大学非常出名的学生。以后,傅斯年、朱谦之、朱希祖先后到中山大学任教,都对中山大学史学系有所贡献。三人当中,二朱在中山大学曾是同事。朱谦之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有较多的评论,认为傅斯年是“发展式的历史”的第三阶段的第二小阶段的代表人物,既指出了他比文献考证派的优胜之处,又指出了他的局限性。朱希祖与傅斯年在明成祖生母问题上有过争论。这些评论和争鸣,既表现出他们各自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反映出近代学人错综复杂的学术关系。     

競之定铜器群考

澳门出现的一组楚器,数量大。组合比较完整,且大多数铸有铭文,是近年来楚国青铜器的一次重要发现,它对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历史、楚王世系、青铜器铸造,以及楚国与少数部族之间的关系,都有着重要的价值。根据其形制、纹饰以及铭文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征,其时代应在春秋晚期后段。盘、匜的作器者楚王酓(熊)恷,金文首次出现,亦不见于史书。经考证熊恷就是楚平王熊居,恷、居一名一字。您读为休,休,息止也。居,也有止息之义。名与字意义相因。鼎、簋、豆、鬲的作器者競之定是楚国的一位封君。盘、匜是楚平王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