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春秋彭射墓出土青铜兵器初探

南阳春秋彭射墓出土兵器中包括有铁援铜戈、铜铍、铜殳、锥形铜镞等少见器物,在同期墓葬中并不常见。其中铁援铜戈的制作工艺与前期同类器物有着一脉相承的工艺技术。出土的铜殳和铜铍皆为春秋时期同类器物中的较早类型,又有所区别,有着地域性特征。圆锥头形铜镞镂空的装饰手法在同类镞中也较为罕见。这些青铜兵器含有较多楚文化风格,但也不乏淮河上游地区文化因素。     

太仓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商代铜戈

江苏省太仓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商代铜戈,为1961年太仓城厢镇长春村小西门河附近农田出土。铜戈出土后被农民交售至城厢镇收购站,后转交文博部门收藏。南京博物院闻讯后曾派员前往调查。铜戈为銎内式,略有锈蚀,刃部残损,援中段有一横向裂纹。无阑,无胡,有脊,援面及刃均较薄。内前端近援处为椭圆形銎,后端略宽,有一近方形框,饰有虎首形兽面纹。戈正反两面形制、纹饰相同。通长22,援长15、援后宽6,内长7、后端宽4,銎孔长径3,厚05厘米(图一、二)。此戈的形制与1984年济南大辛庄遗址发现的銎内式戈基本相同[1];与《中国青铜器》中列举的舌条形銎…     

试论有銎铜戈

戈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用于勾、啄的兵器。据考古发现可知,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石戈。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铜戈开始出现。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夏代遗址中曾出土有铜戈。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戈是最重要的格斗兵器。东周时期随着作战方式的变化（即由商、西周时的车战为主变为春秋战国的骑步兵为作战的主要力量）和铁质兵器的出现及大量使用,戈的数量逐渐减少。西汉时在个别地区偶有使用,东汉时期已难觅踪迹。 在戈类兵器家族中,有一种形制特殊的戈──有銎铜戈。有銎铜戈的出土数量甚少,其存在时间也稍短于其他戈类兵器。本文仅就有銎铜…     

山东成武县发现春秋铜戈

1990年9月,成武县文物管理所征集到1件有铭铜戈。据了解,铜戈1972年出土于成武小台古代遗址,同时出土的还有1件铜矛,惜已失落无处查寻。铜戈直内,短胡。援长11.5、内长5、胡长6厘米。内上有一 T 形穿,     

内蒙古林西县出土战国铜戈

1972年,内蒙古林西县大水波罗牧场出土铜戈1件。现收藏于林西县文物管理所。铜戈内部稍残,援瘦长扁平,中部较窄,锋端上扬,长胡,阑侧三穿,内一穿,胡刃弯曲。残长21、援长13.5、胡长9厘     

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M126出土铜器科学分析

本文通过科技检测手段对叶家山M126出土铜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经分析的10件器物中,有7件为铅锡青铜制成,包括6件容器和1件兵器,有3件锡青铜,全部为容器。这批铜器制作采用块范铸造工艺。祖己爵M126:16为一件商代器物。其他器物分属A类和C类普通铅的范畴。其他族属铭文铜器中,一部分器物使用了与曾国铜器相同或相似的矿料,另一部分器物与曾国铜器使用的矿料不同,体现了西周早中期青铜物料流通信息,部分以器物组的形式流通。     

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

叶家山M107是位于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中部的一座中型墓葬,出土铜、陶、玉、漆木等质地器物110余件套。根据墓葬及随葬器物特征、铜容器铭文,可推定该墓为西周早期曾国贵族墓葬。10件带铭铜容器铭文族徽大多相异,表明该墓铜容器来源较复杂。铭文"西宫"是第一次出现在西周早期曾国青铜器铭文里,值得关注。     

汉中盆地商代早中期青铜器与盘龙城青铜器的对比研究

二里岗文化时期是向外扩张的时期。通过和盘龙城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比较,可以看出汉中盆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从器类的增加、器物形制、器物变化的幅度和方向、工艺以及器物的消失时间,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和同步性。从而可知,汉中盆地的铜器来源当是盘龙城,汉中盆地的商代青铜器亦是二里岗时期商人向外扩张的结果。     

叶家山出土三足青铜器的地域特征分析

湖北随州叶家山遗址是一处西周早期的曾国墓地,出土了大批遗物,包括数量众多且铸造精美的青铜器。这批青铜器的总体特征与中原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风格相似,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叶家山青铜器属典型西周文化性质,并无自身特征,不过,也有学者指出,那里仍有一些所谓的地域特征。本文对西周时期若干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实地观察和调研,并将其与叶家山出土青铜器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叶家山出土三足青铜器中,桃圆形器口的器物为绝对主体。而其它地区西周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仅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与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几件为桃圆形器口。基于此,叶家山出土的三足青铜器中,大多数器口为桃圆形,而这应属于地域特征。     

山东沂水新发现一件带鸟形象形文字的铜戈

1991年元月,山东省沂水县柴山乡信家庄农民在村南菜地翻土时,在距地表0.5米处发现铜戈1件。又在出土铜戈地点以西6米处,挖出石磬1件。两件文物现已由县博物馆收藏。信家庄位于沂水县城西北10公里处,东距沂河约500米,南面为平原地带。经调查,文物出土地点散布少量陶片,有粗绳纹和素面2种,黑陶和灰陶最多,少数为夹砂陶。此处曾出土过商代文物。据了解,这里在建房、推土时经常发现粗陶器。这次出土铜戈处还发现了人骨。     

城固苏村出土铜器的技术特征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对陕西城固苏村出土商代铜器进行了合金成分和金相组织分析。结果显示,经检测的铜器材质仅见锡青铜和铅锡青铜两种类型,而金相组织则包括铸造、铸后受热、铸后(局部)热加工以及铸后热冷加工等多种加工形式。苏村小冢出土的三角援戈、鍚、面饰等兵器类器物,铸作精良、合金配比合理,显示出较高的技术水准,与镰形器所代表的本土冶铸传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认为,这些传统观点认定的所谓"本土器物"实际上有产自其它地区的可能,并指出关中平原是值得重视的地区。     

王二年相邦义戈铭考

2010年,洛阳文物收藏学会在征集社会流散文物时,发现一件传世的战国时期铭文铜戈,可称为"王二年相邦义戈"。此戈传为洛阳出土,未见著录,现简要考释如下。铜戈为长胡三穿,援身细长,脊部略隆,凹刃锋利,阑部突起。内上一穿,上下及尾部皆有刃。胡上三穿及内上单穿皆作不规则方形(图     

对安徽六安市出土商代青铜尊的认识

本文以安徽六安出土的商代大口尊为线索,与国内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作比较,分析商代大口尊的发展规律,并根据这类大口尊的出土分布状况,探讨商文化入川的路经。     

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发掘简报

M111是叶家山墓地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也是目前已发现的墓室规模最大的西周早期墓葬,出土铜、原始瓷、玉、陶、漆木、金、象牙等质地的器物2800余件。该墓出土多件带有"曾侯""曾侯犺"铭文的青铜器,结合墓葬规模、随葬品情况、马坑数量和规模,可推定该墓墓主为曾侯犺,年代属昭王时期,为叶家山墓地最晚的一代曾侯。铜器铭文中还见有"南公""太保"等人名,对于揭示西周早期曾国与周王室的关系等若干问题有着重大学术价值。     

河北涿鹿县发现一件春秋晚期有铭铜戈

1986年,涿鹿县矾山镇五堡村农民在挖土时发现1件铜戈,现藏涿鹿县文物保管所。铜戈援稍上扬,中起脊,前锋弧尖,胡狭阔,三穿;内直,一长穿,末端有两行五字铭文“索鱼王□戈”,第二、四两字笔划不全。通长19.8、援长12.5、内长7.3厘米(图一、二)。其时代应为春秋晚期。铜戈出土地点距涿鹿故城约500米。这里曾多次发现战国时期的陶器,铜短剑、     

关子燕下部短内戈的几个问题

本文以燕下都遗址辛庄头30号墓出土的短内式铜戈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与中原地区的铜戈和东北地区的铜戈比较后,可将其命名为短内式铜戈或属于东北系青铜武器的东北系铜戈;按其发达的血槽、短小的内部以及血槽内靠近阑部的双穿分析,与韩国、日本地区出土的短内式铜戈的祖型都应该是辽西地区出土的短内式铜戈;同意报告作者及广大研究者对该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的判断,并结合东北文化区短内式铜戈的年代以及此类铜戈的流布与型式上的演进,进一步推测为战国晚期偏晚阶段;而结合文献资料与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北方文化区的金属遗物的分析,推测墓主的身份应该与北方民族也有一定关系. 出土的短内式铜戈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与中原地区的铜戈和东北地区的铜戈比较后,可将其命名为短内式铜戈或属于东北系青铜武器的东北系铜戈;按其发达的血槽、短小的内部以及血槽内靠近阑部的双穿分析,与韩国、日本地区出土的短内式铜戈的祖型都应该是辽西地区出土的短内式铜戈;同意报告作者及广大研究者对该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的判断,并结合东北文化区短内式铜戈的年代以及此类铜戈的流布与型式上的演进,进一步推测为战国晚期偏晚阶段;而结合文献资料与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北方文化区的金属遗物的分析,推测墓主的身份 该与北方民族也有一定关系.     

论汉代诸侯王墓出土铁质生产工具的性质与用途

根据汉代诸侯王墓出土铁质生产工具的位置、置放方式、完残情况、伴出器物等可知,汉代诸侯王墓出土铁质生产工具的具体性质和实际用途主要包括修墓遗留工具、配合加固用具、用作陪葬器物、盗墓者遗落物品等四种。相关性质和用途既体现出对铁质生产工具基本功能的运用、借鉴和发展变化,也反映了相应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征。     

20世纪初至今商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概述

20世纪初,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传入与发展,特别是50年代以后,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商代有铭铜器,其中绝大部分出于河南,尤以安阳为最,其次陕西、山东、山西、河北等地亦有大宗出土（参拙文《全国出土商代有铭铜器概述》,《殷都学刊》2009年第3期）。这些有铭铜器出土情况明确,器物组合清楚,学术价值较高,为进一步拓展商代铜器铭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再赏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兵器与农具

<正>1989年9月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遗存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在商代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它是继三星堆之后,在我国南方的商代单个埋藏单位出土器物最多的一例,也是出土青铜器最多的一例,多达475件。这一考古发现改写了商代的江南历史,一方面说明商文化的辐射范围突破了长江这一传统认识中的商文化"边界",另一方面说明赣江流域在商代已形成独具特色、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研究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与发展模式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随州出土两件铜兵器

一九八三年十月,经上级批准,随州市博物馆在擂鼓墩砖瓦厂发掘了一批战国中晚期古墓葬,出土文物达数百件,其中有些文物是极其难得的珍品,有的已在香港举办的《湖北随州擂鼓墩出土文物展览》中展出。现将其中尚未报导的两件文物简介如下:铜戈砖瓦厂M12出土。直援微仰,胡特长,六穿,内上扬,一穿。通长38.2、内长16.4、宽5.7厘米。这种六穿长胡戈,在东周时期的铜戈中罕见,堪称铜戈之王(图一)。铜剑砖瓦厂M6出土。剑身扁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