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读《张家山汉墓竹简》

~~爵者的待遇 ,有逐渐淡化、贬低的迹象。关于这一点 ,在《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赐爵制度》一文中已经论及 ,此不赘述。至于“余以入顷刍律入钱” ,是指《田律》的“顷入刍三石……皆二石”、“刍一石当十五钱”、“一石当五钱”( 2 4 1号简 )而言。“卿”既是爵名 ,据考“卿”又是高于五大夫的爵名 ,那么所谓“卿以下” ,就包括了五大夫以下诸爵等。这些人“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和“十月户出刍一石” ,因为都是按户缴纳 ,故简称为“户赋”。按照“赋”钱本指口钱、算赋之义 ,详见拙著《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探讨》一书的《曹魏…     

唐代赁驴业一瞥

驴一直是我国民间重要交通工具,远在唐代,由于马匹奇缺与价格昂贵,使其成为当时社会主要交通工具,与之相适应,赁驴业也格外兴盛,自东西两都至山野僻乡,以至各旱路驿站客店均有驴出赁。如《续玄怪录》记“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此是长安东市之赁驴者。《太平广记》卷     

《一枚有趣的红钱》不是避讳钱

《新疆钱币》2005年第1期《一枚有趣的红钱》一（以下简称《趣》）,由于中所载阿克苏局咸丰当十钱钱“咸”书写成“ ”,所以,《趣》作认为这是一枚“避讳钱”。笔认为,“避讳钱”称谓欠妥,特提出一孔之见。以与《趣》作及同道探讨。     

《红钱中的背逆钱和叠印现象》一文质疑

《新疆钱币》2003年第2期刊登《红钱中的背逆钱和叠印现象》一。笔读后对该(以下简称“红”)提出的部分观点不敢苟同。现谈点个人拙见,以供“红”作及同道商榷。     

未发出的部颁宝库“光绪通宝”样钱

《新疆钱币》1999年第2期蔡龙根先生在“漫议红钱的早期伪品”一文中提到了“光绪通宝”背满文“宝库”钱,作者以朱氏父子著《新疆红钱》所录钱拓为基础,以该书图534、535、536、537四枚钱为对象,对它们是否属部颁样钱或建省纪念币作了讨论。蔡先生因背文有出现传形,特别是二枚面文“一统万年”背出现传形,满文描摹咸、同朝铸钱“字头右侧多了一点”等,否定了它们是清代铸造,以为是民国年间“仅是钱商与藏家开个骗钱的经济玩笑”,换句话说,作者以为它们是民国年间臆造的伪品。《新疆红钱》所录这四枚钱,     

“黔驴技穷”谁之过?

“黔驴技穷”语出柳宗元的《黔之驴》,意思是说驴子虽然是庞然大物,却没有什么本领,不堪一击,最后被虎“食其肉,尽其骨”。驴的悲剧,在于驴子本身的无能。但是我认为,“黔驴技穷”,罪在好事者。“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正因为“无可用,放之山下”,才酿成了这场悲剧。驴依然是那头驴,没招谁没惹谁,责任怎么能归到驴的身上呢?驴本是拉车推磨的牲口,而主人对它用非所长,把它放在毫无用武之地的黔之山下,使它屈死于虎口。驴已经够冤的了,而有人竟然把它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轻描淡写、不负责任地指责它“无能”,似有“活该”之     

阿城县白城一队发现宋“靖康”钱

《中国货币史》记载:北宋“钦宗在靖康年间(一一二六——一一二七年)铸有靖康元宝和靖康通宝,各有小平和折二,都成对钱。元宝为篆隶对钱,通宝为篆真对钱。”《宋史》、《永乐大典》、《西清古鉴》以至近人丁福保编著的《古钱大辞典》,都有关于“靖康钱”的记载和著     

韵雅格离的“梅兰竹菊钱”花

笔者曾收集一枚梅花钱。钱面梅树一株,鲜花盛开,背有“而今未向和羹事,先向百花头上开”楷书14个字,径54mm。笔者玩赏之余翻遍花钱图谱,未解其谜,后在郭若愚先生编著的《古代吉祥钱图像赏析》一书中,一篇《梅》文,专颂此钱。后又在董大勇先生编著的《中国珍稀古钱鉴定要领》的花钱图例中,找到了“梅兰竹菊”钱。     

我国铜钱何时开始称“文”

我国铜钱何时开始称“文”,说法不一。陈直依《颜氏家训·治家》所记。“每人肴膳,以十五钱为率”,认为“在六朝时,称几钱尚不称文”。彭信威依《晋书·食货志》所记:“极远者输算,人二十八文”,认为南北朝时,我国铜钱已开始称“文”了。查记述南北朝以“文”称钱的史籍,大约有《南史》、《晋书》、《宋书》、     

六朝五铢细钱考——谈杭州西湖发现的五铢细钱及铸钱遗物

细钱,即体轻形小之钱;多见于六朝,官铸。故而在《宋书》和《南齐书》中,屡有“形式转细”、“官钱细者”和“复闭细钱”等语出现。汉至隋,五铢沿革,“诸谱载之甚备”,唯五铢细钱,“独此未之著”①。唐代封演《续钱谱》云“未见”②,南宋洪遵《泉志》列为“不知年代品”③,后方若《五铢钱考》称“未见著录”④;民国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则定为“五铢别品”⑤。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为探索五铢细钱,钱币学界作过多次尝试,但苦于资料匮乏,步履艰难。近20余年,杭州、西湖及邻近地区多次发现六朝五铢细钱、叠铸陶范、铸芯和石范盖等铸钱遗物,为解开…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