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的历程 光辉的事业——第二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就纪实

1995年,经国务院领导同意,调整成立了第二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郁文同志(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任常务副组长,王忍之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刚同志(中共中央办公     

浅谈无纸化办公和档案立卷

当前,很多部门正在加紧信息化建设,并力求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办公自动化,在网上处理各种公文和受理社会有关事项的申报审批,实行无纸化办公.个别同志还表示,实现了办公自动化和无纸化办公,所有的公文、处理事务的材料、工作资料都存储在计算机里,今后就用不到档案了;甚至有的同志还认为所有公文处理只要在网络上进行,就根本不用归档了.     

北海银行总行成立初期发行北海币始末

早在北海银行总行成立前的1940年初,八路军一纵队根据山东分局指示开始筹建银行及印发北海银行纸币。具体事宜由一纵队供给部审计处负责,处长是洒海秋同志,参与人员还有王志成、贾洪、陈中、任志明四位同志。同年8月,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在鲁中区沂南青驮寺成立,一纵队撤销,印发北海币事宜转归战工会财政处。10月,北海银行总行正式成立,归战工会财政处领导,两机关合署办公,艾楚南任处长兼行长,洒海秋任副行长,下设三个科:发行科、会计科和营业科。发行科负责人是王志成和任志明二位同志。直到1941年春天,总行才正式建立…     

乔木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乔木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郑必坚乔木同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的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１９５５年我到中宣部工作时,乔木同志虽然已经离开中宣部了,但是他的学识、人品、文章,使我这个当时二十几岁的年轻干部十分景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     

参与胡耀邦追悼会的回忆

<正>胡耀邦同志于1989年4月15日猝然病逝。中央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由乔石同志牵头的治丧办公室,下设秘书组、警卫组、总务组、新闻组、外事组、群众组,从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抽调人员参加各组的工作。各组均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分别占用了大会堂西区二楼的6个厅。我被抽调到新闻组工作,办公地点在山西厅,新闻组组长为曾建徽。开明的安排被改变胡耀邦同志时年73岁,原本身体很好,性格开朗豁达,为人正直厚道,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基于人性化设计的现代化办公室空间分享

办公空间做为一种重要的建筑空间类型的同时,也传递着一种生活体验,让使用者在形成创意、制作产品的同时体会到一种悠闲的心境应该是理想办公空间所具备的。因此,办公空间也应该是一种同时具备了社会化、艺术化、人性化的建筑产品。随着办公空间的发展,人们开始极力倡导办公空间要"关注人的需求,注视环境文脉"。因此现代化办公空间应该基于人性化设计成为一直必然趋势。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现代办公空间的人性化设计的进行了论述。     

我参加了审查胡风案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17日清晨．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当时,我担任中宣部文教干部处副处长,具体分工协助部领导管理文化艺术系统的干部。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捕李嘉陵的工作。拘捕绿原则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和国际宣传处副处长胡伟德两同志负责进行。     

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声像档案管理

<正>声像档案是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从事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以照片、底片、影片、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等不同材料为载体,以影像、声音为主,并辅以文字说明的历史记录。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办公条件的改善,在机关工作和社会各项活动中形成了大量的声像     

冯志农同志任福建省方志委党组书记、主任

4月3日上午,福建省方志委召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福生在会上宣布了省委、省政府关于省方志委主要领导任免的通知：冯志农同志任省方志委党组书记、主任,罗健同志不再担任省方志委党组书记、主任。     

许世友和他的三任妻子

记得儿时,曾听人们讲述过这样一则故事：许世友将军平日警惕性很高,时常提防有人谋害他。他不仅有飞檐走壁的神功,还有打枪百发百中的硬功夫。他办公桌上始终摆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无论是谁,要是不喊报告进来,随手就是一枪。就这样,光老婆就打死好几个。多年后,笔者有幸到南京军区机关工作,接触了一些曾在许世友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这才弄清,那传说纯属胡编乱造。将军曾经结过三次婚,三任妻子没有一个是被他用枪打死的。     

朱老总在中南海西楼二三事

正1949年夏,党中央机关逐步由香山搬到中南海办公前,周恩来副主席对当时负责行政工作的伍云甫、赖祖烈、邓兴桃同志说:"我国现在经济还很困难,南方还在打仗,老百姓生活也很困难。我们中央机关要带头节约开支。对中南海的住房因陋就简,只把破损的房子简单维修一下,只要不漏雨,不透风,能办公,能住人就可以了,除了有外事活动的场所外,一律不搞油漆粉刷。所以刚进中南海时,从中央     

我参加审查胡凤案的经历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并于17日清晨由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     

中宣部反右倾中的“九条大鲨鱼”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据说全国被重点批判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有三百几十万人。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我们中宣部在这次运动中重点批判了九位同志,被称为"九条大鲨鱼"。"鲨鱼"之说,听说出自毛主席之口。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毛主席说:鲨鱼浮出水面来了!中宣部的"九条大鲨鱼"来自运动中部内的大字报,在批判中广为应用。鲨鱼是要吃人的,表明九人的"右倾"危害之大。"九条大鲨鱼"成了     

李维汉“残年有志惜晚晴”

今年6月2日,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同志诞辰100周年。李老是我的老领导,是我所敬爱的领导人之一。1939年夏,我由关中分区旬邑县陕北公学分校（我在这里当教员）调回延安,到中央宣传部工作。部长是张闻天同志,副部长是李老。我在李老直接领导下,研究当时全国国民教育问题,参与了《我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的写作。1941年夏,我从中宣部调到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任研究员,李老以中宣部副部长名义,负责领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我临时调到院党委工作,这时同李老接触更多了。在整风学习中,李老…     

我心中的周总理

周总理去世已三十余年,但回忆往事感慨万千。我1952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调到中央政法委员会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后又调到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当时人大常委会恰好和国务院在中南海同一个大院内办公。周总理办公地点在西花厅,人大常委会在东边摄政王府,离国务院接见外宾的紫光阁和海边也不远,因此经常能见到周总理。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听到他做政府工作报告,大会期间我和一些同志被派往各省、     

广州商务办公空间发展及其与城市空间的耦合研究

系统回顾了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发展历程,将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总结了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以此为基础,对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演变阶段及其特征进行了总结,定量计算了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空间演变情况,分析广州商务办公空间与城市空间结构的耦合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结构的"多次极化"过程与城市空间多中心化趋势基本趋于一致,商务办公空间在城市空间实现外拓后才逐渐呈"马赛克"式内嵌填充发展。而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职能的转变,商务办公空间的扩散可以实现与城市空间形态扩展的同步进行。     

延安的『废话公司』

20世纪40年代,红都延安有一家著名的“废话公司”,它是由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发起成立的,周恩来任“董事长”“总经理”,若干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自愿成为“股东”或“董事”.公司“办公”地址在蓝家坪.     

基层企业文档办公与档案工作

基层企业实施文档办公,是正规化科学化办公的重要举措,它不只是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管理的需求,更是档案管理的必要组成条件。文档办公不仅是工作效益的必要程序,更是档案"产品"的重要来源。     

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五年

一项战略性的决策 1984年3月的一天上午,文化部副部长吕志先同志的秘书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当时,我在外文出版局任副局长。外文出版局在两年前的1982年5月,因国务院机关实行机构改革,已经与文化部合并,成为文化部的一个局,但我从未与吕志先同志有过接触。     

参加理论务虚会的经过

正参加会议的经过据说叶帅提出,在党内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耀邦当时主持中宣部,就由耀邦来召集。这个会,事前通知我参加。后来,我才知道是于光远提的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仲方同志跟我很熟,他在群众出版社的时候,是我的老上级。那会儿,他是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任群众出版社的副社长。理论务虚会开会时他任中宣部秘书长。会后,王仲方有一次跟我说:"别人说你是我提的名,不对,是于光远给你提的名。其实,咱们在很多事情上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