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代经学的发展阶段与内在理数

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地位,汉代则是经学发展的极盛时期。在汉代,经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而汉代经学出现上述阶段性特征的原因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性需求,儒家社会理想与学术理想的矛盾以及儒经的语言文字特点等。今、古文经最后合流,也是由其自身的内在理数决定的。     

简论两汉经学的发展演变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经学发展的繁盛时期。关于汉代经学的讨论史学界相关著述繁多,前辈学者不断将经学研究推向深入。但是两汉历史跨度四百余年,两汉今古文经经历了产生、发展、斗争、融合的不同阶段。传统的历史时代的分期已经不能满足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研究。本文简要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演变的五个历史阶段。逐阶段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发展,演变进行论述。以期揭示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帮助人们了解汉代经学演变斗争的过程和本质。     

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与声训在经学史上的影响

汉代今古文经之争是经学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此过程中,声训作为一种重要的训诂手段开始出现,并且在经学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汉代人的所谓声训尤其是今文经家之声训,其意往往并不仅仅在于对文字音义关系的探求,也是为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以阐发经文之微言大义为要务,是他们用来阐述其哲学观点政治学说及价值取向的手段。因此声训的出现对经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评张涛著《经学与汉代社会》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张涛教授的学术专著———《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 2 0 0 1年 12月版 ) ,是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综观全书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优长。其一 ,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 ,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展示了汉代经学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两汉时期 ,经学定于一尊 ,备受崇尚 ,且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密切联系 ,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内容和主要线索。因此 ,后人往往以经学概括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特色 ,把经学看作是汉代的时代思潮及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有鉴于此 ,《…     

略谈雷依群教授《西汉长安经学研究》的学术成就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解读儒家经典及其思想的经学便成为汉代最显赫的学问。经过古今学人的潜心探索,汉代经学研究蔚为大观,多有硕果问世。近年来,随着新史学的崛起,人们对区域社会和文化的关注不断升温,日趋活跃的区域研究为汉代经学课题的拓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在这种研究潮流的推动下,雷依群教授新著《西汉长安经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问世,开启了两汉经学研究的新局面。     

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

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高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后来的经学、文学、史学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直到清末余波未尽。经今古文学争论的实质何在？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历史上说法不同，唯清末廖平在他的经学六变中谈论的最多，影响最广，以至...     

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

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     

汉代经学与文学中的音乐之美

音乐是汉代文化的重要构成,汉代经学与文学对此均有讨论与表现,二者传递的审美理想并不相同。经学视阈下的音乐之美：以德为本质与归趋;表达欢乐平和之情。汉代文学中的音乐之关,表现为：重视娱耳目乐心意之用;情感悲凄,曲调婉转、急促;乐器以丝竹类为主。     

记右玉县出土的胡傅温酒樽

汉代被称为“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后闪光点”。尽管当时儒家与经学重“礼”的思想十分盛行,但商周青铜的尚鬼、森严、狞厉而又繁富细致的风格还是逐渐被相对注重人性、自然、写实的质朴艺术风格所取代。因此,铜器到了汉代摆脱了礼器程式化的威严神秘,转而向返璞归真的实用器型发展。同时,制作特点也不如商、周、战国时期的多饰以花纹,而以素器最为流行。或仅有简练的弦文,或仅饰以铺首。而上流社会使用的器具仍比较华贵,或施以鎏金,或装饰以金银错川。陈设于山西博物院“民族熔炉”展厅的这对胡傅温酒樽,便是汉代鎏金铜器的精品。     

战国汉代的玻璃剑饰（上）

中国古代盛行佩剑之风,尤其是战国和汉代,只要是有点地位的男子,几乎是无不佩剑的。《后汉书·舆服志》刘昭注：＂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带剑。＂考古发现,一些规模较大的战国男性墓中,大多有剑随葬。汉画像石、画像砖、帛画、壁画上,多有佩剑的男子（图1-4）。在当时,     

论西汉时的"子学没落,儒学独尊"问题

诸子思想的没落,并非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致。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并非是罢黜诸子百家全部。汉代独尊的是“六艺”经学而不是儒学思想。“经学”的崇尚．不只是在教育的仕进制度上取代了诸子思想的地位,在学术思想文化发展上更是诸子思想消沉的主因。     

经学与汉代的选官制度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刘汉皇朝选官制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察举、征辟、博士弟子课试及茂才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其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或出于儒家经典,或本于经学之旨,体现了对儒家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者的特殊关照。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使刘汉皇朝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用人标准,拓宽选官范围,扩大统治基础,从而造就了一个名士云集、人才辈出的政治局面。这既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又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还有利于经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同时,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的汉代选官制度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后来科举取士的基础     

《贾谊集汇校集解》评介

贾谊是汉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古文经学家,他的思想、政治、辞赋皆上承往哲,中切时弊,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也为两汉政治开创了一条新道路,影响有汉一世。贾谊存世的作品为数有限,但它们是汉代重要的文化成果,对于研究秦汉时期的历史、政治、哲学、经学、文学等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评价

儒学经典,自孔子之后,便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最终至宋形成了十三经。其间,不断有学者注疏,也因此形成了汉唐经学、宋明经学以及清代经学三个侧重点不同的学术流派,他们分门别类地诠释经学,使经典诠释学各自印上了时代的烙印:汉代重名物训诂,宋代重义理阐发,朱熹所云“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朱熹集》卷48《答吕子约》),形象地概括了宋代经典诠释学的特点。所以,要研究宋代经学,就不能不提到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而泛观中国经学史,对朱熹经学思想的研究只有少数分门别类的专著中某一章节的论述,或是散见的数篇论文而已,…     

麻浩崖墓陶狗造型形态分析

中国古代雕塑中出现几次比较大的艺术革新,汉代厚葬盛行也带动了建筑、绘画、雕塑、制陶工艺迅速提升,瓦当无与伦比,也造就了其他雕塑产品的鼎盛。汉代麻浩崖墓出土的随葬品题材种类繁多,其陶狗是代表之一。狗作为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在墓葬中作为冥器使用,最初以图腾崇拜出现,慢慢造型不断变化,形态各异,巧夺天工。     

四川汉代西王母崇拜现象透视

本通过解读四川出土的汉代物上的西王母形象,不仅知略了当时四川西王母崇拜现象的大致情况,而且认为汉代统治的神仙思想和四川本身久有的神仙信仰风俗的结合,是四川西王母崇拜风习的内在根源,这种崇拜也折射出了汉代四川经济发展之后,豪侈之风盛行的深层内涵。     

许南阁祠

许南阁祠位于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城区东北部,许慎路北,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郾城知县周云为祭祀汉代著名经学大师、举世闻名的文字学家许慎而建的祠堂。     

汉代考古遗存的埋藏学特征及其影响

汉代考古遗存埋藏性质以墓地为主。墓地的埋藏结构是一种平面堆积,小面积发掘所能获得的信息极为有限。埋藏形态上,汉代墓葬多为砖结构,并盛行合葬,砖结构的墓葬容易遭到破坏,而合葬墓的形态给墓葬年代的判定造成一定障碍。汉代墓葬的埋藏制度不够清晰,使我们建立汉代墓葬的等级序列并进而复原汉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存在困难。汉代考古遗存在埋藏内容上的丰富与贫乏并存,既拓展了我们的研究领域,也局限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对汉代考古遗存基础材料的系统发掘、及时整理、全面报道以及重视对陶器的研究,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