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粮食问题

"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损失。周恩来殚精竭虑,采取种种措施,稳定粮食局势。他劝说红卫兵和造反派不能冲击农业生产,坚持抓南粮北调局面的改变,用"以出养进"的办法开展粮食外贸,努力解决"三个突破"中的粮食"窟窿"问题,认真贯彻藏粮于民的思想,常抓节约粮食。周恩来高度重视粮食问题的思想和为民谋利的风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周恩来处理“立三问题”始末

1930年7月,由于李立三“左”的路线错误,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被惨杀,周恩来从莫斯科赶回来,孰料匡救国家于危难,却遭非难,危殆中,他的沉毅挽救了中国的大局。受命回国1930年8月中旬,一列从德国到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正奔驰在苏联的广袤大地上。车厢里,坐着一     

震惊周恩来的“黑匣子”

尼克松访华随身带来的“黑匣子”震惊了周恩来,也触动了“邮电学院三剑客”。周恩来“5．19”批示成为“331工程”的转机。[编者按]     

“农业学大寨”中那些“左”事

农业学大寨是1963年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在粮食增产、农田水利建设以及林牧副渔发展和农村干群关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绝对是不可估量的。但这一持续了大致15年（1963--1978年）的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从而闹出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哭笑不得的事。     

“武林高手”周恩来

在人们印象中,周恩来总理如同诸葛亮“羽扇纶巾”,运筹帷幄,是绝对的文职官员。但令人感到稀奇的是,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长期担任的是中央军事部长,军委书记,甚至创建并亲自领导“中央特科”,     

一份流传甚广的“周恩来遗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全国各地流传着一份周总理的“遗言”,仅安徽一省,共抄出“遗言”6903份,可见流传之广。     

“四清”运动后期“二十三条”在山东曲阜的宣传与贯彻

1965年1月公布的"二十三条"是一个包含着许多"纠偏"条文而同时使"左"倾理论有了新发展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在曲阜宣传与贯彻的过程中,文件中关于运动的性质特别是运动重点的规定,并未引起重视和关注,而文件中有关"纠偏"的一些具体政策却基本上都落实到位,从而使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左"倾偏差有了较大程度的纠正。不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二十三条"毕竟没有也不可能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窠臼,因此,依据该文件精神进行的纠"左"仍有相当的局限性。     

论周恩来的“三农”一体总体发展思想

周恩来在领导和主持20多年的国民经济工作中,凡安排农业或谈到农村问题时,总是把农业、农村、农民融为一体来考虑,即“三农”一体的总体发展思想。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思想方法论和扩大再生产原理的具体运用,反映了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期新闻战线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体会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开展,旨在有效地提高当代新闻工作者过硬的政治理论修养、精湛的专业技能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新闻战线开展以“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维护队伍形象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学习活动,赋于“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以新的内涵,从而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周恩来与陈毅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6月1日。夜幕降临了,喧闹的都市恢复了宁静。夏日的繁星倒映在中南海平静的水面上,使整个宇宙显得更加神秘、深远。     

论周恩来的“三农”一体总体发展思想

3、在农民问题上,周恩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以之作为“三农”一体中的重要问题来考虑。早在1953年9月29日,他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的报告中就说,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我们现在的粮食,以粗粮算．每人每年平均500斤左右,当然今后还会增加,但增加的数目不会太快。可是,粮食的消耗却增加得很快。过去,     

陈布雷向周恩来“托孤”

素有“文胆”之美名,被蒋介石誉为“当代完人”的陈布雷,自从1927年春在南昌被蒋介石“慧眼”相中,成为高级幕僚起,直到1948年自杀身亡,     

陈布雷向周恩来“托孤”

素有“文胆”之美名,被蒋介石誉为“当代完人”的陈布雷,自从1927年春在南昌被蒋介石“慧眼”相中,成为高级幕僚起,直到1948年自杀身亡,     

周恩来与“两弹一星”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为强有力地领导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组建了一个部门——中央专委。中央专委的全称,开始是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后来随着工作的发展改叫中央专门委员会。     

以“左”反“左”酿成的唐河事件

1960年11月23日凌晨1点左右,时任河南省唐河县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偕夫人刘桂香、二儿子毕剑增及3个女儿一起跳进唐河城郊大寺附近的一口深水井里,原打算一家6口人都自杀身亡。后因毕剑增抓住井里汲水的水车链子爬出来后,到县委院里大喊＂救人＂,刘桂香先被救出（后因悲伤过度,精神失常,旋即上吊自杀）,     

李锐反“左”文选

1957年至1978年20年来,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至十年“文革”灾难。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分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中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周恩来悉心庇护泰国“和亲”小兄妹

“和亲” 1956年8月19日,泰国政府的最高顾问乃讪在其总理銮披汶的支持下,通过绝密的渠道,将自己的儿女送到中国学习。     

新闻战线“走转改”的重要意义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新闻工作者接地气、长灵气、出生气的一个过程,是践行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保持党和群众血肉联系的生动实践,是推动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程。“走”是途径、是载体,“转”和“改”是目的、是重点。“走转改”,是新闻工作者更好地服务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青海的迫切需要。     

发生在极“左”年代的苦涩与诙谐

煨红薯 在我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母亲煨的两个红薯。我永远也忘不了上个世纪饥饿年代中那个很可怕的晚上。     

周恩来与“伍豪事件”

1968年我出差回北京,我的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突然跟我谈起了“伍豪事件”。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据说,有一天红卫兵小将翻出了上海20世纪30年代刊有“伍豪启事”的旧报纸,就把这张报纸送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手上。当时江青正想整我伯父而愁找不着“黑材料”呢,一见这张旧报纸如获至宝,便意欲借此事,谋害伯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