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晋商茶叶贸易定量分析——以嘉庆朝为例

到底是何等规模的利润,驱使着清代前期的山西商人在与家乡相隔万里的福建、恰克图之间跋山涉水从事长途贩运?有关清代晋商茶叶贸易的利润和经营绩效问题,引起了国内国际经济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尤以刘建生、吴丽敏的《晋商茶叶贸易绩效分析》为代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剖析,但遗憾的是,由于史料阙如,这些论述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究竟清代晋商茶帮的利润率是多少,目前尚没有定量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力图在一个相对纯的环境内,选择嘉庆年作为时代背景,通过对茶路长度的考证、山西茶商每天运程的平均里数、当时人均每日的消耗、船、马、驼的平均运力及消耗,得出运输成本。以武夷山各类茶叶的均价和恰克图茶叶的平均售价进行比较,得出茶商的平均收益,进而推算出清代晋商茶叶贸易的利润率。     

晋商与“万里茶道”

晋商,由明代“开中制”后的盐粮贸易起家,并在旅蒙贸易、中俄恰克图贸易中占有优势地位。茶叶贸易兴起后,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丰富的商业资源、开拓进取的信心与坚韧不拔的信念,开拓了由中国南方茶产区至恰克图的“万里茶道”,带动了沿线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开拓进取、诚实守信、改革创新、和衷共济的晋商精神,则是晋商留给后世的精神给养。     

山西常氏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北大核心CSSCI

19世纪,在恰克图贸易的商号中,美玉公记、美玉德记、兴玉中记、兴玉和记、大兴玉记等为山西常氏的商号。至太平天国时,福建茶没落,美玉公记和美玉德记经营显著衰落,而大兴玉记等贩卖湖南青茶,依旧生意兴隆。俄国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商人运输茶叶到恰克图,利润增加四倍,山西商人在恰克图茶叶贸易极为出色。但是,在1860年各地方政府征收厘金,让商人无利可图,再加上俄商的竞争,遂使恰克图贸易没落。     

晋商成功之道（连载五）

第三章营销高招山西商人在其鼎盛时期,商业网络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们还是国际贸易的先驱。早在明代,已有山西商人兴贩于海外;清代,山西商人在称雄国内商界的同时,积极向国外拓展市场,始终垄断着恰克图贸易。清朝嘉庆年间,恰克图有山西商人开办的商号60余家。曾经目睹恰     

浅析宋代榷茶制度与官府垄断下的茶市贸易

榷茶制度是在官府的垄断下一种茶叶专卖制度,榷茶制度始于唐代,兴于宋代,衰于清代。宋代官府围绕榷茶不断地变革,总体上是关于贴射法和交引法两种制度的不断交替完善,显示了官府人员在茶税制度与政府利益上的智慧。宋政府通过官办榷场隔断商人和园户的联系,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宋朝政府不仅依靠榷茶制度获得是高额的税收,并且还通过垄断茶叶贸易,在商人与园户之间斡旋,获得巨大的差额利润。但是园户在榷茶制度下遭受到了严重的劳动与经济剥削,于是园户与政府和巨贾豪绅的矛盾逐渐激化,导致宋代社会中反官榷制度的斗争。     

浅析宋代榷茶制度与官府垄断下的茶市贸易

榷茶制度是在官府的垄断下一种茶叶专卖制度,榷茶制度始于唐代,兴于宋代,衰于清代.宋代官府围绕榷茶不断地变革,总体上是关于贴射法和交引法两种制度的不断交替完善,显示了官府人员在茶税制度与政府利益上的智慧.宋政府通过官办榷场隔断商人和园户的联系,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宋朝政府不仅依靠榷茶制度获得是高额的税收,并且还通过垄断茶叶贸易,在商人与园户之间斡旋,获得巨大的差额利润.但是园户在榷茶制度下遭受到了严重的劳动与经济剥削,于是园户与政府和巨贾豪绅的矛盾逐渐激化,导致宋代社会中反官榷制度的斗争.     

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研究的新收获

清代中俄关系的研究 ,由于边界问题的争执 ,一直受到两国政界与学界的重视 ,中国在上世纪特别是七八十年代就对中俄关系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 ,比起清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研究来说 ,中俄关系是研究最为深入的领域之一。不过就清代中俄关系来说 ,边界问题与政治关系探讨较多 ,相对来说贸易与经济的往来研究较为薄弱。清代中俄贸易主要是在恰克图 ,中俄恰克图贸易事关清代经济贸易、外交政策以及满蒙关系等问题 ,相当重要。学术界就此进行了一些探讨 ,尚需要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米镇波先生的新著《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     

清中后期蒙古地区的对俄茶叶贸易

在清代蒙古地方的外贸活动中,茶叶出口最引人瞩目,它的盛衰对国民经济与民族资本的发展颇有影响。在雍、乾、嘉、道时期,对俄贸易较为正常。漠北的库伦、恰克图等城市,茶庄林立、茶商云集,各种茶货源源不断地运销到俄国,历年皆创收不少外汇。同治以后,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侵夺和本国买办政府的抑制,使旅蒙茶商一再受挫,其商务终究不免衰落,内地的茶业生产也随之大受损失,茶农生计产生危机。对俄茶贸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给国民经济以创伤。     

茶过晋商家门——山西

正万里茶道的形成与繁盛,晋商功不可没。19世纪中后期俄国商人深入中国内地经营茶叶之前的几个世纪,晋商的茶庄,南开到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湖北羊楼洞,北达今蒙古国,乃至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可以说,没有晋商就没有万里茶道。晋商将南方茶叶经汉江水运,在河南社旗起岸,然后陆路用车马北运至洛阳,一部分沿丝绸之路西运陕甘、新疆,大部分则北渡黄河,经太行山进入山西。此时茶叶运至晋商家门口,山西祁县、榆次的富家大户,多以经营茶叶     

本刊2007年隆重推出大型策划:重走晋商万里茶路

晋商,曾以茶叶贸易在300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商业奇迹。晋商万里茶路南起福建武夷山,跨鄱阳湖、长江、黄河、中原大地,越太行山、大漠戈壁,北达蒙古、俄罗斯,大量的茶叶由此销往俄罗斯,甚至直抵欧洲腹地,成为我国历史上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国际商路。晋商     

旧汉口俄租界开辟时的房屋拆迁纠纷

清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这是两国平等互惠的通商条约,中国商人可以到恰克图和西伯利亚一带经商,而俄国商人则在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贸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商人逐渐地将贸易的触角伸向了长江流域的武汉和九江地区,甚至沿海的福建省,     

自诚公皮房账簿及其社会经济史价值

正一、引言皮毛是内地与边疆贸易以及中俄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彼以皮来,我以茶往",正是对明清以来皮毛贸易的生动概括。作为万里茶路上的两大对流商品之一,皮毛的地位丝毫不逊于茶叶。山西作为连接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中间地带,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山西商人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驼铃帆影的辉煌——谈晋中商人的外贸思路

晋中外贸,历史悠久。根据灵石出土的罗马古币推断,晋中商人的对外贸易,可以追溯到1900年之前。当时,灵石踞于古商路之要冲,因此不排斥有对外贸易活动的可能。而晋中这块地域外贸最活跃的时期,则是在明清之季。数百年间,太谷曹家、榆次常家、介休范家、祁县渠家、乔家,祁太旅蒙商大盛魁等商家大号,远达日本、俄国、高丽以及南洋诸国,不畏艰险,开创市场,成为实力雄厚遐迩闻名的晋商外贸大家。据史料记载,从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定《恰克图界约》起,中俄两国通过恰克图的贸易,完全由晋中商人垄断达两个世纪之久,在中国外贸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清代晋商在禹州的经营活动——兼论禹州药市的发展脉络

清代的禹州商业有一个以杂货转运为主到药材集散为主的变化过程。晋商是最早活跃于此的重要商帮,其经营以棉布、茶叶等“杂货”转运山西,以及禹州本地所产瓷器、“禹布”输出为主,药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直到咸同之际杂货贸易仍是禹州市场的主角,故同治元年最早开征的厘金为“百货厘”。禹州作为药材市场的兴起始于乾隆年间,并在与洪山庙药市的竞争中取胜。除地方政府的支持外,晋商早期经营活动奠定的市场基础是禹州药市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清代后期怀帮以及各地药商大量涌入,晋商中经营药材业者也有大幅增长;同光年间药材贸易逐渐超过杂货成为禹州市场上最重要的商品,禹州也成为华北的三大药市之一。     

明朝茶马贸易的几个问题

在明朝茶马贸易的不同阶段,私茶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其作用亦不尽相同。在第一阶段,私茶产生于不合理的茶马比价,但这一时期的私茶尚不足以导致官营茶马贸易的破坏。在第二阶段,官营茶叶运输难有作为导致官营茶马贸易几近瘫痪,私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抢占了官营茶马贸易市场,直至泛滥成灾。由于私茶泛滥,不合理的茶马比价已不再是破坏官营茶马贸易的罪魁祸首。在第三阶段,新的茶马贸易引进商人参与,既解决了长期困扰朝廷的茶叶运输问题,又缓解了朝廷资金短缺之难,恢复了长期停办的"纳马差发"。而此阶段私茶主要表现为无"引"茶商增多;运输中"夹带"私茶增多;将质次价高的茶叶交与官府,好茶留给自行销售,牟取暴利。     

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

在关于晋商的研究中,泽潞商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以致晋中票商几成晋商的代名词。实际上,明清泽潞商人以经营盐铁、丝绸等闻名天下,同时在地区性贸易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即在区域社会变迁的具体情境和脉络中去理解,而非从传统的商业史视角去思考,可能为晋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晋商成功之道（连载二）

茶叶之路山西并非产茶之乡,但明清以来,运销蒙俄的茶叶几乎由晋商垄断。几百年来,形成了一条由南到北经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的国际商路——以输出茶叶为主的茶叶之路。这条由晋商拓展出的可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茶叶之路,成为其发财致富一个历久不涸的财源。清代学者王先谦说“:     

票号:晋商首创

其一,晋商资本积累比较雄厚。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其二,晋商经营活动的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例如山西商人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     

探寻明清晋商的现代化特征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商业的繁荣和商人的大量出现是其中突出的现象,而晋商的兴起以及其在商界活跃近五个世纪的历史更是引人瞩目。就明清晋商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性质来看,晋商在茶的产供销一体化经营路径、管理制度中的身股制的先进性和金融工具票号的性质和发展三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中国经济早期的现代化特征,是一个研究晋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清代张家口“张库大道”的商贸活动——以《恰克图条约》为起点

自古以来,张库大道、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三大陆路商道。随着清廷对内外蒙古政策的变化及《恰克图条约》的签订,张库大道作为"旱码头",对边疆与内地的交流,以及亚欧大陆间的贸易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张家口作为张库大道的起点,是"陆上丝路"贸易的重要一环。张库大道的繁荣,也推动了张家口这个北方商业重镇的崛起、兴盛。本文以清代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为起点,主要以清代张家口地区对内外蒙古及中俄之间的商贸活动为对象,研究清代张家口地区商贸活动的交通路线、商民主体、业务种类以及清末张家口地区的商贸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