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浙江禁烟运动的发展阶段——仅以1912—1935年为考察对象

民国时期浙江的禁烟运动经历了辛亥革命严禁鸦片时期、北洋军阀烟禁废弛与红丸替兴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反对鸦片公卖及浙江自办禁烟时期以及抗战之前依法禁烟时期四个发展阶段,每个时期浙江的禁烟运动随中央政府政策的改变而呈现出自身的特色。     

清代福建鸦片的泛滥及禁烟斗争

真正意义上的鸦片走私始于1796年(嘉庆元年),因为这一年嘉庆皇帝颁旨,查禁鸦片从外洋输入,禁止国内种植罂粟,并决定从关税表中剔除鸦片一项。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主要集中在广州附近,特别是在零丁洋面上。但自19世纪20年代以后,鸦片走私开始向福建沿海发展,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两次,即1823年和1832年。鸦片走私会从广州附近转向福建沿海,主要是英国在印度实行的鸦片政策导致鸦片滞销需拓展新的销售市场引起的。     

清未南阳的三种戒烟唱本

清未南阳的三种戒烟唱本文／董淑明近代以来，鸦片流毒全国，为害极烈。晚清时，我省西南一带便已广种罂粟，南阳地区土地肥沃，又多山区，更是罂粟遍野，无论穷富，多数人家中都有鸦片膏，吸食者甚多，不少人为此倾家荡产。与此同时，反对吸食鸦片、劝人戒烟的呼声也从来...     

日本鸦片侵华政策述论

继英国之后,日本推行鸦片侵华政策。由日本政府操纵的鸦片专卖和它纵容的毒品走私,导致中国境内烟毒长期泛滥。在推销鸦片等毒品的过程中,日本还从中国获得了充裕的鸦片税收。本文拟对日本推行的鸦片侵华政策问题加以探讨。     

日据时代台湾民政变革研究——以鸦片改正政策为例

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之后,鸦片问题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殖民统治。驻台总督府为有效管理吸食鸦片人口,采行了鸦片改正政策,但由于鸦片专卖利润巨大等因素,总督府实行了渐进式禁绝的步骤,直到殖民末期才较为彻底根除鸦片。鸦片陋习改正政策稳定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一定程度上禁绝了台湾人民吸食鸦片,却无法掩盖日本罪恶的殖民统治本质。     

邓廷桢与广东禁烟问题

1836-1839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广东的禁烟活动,与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的演变具有直接联系。邓廷桢在1836年一度拥护许乃济提出的弛禁鸦片贸易的建议,并为此作了积极准备。在清廷决定实施严禁政策后,邓廷桢怀着犹疑、观望的态度执行道光帝的谕令,对冷仃洋鸦片趸船打击不力,但在切断内地鸦片贩子与鸦片趸船联系方面的努力却收到可观的效果,使持续多年的鸦片贸易模式遭受重创。这一结果却使得外国鸦片贩子加速寻求向中国东、北部沿海贩卖鸦片,并导致广州内河鸦片走私活动的复活,鸦片问题在总体上显得更为严峻。受到政治压力的邓廷桢利用因义士贩烟事件,迫使广州外侨总商会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与其达成禁止广州内河鸦片走私的协议。但这一协议因清廷决定派遣林则徐赴粤采取更为严厉的禁烟措施而告终结。     

山西省日军侵占区的鸦片管理政策

鸦片是日军侵占政策的重要一环.随着日军侵占地的扩大,鸦片也持续扩大污染.但是,这个范围内我们能接触到的原始资料和记录很少.由于战争、革命导致政权更替,此类问题伪政府记录大多散失,过后也极少有证言、回忆等材料.因此,这项研究是十分重要而又难于着手的课题.笔者虽然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特别是山西的历史,可是从未接触有关鸦片管理政策的系统资料.1992年12月至1993年1月,能够有幸在山西省档案馆查阅资料,才初次接触到了有关山西傀儡政权推行鸦片管理政策的比较系统的资料.本稿就是以这份资料为依据进行探讨的.     

战后日本学界的鸦片侵略政策研究述论

近代日本是继英国之后有计划、有组织地利用鸦片侵略中国最甚的国家。战后日本学界对该问题展开的研究,以1985年、2000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在原始资料的挖掘、研究成果的积累、国际交流的加强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其研究以日本对各殖民地、占领地实施的鸦片专卖政策与麻醉品政策为基本对象,并就鸦片战略、鸦片政策的性质、效用以及主导权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但尚存深化与拓展的空间。     

民国种了多少鸦片

近年来,对“民国军阀”的评价,有一种日益正面的趋势。然不论军阀本人之操守如何,其割据性存在,实是民国之巨害,乃毋庸置疑之事。试以鸦片之流毒为例,作一管窥。     

鸦片──贵州历史上毒患的根源

一、鸦片的流入贵州鸦片的流入，约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史料记载，早在唐朝，鸦片（罂粟）就作为名贵药材板有限地流入中国境内，初始并无作为烟用。十八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在对华贸易的同时，也开始将鸦片作为“药材”向中国输入，实际上已不是药用，而是供给病民吸食。由于当时清政府的“闭关”政策，鸦片输入量受限，价格也昂贵，能吸食的仅是达官显贵，豪门商富等特权阶层。1757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占领了孟加拉后，便强迫当地农民扩大鸦片的种植，先后获得了在印度的鸦片专卖权和制造鸦片的垄断权。他们将…     

孙中山论中国近代毒品问题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最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和伟大的爱国者。为了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以无与伦比的政治革命热情奋斗了终生;为了使灾难探重的祖国繁荣富强,他时刻密切注视着影响中国命运的一切重大社会问题。鸦片流毒中国一百多年,不仅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而且严重困扰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鸦片毒杀我国民甚于战争、瘟疫与饥馑,可谓近代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孙中山先生一生忙于创建民主革命理论和从事政治革命活动,     

英国鸦片商、外交官与中国清末禁烟运动——以第二次《中英禁烟条件》谈判为中心

1910年,江苏、浙江和广东省的牌照捐有的刚刚实施,有的甚至还在制订过程中便成为英国鸦片商和外交官干涉中国禁烟运动的口实。在鸦片商的极力怂恿下,英国外交官不顾人间道义,向中国政府发出一次次抗议。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他们借中英两国代表谈判禁烟之机,试图阻挠中国的禁烟运动,设法延长在华鸦片贸易时间。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制约下,英国政府虽然没有根本改变其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立场和政策,但在谈判桌上却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     

谈谈旧汉口的“三鸟” 之害

鸦(鸦片烟)、雀(麻雀牌,指赌博)、鸨(娼妓业主,指卖淫嫖娼)“三鸟”是旧中国影响巨大、危害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旧汉口的一种严重的社会弊端,正直的人们对其深恶痛绝.近代史上曾发动过声势不小的禁烟、禁赌、禁娼运动,可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三鸟”之害依然如故.“三鸟”之害固然是旧中国的社会痼疾,但在近代呈愈演愈烈之势,则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一是西方社会不良风尚传入,加剧了“三鸟”之害的流毒.鸦片的大量倾销,赛马、轮盘赌一类西式“博戏”的泛滥,洋卖淫妇来华开业,洋商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还有大众传媒舶来的西方社会丑恶现象等等,在中国造成了恶劣影响,民国年间尤甚,汉口也不例外.道光年间,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厉行禁烟,武汉地区鸦片流毒本来有所衰减,然而1861     

1935年日军炮击“专条号”巡缉舰事件始末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台湾在沦为H本殖民地的同时．也开始成为对福建沿海走私的渊薮。闽台之间一衣带水．地理条件便利,加上日本当局的姑息纵容．使得台湾海峡的走私活动经年不衰。自1895年起．来自台湾的日本货船及台湾帆船就经常出现在厦门附近非通商口岸各地沿海进行非法贸易,走私军火、鸦片、毒品、盐等物资。     

蒋介石禁烟内幕

民国初年,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国内政局日趋动乱,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开始形成。诸多军阀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无不将鸦片视为其军饷的主要来源,“于是包庇贩运,抽收烟税,明目张胆行之,甚而至于强迫人民种烟”。因而清末曾一度禁绝的鸦片流毒又重新泛滥。据国联调查报告,１９２４年中国鸦片产量已达１．５万吨,７倍于世界其他各国总和。中国鸦片毒品重新泛滥,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维护政府的形象,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挂起禁烟拒毒的招牌,以缓和国内外舆论的攻击,而实际上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西蒙的鸦片毒品入侵

日本关东军以鸦片毒品为诱饵,降服了原属东北军的李守信部,1933年5月策划李部进攻察北多伦,从而也开始了对西部内蒙古地区有组织的鸦片毒品入侵;1935年,李部又受命进攻察东6县,日本的鸦片毒品随之西侵,只是因1936年军事进攻绥远失败,对绥的鸦片毒品入侵计划才被粉碎。七七事变后,日本西进兵团很快占领蒙疆,并于9、10两月阃分别建立了察南、晋北及蒙古联盟三个伪政权,于当年12月24日公布了第一个鸦片文件《鸦片业务指导纲要》,从1938年起开始实施。《纲要》的实施不但宣告蒙疆鸦片旧制的结束,也预示了日本对“西蒙”地区的最初鸦片政策将大幅提升——即进入由兴亚院总部主持的蒙疆鸦片时代。     

澳门与早期鸦片贸易

19世纪初叶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澳门是列强对华鸦片输出重要的转运地。一些本质同一、形色有别的鸦片掮客商寄生于此 ,遂成暴富 ,兴风作浪。葡萄牙当局在澳门实行鸦片垄断营销政策 ,引致与他国 (主要是英国 )鸦片商的严重冲突 ,并导致鸦片输华孔道由澳门至黄埔 ,又到伶仃的依次转移。澳门鸦片问题还引起清朝禁烟政策的几多演变     

试论太平天国运动对浙江社会的影响简

从1858年石达开率军进人浙江,到1864年清军首领左宗棠进入浙江,太平天国在浙江活动长达六年,战争对浙江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社会经济方面,战争造成人口的锐减和对农业生产以及商业的严重破坏,同时战后浙江自耕农的数量也有了一定的增加;在社会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对鸦片和赌博的严令禁止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冲击。     

抗战时期日军对山西的毒化侵略

实行鸦片政策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项基本国策,而非其军政机关在华的偶发性事件。日军侵入山西之后,除准许公开贩卖和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外,还强迫沦陷区人民大量种植鸦片,广大人民身心所遭受烟毒之折磨绝不亚于战争的直接侵害,其社会危害程度和对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亦绝不亚于战争的直接破坏。显然,鸦片是日本进行政治、经济与军事侵略的重要工具。     

清代贵州鸦片诸问题

一、鸦片简史及其传入贵州的时间鸦片是从一种名叫罂粟的植物果实中提取汁液熬炼而成的一种具有巨大的麻醉作用的固体物质。罂粟,具体于何时传入中国,今已不可考。在我国诸多史籍中,最早对罂粟的记载是曾经沿海路到过印度的唐代高僧义净〈635—713〉翻译的《根本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一书,其中叙述了药烟(即鸦片)的服食方法及功用。唐、宋人的文章也有对罂粟种植状况的记载,并于宋时正式将罂粟编入了医药书籍,民间亦因罂粟花娇艳而遍植于庭院花圃中以供赏玩。鸦片一开始作为药用,多半是烹煎吞食,直到明代才从南洋传来提取罂粟之汁制造鸦片的方法。明人王玺《医林集要》、李时珍《本草纲目》、方以智《物理小识》都记载了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