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重视。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和整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开始到目前,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范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范式主要是带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开始转向以民族主义为原则的多种学科理论方法与实证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如运用社会心理学、国际法学、口述史学、法医学等等;当前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又有新的发展趋向,即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开始从人类文明史和和平学的视角来反思这一暴行,并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范式的转移将有助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深入研究。     

行政腐败成因探微——官僚制范式与公共选择范式之比较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腐败现象及其成因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本文以介绍探究腐败成因的官僚制范式和公共选择范式为重点,阐述了官僚制范式和公共选择范式的主要内容及其相关理论,并就两种范式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研究。     

方志学学科发展的理论审视:一种范式的视角

在我国方志学学科的现代建构中,认清、梳理、把握方志学内在的研究范式,是现代方志学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对方志学研究范式的概念、功能以及历史进行简要考察和阐述,明晰现代方志学研究范式的基本范畴,便于更好地推动方志学学科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

“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把“现代化”主要看做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进程,看做一个并不具备终极目标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历史范畴,从而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它和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论有原则上的不同,也不同于建立在“五种生产方式序列”基础上的“革命范式”。东、西方两种对立的单线演进历史模式,在史学方法论上都有绝对主义和排他性色彩。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则是开放的、包容的、多面向的。现代化范式的出现打破了史学长期由单一范式支配的局面。史学范式的多样化,是中国史学繁荣之道。     

一部了解民国考古学史的必读书——评《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

在我国当前的考古学科建设阶段,学科发展应该重视理论的研究与理论体系的构建。范式是审视考古学理论发展的主流标准,中国考古学以文化历史范式为主。陈洪波先生的《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从学科历时性发展的角度梳理了民国南京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考古活动及其社会背景与思想潮流,文章讨论了包括考古学学科定位和学科研究倾向在内的多个问题,来呈现这一时期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范式形成的诸多来源。     

从文本到实践:民间小戏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演进路径

民间小戏是中国戏曲的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国民间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小戏研究长期滞后于传统大戏研究。在以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民间文艺学领域,神话、故事、史诗研究巍巍壮观,民间小戏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民间小戏研究自民国以来经历了从文本层面的小戏转变为语境层面的小戏和生活实践层面的小戏的认知过程,形成了文本作品研究范式、文化语境研究范式和艺人实践研究范式。民间小戏研究范式的转换与演进受到社会文化思潮、学科建设发展、代表性学术论著和研究方法应用等因素的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民间小戏振兴及民间小戏研究提供了机遇,在乡村振兴的文化实践中,民间小戏的艺人实践研究范式仍然是民间小戏研究的未来趋向。     

人地关系操作范式探讨

把人地关系作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必须使人地关系理论具有操作性,要使人地关系走向操作,必须建立一整套人地关系的操作范式,本文总结了地理学人地关系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若干人地关系的操作范式     

语境的效度与限度——对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语境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民俗学的主导性研究范式。本文以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的田野研究为基础,对语境的效度与限度进行了细致考察,发现语境在形塑神话文本、规定神话讲述场合、确立讲述人与听众的构成及其规模、决定神话的功能和意义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语境对神话传统的影响具有一定限度：神话的核心母题及其母题链的组合、类型和基本内容,往往呈现出强大的稳定性。就此而言,语境视角未能深入触及口头艺术形式和内容的根本内核,因而具有局限性。对此,需要倡导＂综合研究法＂。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正>"范式"(paradigm)这一术语,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入的学术概念。它表述为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开展科学研究中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或集合。在库恩看来,当科学发展到某一阶段,总会出现一种主导性的研究范式,并形成关于某一问题研究的主流观点;而当这种主导范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产生范式的更替和转换问题。(2)这一情况将促使关于某一问题的研究,重新进入"百家争鸣"的状态。其实,在百年党史的研究中,研究范式也常处在不断更替和转换中。也正是这种更替和转换,推动党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者认识的不断深化。     

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当前困境及对策

近些年来,我国出版业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目前的编辑出版教育存在很多不足。编辑出版专业本科培养模式不成熟;编辑出版学学科归属不清;课程设置专业特色不突出;专业实践教育不足等原因导致目前编辑出版专业培养出来的出版人才还不能真正满足出版业发展的需要。本文通过对当前编辑出版教育存在问题的思考,探求编辑出版专业发展的方向,希望能对编辑出版教育的改善有所帮助。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与中国旅游本土化研究

研究方法是旅游研究者顺利开展旅游研究的必备工具,具体的研究方法又受到特定的研究范式的制约,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在努力掌握各种研究方法时,往往对其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认为,中国旅游研究者要想提高研究水平,必须首先系统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潮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采用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策略。     

欧洲思想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学术路径

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具有重视思想史研究的传统。通过对思想史研究学术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长久以来,虽然思想史研究一直是欧洲学术界重点研究的领域,但还没有真正形成"历史性"的考察。20世纪80年代,"剑桥学派"的兴起才改变了这一研究范式。与此同时,以昆廷·斯金纳和德国的考斯莱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又提出"概念史"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学者们又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思想史的"国际转向"。目前,思想史研究一方面正在深化对具体内容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同时展开了对思想史研究范式本身的反思和讨论。而对这种学术史的梳理和反思将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学术界研究范式不断推陈出新的基础和动力,以及重构思想史研究未来的取向与学术特性。     

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

1990年代以来,在大陆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开始遭到舶自美国汉学界之“中国中心观”潮流日益强劲的挑战和冲击。这一挑战,固然是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进一步反动,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相关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但其最终结果既非唯物史观的复原,亦非真正中国气派和本土特色的新范式的确立,而是逐渐走上了另一种新教条主义的道路。这种局面,并不仅是中国学者对“中国中心观”教条式运用的产物,同时也是其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推演扩展的必然结果。本文力图从这一理论自身潜在的逻辑矛盾着手,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解读,以期深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讨论。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

本章通过对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等五个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及其基本涵义的历史考察,探讨了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变迁。文章认为,基于国粹意识的“反满说”,开拓了研究的新方向。“理学反动说”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继往开来,并注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科学的方法论思想,成为20世纪研究的重要范式。“每转益进说”与“内在理路说”,试图以继承与发展的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对“理学反动说”提出了新的挑战。“早期启蒙说”则勾划出由17世纪早期思想启蒙到19世纪近代思想启蒙的一条主线,首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清代学术的新范式。文章指出,上述研究范式之间的起伏消长,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而这种社会思潮的起伏消长反过来也影响甚至决定了研究范式的变迁。     

当代俄罗斯史研究的帝国视角探析北大核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俄罗斯史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帝国热”倾向。这一热潮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学科发展趋势,其中也包含通过政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性别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的综合研究。在此背景下,史学研究的帝国化视角可以理解为脱离先前单一的民族国家桎梏,转向突出帝国的后殖民时代背景。新时期的俄罗斯帝国研究以“帝国范式”为主要分析工具,突破了原有的不适用于帝国研究的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帝国的“古老”叙事也在本质上突破了旧有的对历史上某一个时间节点、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碎片化理解,进而以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将帝国史研究置于多学科视角下。     

景观社会:当代旅游研究的情境主义视角

景观社会理论范式可以溯源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如今已成为当代颇具解释力的社会研究范式之一，对旅游研究尤具启发性。本文梳理了景观社会范式的理论渊源，归纳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说明了它为景观消费、景观空间文化、情境体验以及后现代景观生产等领域提供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进路，阐释了其核心概念群和基本理念，展示了景观社会理论范式与旅游现象和研究的双向关系。该研究亦梳理了景观社会范式在国内外旅游领域中已有的实践与方法变迁，进而指出该范式日益丰富的未来领域与本土化实践，为旅游体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为分析和解决旅游发展中的社会、文化、空间、消费，以及景观建构等问题提供新的理论路径。     

旅游竞争力评价范式：反思与启示

旅游竞争力研究已经成为旅游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然而,国内外关于旅游竞争力的评价,基本上是沿用波特的国家竞争力评价范式,相互之间的差异无外乎“指标选择”或“权重配置”两个方面。本文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当前的旅游竞争力评价范式进行了反思。从理论分析来看,当前旅游竞争力评价范式的假设前提并不成立,对指标的选取也值得商榷;从实证角度来看,其所建构的模型难以解释诸多旅游地的发展。本文认为旅游竞争力的大小绝不等同于各个竞争要素“绝对数值”的简单求和,而是隐含在由旅游体验所决定的需求结构、竞争要素之间的结构性构造以及不同竞争目的她的“相对地位”之中。简言之,旅游竞争力的大小,从需求来看,取决于需求结构及其变化;从供给上看,取决于竞争要素的相对地位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旅游地的相对优势。     

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史学是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出现的,这时史注附属于经注;伴随着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史注也逐渐打破此前经注研究范式,探索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裴注正是对这些探索成果的吸收和总结,并继承了经注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裴注对后世的史注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近代获得了新生,它的出现标志着史注研究范式的确立;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仔细研究二者关系的变化,就会发现其与学术史上经史关系的变化有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     

当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知识谱系引论

当代西方人地理学在“后现代地理学”之后蓬勃发展起“新化地理学”。新化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化转向”和“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普遍的“空间转向”之后的学术互动产物。它与地理学以往的知识遗产包括传统的化地理学既有联系也存在从研究议题、概念、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差别,是走向批评范式的人化和理论化的知识体系。本立足丰富庞杂的理论献,全面综述和分析了新化地理学的知识谱系和未来的发展走向。     

胡适与庄子研究

胡适在20世纪中国庄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尝试运用西方哲学体系研究<庄子>,推动了庄子研究范式的转换.胡适对庄子人生哲学展开了激烈批判,对庄子反科学主义思想既有所批判,又努力挖掘庄书中所包含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最近20余年来,庄子研究范式又得到了新的救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