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提举常平司的沿革与财政体系的变化

提举常平司是宋代一项独有的制度,始设于王安石变法时期,常平司的设立打破了北宋初年以来三司转运司主管财政的格局,从此宋代财政体制进入了分司理财时期.由于王安石新法影响,常平司经历了多次兴废.本文试图通过对常平司建置沿革的考订,对王安石变法以后宋代财政体制的变化进行说明.     

吕惠卿与王安石变法

吕惠卿是一位博学多才、力行改革当时弊政的杰出的政治家。志同道合、相互敬慕是他与王安石结合的基础。他在制定新法、推行新政、批驳反对派、排除变法阻力、扭转变法危局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王安石初次罢相后，吕惠卿独力肩负起领导变法的重任，坚决地打退了反对派的进攻，维护了新法，并使之继续推行。在王安石复相后，王、吕之间在政见、用人、经义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分歧，并愈演愈烈，导致了最后的分裂。以往的历史记载和历史论著，把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在吕惠卿身上，是极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衔命而出:北宋熙宁察访使再研究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执政者为推进各项改革顺利实施,熙宁年间新设察访使,负责到各地检查督促新法执行。察访使的设置背景和时间从侧面印证了变法重心从制定法规向地方实践的转变,其区域差异化的职权特征表明了变法中不同区域变法推行程度的差异。其后被废置,不仅说明了宋代对于一“特使”官员权力过大的警惕,也说明王安石变法中各项举措的推行举步维艰。     

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读后

王安石变法是宋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课题。自宋哲宗元初年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以降,迄今历史已走过了900多年。900多年来,有关评议和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可谓是汗牛充栋。尤其是自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相当关注此领域的研究,如今已有大批的成果问世,而     

吕嘉问与市易法

北宋中期，尤其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各种社会危机日益尖锐，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王安石秉承蚤意，实施变法。吕嘉问积极支持，并率先推行市易法，他对新法的推广，特别是市易法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熙宁四年东明县民上访事件与变法君臣的危机处置

北宋神宗熙宁四年五月,正在试行雇役法的开封府东明县的大量县民因不满官府为征收役钱重定的户等而进京越诉。反对变法之臣将此事归咎于雇役法的施行,试图借此迫使朝廷撤销雇役法。事发之初,神宗与王安石的失措几乎导致雇役法的夭折,但曾布、邓绾、赵子幾等人的应对与配合十分到位。他们或迅速面见王安石,助其控制事态;或逐条辩驳反对派之言论;或揭发对事件负有重要责任的东明县知县贾蕃的违法事实,为变法君臣将事件化"危"为"机"奠定了基础。事后,变法君臣一方面针对东明县民的诉求改进雇役制,另一方面更加注意新法的系统性,变法派的理政能力亦由此得到提升。曾布由于事件中的出色表现,奠定了其后在变法集团中的核心地位。     

王安石《尚书》学与熙宁变法之关系考察

北宋熙宁年间,为回击反对者,坚定神宗的变法决心,王安石提出古之圣王"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他认为,大凡利民的政治作为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都会存在小的危害,而百姓目光短浅、士大夫多为奸愚之人,往往以小害为由质疑、阻碍合乎道的举措;故神宗不可受制于标榜"公议"的反对言论,应当坚定地推行新法并严惩反对之人。王安石通过多次援引、阐释《尚书》,完成上述思想和话语体系的论证,反映出《尚书》在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和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与此同时,反新法士大夫则采用不同的阐释路径表达、论证异见,双方在《尚书》阐释上形成诸多冲突与"对话"。     

北宋提舉常平司監司地位確立考

源自王安石變法的提舉常平司,在熙寧年間主要由轉運司兼領,可謂“分司不分局”。元豐元年,宋廷取消兼領之制,提舉常平官獨立分局治事,官員資序也相應提升。元豐官制改革後,“提舉常平司—户部右曹”系統形成,倉司的監司地位正式確立。元祐時期,新法盡廢,宋廷重新釐定路分監司的考課内容。哲宗親政後,新法恢復,倉司重建。以民事爲主的紹聖監司考課法,繼承了元祐監司考課的改進成果。路分三大監司互申考課和元符監司巡歷制度的定型,使倉司最終固著於路分,成爲既主財利又主民事的監司。     

三位桂籍人士与康有为的交往

广西籍人士龙泽厚、周璜、王鹏运等人与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康有为交往,为康有为维新变法等系列活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元丰中后期蔡确的政治调和

<正>北宋神宗朝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改革事件，被后世称为聚讼千年的变法。这次变法改制涉及的广度和深度是巨大的，围绕新法的存废问题，朝廷内部形成了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两大对立政治集团。北宋中后期，两党之间的矛盾反复激化和升级，新旧两派交替执政，政局反复震荡，绝大部分朝臣或主动或被动寄身于新党或旧党，他们的政治命运随着政局的跌宕起伏而大起大落。然而，在不同时期，也有少数官员试图平衡党争，调和新旧两党之间的关系，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07年第12期发表的《中南海"黑旗事件"》一文中,引用了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的一段谈话:"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     

退休后的王安石

王安石是个十足的悲剧人物。他有矫世变俗之志,却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他曾经抱着＂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苦用心,力排众议,不惧流言,推行新法。结果呢,变法没有取得成功,却在熙丰政见之争中,彻底败下阵来。     

战国前期李悝变法的历史反思——兼以吴起变法、商鞅变法为参照研究

战国前期,先后发生了三场著名的变法活动,即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本文拟以李悝变法的历史反思为重点,并参照吴起变法和商鞅变法的研究,深入思考社会变革对于国势、国运以及更广大空间和时间的重要影响。     

康有为澳门创办《知新报》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早年为宣传变法而创办了“一会三报”，即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其时，康有为十分看中报纸的特殊功效，他在上光绪皇帝书中，多次提到“设报达聪”的建议。他以为欲变法，非开通民智不可，而欲开通民智，亦“非有报馆不可”。为此，他倾注极大精力开设报馆，倡言变法。在《万国公报》发行不久，康有为即称“报开两月，舆论渐明”、“识议为之一变”、“渐知新法之意”，言辞间不无得意之神色。然而好景不长，康有为京城之举很快便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不满，而这股势力的总后台…     

熙丰变法与宋仁宗形象的提升

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基本上算是个平庸之君。他在位期间,臣僚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不过,其形象却在身后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一过程始于熙丰变法时期。神宗与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但神宗不为所动,元老重臣转而反对变法,鼓吹祖宗之法不可变,更积极地制造赞颂祖宗之法的舆论,仁宗的形象也被美化。仁宗形象的提升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     

熙丰党争补论

熙丰党争,除了围绕新法具体内容而展开的争论外,还在“祖宗之法”、“义利”、“开源节流”等深层次问题上进行了辩论。王安石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而反对派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从实践来看,变法派观点更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但变革对象只是政策设施,而不是赵氏政权“维系防范的基本原则”。王安石引用发挥《易》中的“利义之和”观点,为理财制造舆论,而反对派则直接援引孔、孟的义利对立观点,批评和阻挠变法中的理财。在如何理财上,王安石主张节流但更强调开源,反对派则坚守节流反对开源。这三方面内容,层层深入,是两党争斗的理论依据。     

金初《王宗孟墓志》考

近年出土于河北邢台隆尧县的金初"故邢州尧山县主簿王公墓志铭",志文所述志主王宗孟的科场经历,反映出北宋一些士人在王安石变法中的遭遇,表达了对"王氏之学"及科举改革的反感情绪及对宋英宗皇后高氏临朝称制后,罢新法,复旧制,使士子"雨露恩沾"的称颂,对研究那段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康有为与"真奏议"——读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

我一直很坚定地认为,在孔祥吉先生的所有研究中,贡献最大者为对康有为变法奏议的寻找.这首先表现在他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杰出论文;<乙未丁酉间康有为变法条陈考略>、<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上清帝第三书>进呈本的发现及意义>;后又表现在他于90年代出版的重大成果;<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以下简称<救亡图存的蓝图>).     

北宋政治改革家吕惠卿述评

吕惠卿（1032-1111年），字吉甫，福建泉州晋江人。嘉祜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授真州推官，熙宁二年（1069年），参与王安石变法。变法失败后，长期就任地方官。政和元年（1111年）卒，年八十，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文敏。吕惠卿为官50多年，历经仁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     

白龙城考略

白龙城建于明洪武年间,城内设有采珠太监公馆、珠场司廵检、盐场大使衙门等。遗址位于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镇白龙村,目前仅存城墙的部分夯土墙心、相关碑刻以及太监坟。白龙城不仅是明清时期钦州、廉州、雷州海域的海防重地,也是明代重要的采珠管理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