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

尽管中国传统士绅的正式身份通常由国家法定,明清时代深刻变动着的社会环境却助长了士绅的非国家规定性。其中,明中期以来新社会经济环境里的多种资源滋养了以地方为取向的济宁士绅社会。在日常生活里,如同他们的江南同侪,晚明济宁士绅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教育、道德和财富优势,塑造当地特有的文化景观、人文氛围和地方认同,并建立主导地方社会关系的文化和政治霸权,从而与国家发生既冲突又合作的错综复杂关系。明清王朝更迭之际急剧变幻、动荡的环境为士绅提供了把他们的多重角色发挥到极致的舞台;士绅大起大落的境遇和困惑显露了其处在帝国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历史性格。     

明清之际士人夫妇生活管窥——以王崇简为例

王崇简是明清之际一个家庭观念浓厚、重视家庭生活的士人,在其《青箱堂诗文集》中留下了不少他与一妻六妾的生活记录。王崇简与妻妾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体认、践行当时社会通行的儒家礼法规范,夫妻琴瑟和谐、妻妾和美,但这样的夫妇生活状态却以女性单方面的无私付出为代价。希望籍王崇简夫妇生活个案的研究管窥明清之际士人夫妇生活的具体风貌及其家庭伦理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落实侨房政策研究——以广东为中心的考察

在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中,受"左"的错误思想干扰,侨房不断受到侵犯,出现了"土改被没收、私改被经租、文革被挤占"的乱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将落实侨房政策作为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包干负责""限期完成"。广东省落实侨房政策历经了以农村为突破、以城市为重点、最后攻坚"四类侨房"的艰难探索和实践过程,形成了广东经验,具有鲜明的广东特色,但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困境。论文分析其实施后面临的政策难点和现实困境,提出解决思路,为政府机构进一步妥善处理侨房问题提供借鉴。     

西夏遗民文献研究的全新力作——《西夏遗民文献整理与研究》

2019年11月,由宁夏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中心研究馆员张琰玲编著的《西夏遗民文献整理与研究》一书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作为《西夏研究论丛》第四辑,延续了丛书严谨扎实的一贯学风,以西夏主体民族党项在政权覆亡后的遗民散居史事为核心,将蒙古帝国建立至明弘治十五年近300年的西夏遗民史料汇于一编,通过西夏遗民文献整理和西夏遗民文献研究两大主题,将人物及其家族世系作为线索,辅以考古资料和当代史学研究成果,全面、细致地编排、整理、研究元明清史籍、文集、方志、金石文献等各种文献中所见西夏遗民史料。这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西夏遗民文献汇编,又是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西夏遗民文献的全新力作。     

北方传统聚落形态演进探析——以明代山东海防聚落为例

山东半岛地区的明代海防聚落是北方传统聚落的典型形式之一,其演进路径虽有自身的特色,但在聚落形态等方面却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本文通过分析明代山东半岛海防聚落的形态演进过程和现状,选取靖海卫、成山卫和雄崖所三座典型卫所,比较了其在区位、形态、规模、现状及发展进程等方面的异同。选择青岛市即墨区境内鳌山卫1990-2020年间的土地利用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云的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利用ArcGIS工具,将二级用地类型归并为七类,得到鳌山卫聚落形态演进进程。研究表明,在聚落形态的演进过程中,区位、地形、地质、景观等条件是基础,政府战略和政策是主导因素,交通条件的改善是助力,用地性质的改变是直接原因,人居环境的改善和人民收入的提升以及新产业带来的经济转型升级是目的和结果。因此,聚落形态的演变虽然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但经济发展是其内在驱动力。     

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以济宁为个案的研究

济宁城在明代以前大多是一个传统的县级治所,但其获得经济上的重要性却是在明清时期。与基于本区域内自下而上商品化生产增长和市场扩张、上升的江南不同,包括济宁在内的北方运河地区的经济商品化及人口变动主要源自交通条件的提高所带来的跨区域贸易。这种受到国家政策左右的"植入型"城市化道路对其城市形态、性质及其所在区域的市场体系、经济结构产生了决定性的规范作用。济宁的例证表明,北方运河城市具有与江南城市相似的经济、人口和社会构成上的城市性,并在区域生产和交换上发挥着中心作用;但与江南不同,对以运河为载体的跨区域运输、贸易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城市经济、区域市场体系的不完整性和脆弱性,这从根本上说是由明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和战略部署所决定的。     

明清士人对圣经年代体系的接受与理解——以李祖白《天学传概》为个案

本文讨论在清初杨光先“历狱”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李祖白及其作品《天学传概》的思想特点以及成因,并以《天学传概》所持之“中国人西来说”为切入点,讨论天主教在晚明前清中刁社会的深入程度问题,以及基督宗教社会关於世界年代体系的传统知识对中国教外士人的一般性影响。这是西方知识在传统社会中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改变中国人观念的一个典型案例。     

“残”与“畸”:明清之际士人的心理疾患——读赵园《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研究》

在明清之际"戾气"的时代氛围下,士人的心理因"残"而"爆发",因"畸"而"灭亡"。明清士人普遍滋生的这种"残"与"畸"的心理疾患,最终塑造了士人"苛"的性格。     

明清之际畲族民风的改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畲族民风由宋、元、明时的“桀骜难驯”转变为明清的淳朴温和的原因在于：首先是明朝闽粤赣边区新县的大量设置及国家教化的推行引起畲民社会结构的变化;其次是明清时畲民的定居使畲人生活渐趋安定,但其分散居住又削弱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     

侨刊中的侨乡社会与“侨”“乡”网络——基于1949年前《新宁杂志》“告白”栏目的分析

论文以台山侨乡创刊最早的《新宁杂志》＂告白＂栏目为切入点,通过对其种类和内容的梳理,分析了1949年以前台山侨乡的社会状况。认为当时的台山社会仍与中国社会进程呈现较大的一致性,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深厚;同时,＂侨＂的影响无处不在,台山侨乡的经济、文化和民众生活都因此遭遇了与非侨乡迥异的来自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冲击。此时台山的＂侨＂＂乡＂网络呈现以侨乡为中心,向各个台山人聚居点辐射和扩散的状态。侨刊本身即是＂侨＂＂乡＂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它见证并参与着此网络的构建。     

宋金时期的屏风——以北方宋金墓资料为中心

<正>唐宋之际,家具的形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体由低矮而颀长,品种由单调而丰富。屏风作为室内布置不可或缺的部分,也与时代演变相契合。宋金墓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其中多有墓主人的家庭生活场面,展现了屏风的使用情况,结合其他资料,可以较全面地认识宋金时期的屏风。一、北方宋金墓中的屏风形象北方宋金墓葬中的屏风,除少数实物外,其他以绘画和雕刻的形式出现。现就笔者收集到的资料,以时代早晚罗列如下。(一)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河南禹州     

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以浑源州为例

通过对明末清初浑源州地方志、碑刻资料的解读,讨论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修纂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清政府通过对浑源州北岳祭祀的认可,顺应了民心,强化了士大夫对新政权的归属感和向心力。而地方官员和士大夫通过州志、山志的修纂以及御香亭等祭典设施的营建,表达重建地方秩序和重构清王朝的国家认同。而地方社会通过对清朝国家认同的表态,获得了王朝给予的惠政,从而攫取了实际的地方利益。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十省农民离村问题研究——以华北地区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为重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农民离村人数激增。农民大量离村 ,实质上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流失 ,虽客观上为流入区带来一定积极后果 ,但就当时国情而言 ,其负面影响占主导地位 ,它实际是农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农村社会趋于崩溃的反映 ,动摇了国民经济的基础 ,加剧了时局的动荡 ,成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华北地区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区域之一 ,此区域内的农民离村现象 ,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对它的研究 ,不仅可以了解其时北方农村的社会现实 ,亦可管窥全国之一斑     

环境与革命——以沂蒙根据地为个案分析

环境孕育革命,革命改变环境的过程验证了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沂蒙地区的偏僻落后最初给发动革命以困难,但在先进理论的指导之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沂蒙人民张扬起高涨的态势,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走向解放,成为社会范围内的革命战争的参与者。     

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

文章以明末清初《松江府志》的编纂为例,阐明地方志的编纂深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明末,由于中央政权的式微,松江士绅在编纂地方志时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依照士绅主体的选择,对地方事务进行评议,突显地方特色,引导地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成为地方事务话语权的主体。而在清初府志的编纂中,处处体现了中央试图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仅主持之人为官方儒学教授、他邑之人,不再突显地方士绅的作为;撰写也是以中央统一标准,有关地方社会的特殊习气不再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地方舆论空间相对缩小、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     

道德教化在现代史学的角色——以柳诒徵及其学生缪凤林、郑鹤声的传承关系为例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学者如胡适等人多提倡新文化运动,其后更带动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史学风气,许多批评"新文化运动"的学者被视为"保守"的学者,尤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以柳诒徵为首的学者,因他们被后世视为"保守",故忽视了他们史学的观点,本文便研究柳氏及其学生缪凤林、郑鹤声的史学观点,藉此以见他们提倡道德教化史学在现在史学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乡土艺术与村落语境的互动关系——以山东莱芜官厂村长勺鼓乐为个案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之中,乡土艺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与村落生活空间关系密不可分。山东莱芜官厂村长勺鼓乐,作为一种与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样态,长期以来以鼓乐队的表演形式和言传身教的口头叙事为主要传承方式,以庙会节日等重要空间为表演场域,蕴含着村民特有的精神旨趣及心理图式,对村落文化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官厂村村落日常生活也逐渐发生着都市化的转变,传统的村落社区空间和文化传承空间日益受到冲击。面对现代生活方式与国家政治的双重"改造",官厂村长勺鼓乐的发展前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北方移民民俗生活的社会记忆——以晋南移入民村调查为例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位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曾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历史上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发生着冲突与交融,这里是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地区,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移民发生地。明清之际,山西形成了声名远播的“大槐树移民”和“走西口”移民,     

两宋之际南迁士人家族地域身份观念的转变——以新见吕祖谦家族墓志为中心

两宋之际,南迁士人客死异乡,藁葬现象普遍。绍兴和议后,吕氏家族与众多南迁士人家族一样,由辗转走向定居,进而营建新的家族墓地,原藁葬改卜成为祖佻,地域身份逐渐转变。定居后的南迁士人努力重构新的地域身份,经营地域关系,融入新居住地社会。墓志中记载的旧贯及对中原祖茔的追溯则成为家族共同的记忆。随着岁月的变迁、子孙的繁衍,至南宋中后期,墓志中残存的家族记忆在南渡后的吕氏家族第三代及其以后家族成员的墓志中逐渐淡化乃至消失,“旧贯”则成为家族成员仅存的记忆,而“藁葬”变“祖茔”,“异乡”成“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