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了吗?

春秋是先秦礼制最健全之时期,认为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传统观点应得到修正。不断演进的礼在春秋时代进入了成熟期,成熟期的礼广泛地渗透到春秋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受到礼的深刻影响,离开了礼人将无法生存。礼在春秋时代填补了周王室衰微带来的一个权利空洞,对社会起到制约作用,制衡着春秋社会的各种势力,维系着春秋社会既有秩序,春秋社会如果没有了礼就有“崩盘”的危险。     

试论《左传》“纳王侯”现象及其史实——兼论殷周古文字中的“入”“内”

《春秋》经传记载了"纳王""纳侯"共计五十一次,这一史实透漏出春秋既是一个循规守典的尚礼时代,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非礼时代。在纳王、纳诸侯的史实中,传统的礼制不断地被更新和扬弃,王侯宗族与卿大夫世族对传统的宗法礼制既固守,又僭越,反映了春秋时代具有变与不变的双重因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却是源自于春秋时期经济的发展与时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但"礼"仍然是这一时代政治规范的核心要素。     

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青铜器研究

春秋时代,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势力日渐强盛。郑国就是自春秋初年始渐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近年来,在郑国的国都—新郑郑韩故城相继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郑国青铜器,诸如新郑金城路铜器窖藏及城市信用社铜礼器窖藏①,新郑中国银行工地的１６座青铜礼乐器坑及大批殉马坑②。诸多春秋郑国青铜器的发掘出土使学者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到郑国青铜器上,研究郑国青铜器又使我们不得不对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一次重新认识和研究。本文拟在已知图志、文章所提供李家楼大墓出土器物情况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地区其它出土材料考证大…     

浅谈新石器时代玉琮

周代是中国古代礼制最兴盛的时期,衣食住行有着严格的礼制约束,出现了一系列的礼玉型器。《周礼·春官·大宗伯》有言：＂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六器指的就是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琥、玉璜这六种专为礼拜神灵用的玉器。郑玄对礼制玉器也有注解：＂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     

春秋战国灾礼略论

春秋时期,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古人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有限。为了应对灾害、灾异。春秋诸侯国一方面试图以"德"禳灾,采取一些务实的荒政措施抵御饥荒、水旱等灾害,同时也发明了一套抵御灾害的礼乐制度。这一礼乐制度即是灾礼。灾礼即以礼乐制度来抵御、消解灾害。     

《春秋》文化价值论略

笔者曾占本刊一角,概述《诗》、《书》、《礼》、《易》的文化价值,现补论《春秋》,连同前篇,可略观“五经”文化意义之全貌,并以之就教方家。 一、官修编年国史之滥觞 “春秋”原是西周末期至东周前期各诸侯国编年国史的通称。《国语·楚语》有“教之以《春秋》”、《国语·晋语》有“习于《春秋》”等语,可见楚史、晋史皆名《春秋》。《墨子·明鬼》更征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春秋年间各诸侯国所编国史皆名《春秋》,墨子曾称“吾见百国《春秋》”,极言其时作为列国国史的《春秋》数量之众。然而,在众多的诸侯国国史中,传世者仅为《鲁春秋》,于是,后来《春秋》成为鲁史专名。《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     

春秋时期礼的社会价值

春秋时期虽然出现了"礼坏乐崩"的趋势,但人们谈礼、论礼的风气非常浓厚,礼依然是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基本准则。礼对于诸侯国的安危兴衰、诸侯国之间邦交斡旋以及个人的安身立命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语境及其意义变迁

晋厉公三年（前578年）三月,晋国主导下诸侯会集,准备联兵伐秦,出兵前举行祭祖、祭社之礼,祭毕受脤,以此为背景,刘康公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缘于对成肃公接收脤肉不敬的批评。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祀与戎＂是指祀礼与军礼,均属礼制范畴,具体落实为祭祖、祭社之礼,都与祭祀相关。自《汉书》至《清史稿》,正史中的引用大多指属于礼制范畴的祀礼与军礼,保留其原始含义。受《孙子兵法》及其注释影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指渐由祀礼与军礼扩大为祭祀与战争,并成为目前最为常见的解释。     

《春秋》三传立主制度发微

关于春秋时期丧祭设立庙主的制度,《春秋》三传各有所论,汉唐以来诸儒多以三传所言为一种统一的制度。但实际上《春秋》三传关于先秦立主制度的论述,各有其义,并不能混为一事。郑玄、孔颖达合三传所论为一,不能代表汉代《春秋》今文学家的本意,亦与春秋礼制的实际不尽相合。而《公羊传》《穀梁传》的立主之说则很可能是战国礼学家构建的整齐之制,一定程度上掺杂了后儒理想化、规范化的认知,其所论述的制度并不一定为先秦礼制的实际。     

从国都到村社:元代社稷礼制考

元代社稷礼的制定与实践,可分为国都、州县、村社三个层面。元代国都、州县社稷礼制是由国家制定的,但二者的建置是不同步的,因为蒙古统治者对于社稷所具有的农业神、政权象征二重属性的接受有先后之分。较之于唐宋,元朝的社稷礼既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特点,又继承和延续了前代的发展脉络。元朝国都、州县、村社三个层面的社稷礼之间,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的多重互动。国家对州县社稷礼的规定与州县的实际执行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弹性。基层社会自发的社稷祭祀多种多样,有的表现出国家礼制对基层社会的下行渗透,有的则是私家礼学的自主实践。总体而言,元代社稷礼是中国礼制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制度、经典和观念——清代礼学考证方法举例及其局限

<正>一、制度和观念之间——礼典的性质《礼记·礼器》云:"礼,时为大。"礼制构建是一个历时化过程,社会形态、国家权力、风俗人心的改变都会促成礼制的因革。《礼器》又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正,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     

中国礼制史研究的创新之作——评《礼与中国古代社会》

正近年来,中国礼制史研究正逐渐进入佳境,成果迭出,吴丽娱先生主编的四卷本《礼与中国古代社会》(以下简称《礼与社会》)无疑是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成果。细读是书,深感其中诸多创新,特呈愚见,求正于学界同仁。首先,对礼制史研究方法作了新的探索。就研究方法与研究侧重来区分,目前所见中国礼制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经学类型。这是传统的礼学研究的延续,是以原典为研究内容,着重文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璋之名实考

璋之名实考涂白奎在古代中国,玉器除用作装饰、玩赏外,在礼仪活动中作为重要的物质表现形式,还被广泛使用于宗庙祭祖、事神礼神。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把玉帛作为礼制的体现物,其在礼仪制度中地位之重要也就可见了。根据古代文献,这些用于宗庙祭祀、事...     

曹魏、西晋郊礼重构及其对郑玄、王肃说之择从

曹魏至西晋的郊礼重构是中古礼制一系列变革中的重要环节。曹魏郊礼由魏明帝下诏制定,西晋郊礼则是世家大族统治者为了再造理想社会所撰《新礼》的组成部分。西晋郊礼与曹魏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曹魏依从郑玄说,《新礼》则依从王肃说。此外,曹魏为了施行"先祖配天"还进行了祖先系谱的重构。曹魏、西晋郊礼对郑玄、王肃说的择从以及西晋雅乐的重构,说明中古早期的国家礼制在整体重构过程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在不断调适。西晋灭亡并没有使重构礼典的传统消失,后来建立的王朝仍在继续进行重构礼典的实践。     

从乐悬制度的演变看春秋晚期新的礼制规范的形成——以太原金胜村赵卿墓为切入点

孔子曾评说春秋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后世学者将其理解为春秋社会的全然失序,我们认为这一理解有失偏颇。春秋时期的各级贵族在“礼制”上只是顺次对其上一级贵族实行了反动,僭越了上一级贵族的礼制,并将之习惯化,最终将其固定下来,从而形成新的社会规范。本文依据典籍文献,结合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的考古资料,以春秋晚期乐悬制度的变化为切入点,论证了这一观点。     

清代的文化政策与礼仪伦理建设

清政权为弥合满汉文化差异、协调民族冲突而采取的文化策略,在国家政治、学术导向、治（统）道（统）同体等方面都有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建设社会礼制、复兴儒家伦理。清廷通过创制礼制、扶持“三礼”学的文化政策,奠定了礼仪伦理建设的思想基础,完成了其在制度上对礼的抉择历程。这是清初以来,统治者对思想界倡礼之风的积极回应,它不仅引发了知识界对“三礼”研究的热潮,而且还对“以礼代理”的学术潮流的形成起了催发作用。     

试析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原本是周代盛行一时的饮宴礼仪;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繁荣,乡饮酒礼逐步与学校联系起来,在各级学校举行,并且得到隋唐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将它定位成一种学礼。隋代承袭了汉晋以来的乡饮酒礼在中央、地方并行的现实,并使之固定化,朝着礼制化的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唐朝时期",宾贤能"的功能超过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强调,乡饮酒礼与正齿位礼分离,现实生活中只在地方施行,并且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载入《大唐开元礼》,从而完成了礼制化过程。随着隋唐时期乡饮酒礼的推行,其所代表的"宾贤"、"敬老"、"谦让"的礼仪伦礼观念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民众的意识之中并产生了影响,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代广东地方志编修简述

一、隋唐以前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方志的发韧时期。《周礼春官外史》载,＂外史＂的任务之一是＂掌四方之志＂。当时中原地区出现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等诸侯国的地方史,而岭南当时尚属荒服之地,政令未及,寂然无闻。但封建王朝对岭南的一般地理,也曾作过探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