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盖“福建永丰官银钱局”钤记的大清宝钞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期间,清政府财政竭蹶。企图靠滥铸大钱、铁钱和滥发官票、宝钞摆脱困境。所谓宝钞,即以制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自清宗咸丰三至九年(1853～1859年),先后发行计有伍百、壹千、壹仟伍百、贰千、伍千、拾千、伍拾千     

“汇通天下”——山西票号

一、票号起源及发展 票号亦称“票庄”。因其主要业务为汇兑,又称“汇兑庄”,因多为山西人经营,故又称“西帮”,而外国人则称之为“山西银行”。     

试析近代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及其不同结局之原因

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是我国的封建金融机构,它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钱庄在发展中得力于票号的扶植。在近代,票号有外国银行同它争夺业务,并连受战乱的打击,面对同业竞争,自身没有能及时调整、改革,而山西又受到地理、交通条件的限制,票号发展渐衰;钱庄则依赖于外国银行的“拆款”,并在一定程度上受租界内外国势力的“保护”,面对竞争,自身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且上海享有独特的地理、交通条件,钱庄得以继续存在、发展。     

家族制度对企业经营的若干影响——以晋商家族制度对票号的影响为例

山西票号的多项制度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作为以家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庞大家族产业,晋商家族的内部制度,必然会对票好的经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本文通过考察晋商部分家族制度对票号经营影响,希望从另一个视角加深对山西票号发展的认识。     

山西票号——银行之祖

山西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英语中山西票号被称为"ShangxiBank"。然而,今天人们更多关注的不是它们辉煌的业绩,而是它们给现代银行所带来的启示。那么,山西票号在文化传统、经营原则、组织机构、商业伦理、风险防范和金融创新上给现代金融业带来怎样可贵的启示?对于经营危机和信用危机双重打击下的人们,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     

咨议局与山西政治现代化

1907年,清政府谕令各省督抚在本省设立咨议局,这是其颁布预备立宪国策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以后清政府的宪政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山西省在进行一年筹备后,于1909年正式成立省咨议局。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机构在山西省的开端,对山西省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试从新政治机构山西省咨议局的建立和山西省政治民主因素的增加来考察咨议局对山西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近代跨国华人社会建构的事例分析——1929—1930年新加坡保留民信局与减轻民信邮费全侨大会

本文通过发掘1929—1930年在新加坡发起的保留民信局全侨大会与减轻民信邮费全侨大会的史料,管蠡了近代华人移民的跨国主义现象。维护侨批局生存的斗争表明,侨批局的成功保留与合法地位的确立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跨国华人社团网络的集体力量在维护跨国华人社会的利益上起着重要作用;侨批业具有内嵌于海外华人社会与侨乡社会有机体的性质,与后者有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在跨国的社会场景下,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演变成了政府与跨国社会相互交涉与协商的过程。     

左宗棠与票号——解读左宗棠为乔家大院题词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曾通过票商筹借和汇兑了大量银两,以解西征军饷的燃眉之急。为感谢票商,左宗棠在回京述职路过山西时,特地到祁县乔家堡拜访票号东家之一的亮财主乔致庸并题词。本文通过票号在反对沙俄和阿古柏侵略新疆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来理解左宗棠此次题词的深刻含义。     

山西票号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

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开始时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     

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碑刻资料证明,辽朝南面官的结衔总计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依次为:功臣号、职、阶、官、散官、宪、勋、爵、邑(封)、赐。职是实职,官代表品级,其他皆为虚衔。官员在职、阶、官、勋四个方面的升迁并不同步,但官与职大致存在对应关系。根据碑刻复原的辽代南面官的散官系统,既不同于唐代的实职官,也不同于北宋前期的寄禄官。从门下省、尚书省及六部等机构的属官多作为官称而非职名来看,辽朝并未实行三省六部制,南面朝官的主要权力机构为枢密院和中书省。     

从《大清民律草案》看传统法与外来法的冲突

清朝末年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被史学界称为<民律一草>.它第一次打破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旧体例,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开端,为以后国民政府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借鉴依据.在其起草制定过程中,既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的法理原则与制度,也保留了不少中国固有的传统制度,充分表现出外来法与传统法的冲突.     

商会在官、民、洋三元互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以1905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为例

在1905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中,中国商会在官、民、洋三者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商会在民间推动、政府默许下先则与美国使领直接交涉,继则发动和领导了抵制美货运动,最终又在民众日益激进、政府劝导停止、美方威胁分化并作有限让步情况下结束抵制运动。这一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商会在官、民、洋互动格局中的关系的变化。     

略论唐宋玉册官制度——以碑志资料为中心

玉册是我国古代册书的一种,形式模仿简牍,册文直接镌刻在编联成册的大理石或汉白玉册条之上。唐宋时期,玉册是中原王朝即位、册命、上尊号、上徽号、上（或赐）谥号、追谥、遣奠、封禅、祀汾阴后土、谒陵、郊庙等礼制活动当中使用的重要仪具。本文拟从碑志等实物资料出发,结合传世文献,对唐宋时期中原王朝制造玉册的机构、人员以及相关问题略作论述,以求理清该时期玉册官制度的发展演变轨迹。     

改土归流与土官儒化——以明清云龙盐井社会为例

在西南边地的广阔空间中,土酋政权逐渐整合入王朝版图的过程极为漫长、复杂,每一个小地方、小事件都是“改土归流”这一宏大政治过程的重要元素。云龙州的改土归流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缩影。本文以土官杨氏和武官赵氏两个大姓家族为例,以家族墓碑为核心史料,从当时当地的人物立场出发,厘清云龙盐井社会的文化变迁过程,进而剖析边疆地区在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上逐渐内地化的转变。云龙土官的儒化历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边地社会的文化发展进程。从云龙州数百年的儒化进程中,可以看出“改土归流”并非只是朝夕之间的制度嬗变,而是历经铺陈、过渡和完善的长时段文化濡染。     

地方志疍民史料考述——以广东地方志为研究对象

通过现存97部元代至民国期间广东方志中记载的疍民资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初步调查、整理和分析,旨在为研究广东疍民的历史由来、地域分布、政府管治、职业劳作、风俗习惯、生活变迁、文化遗存、社会贡献等问题,提供参考资料和文献线索。     

浅谈民间避邪祈福习俗——以山西晋中一带为例

笔者通过对山西晋中一代的民间调查,整理出许多在民间流传的避邪祈福习俗文化,有的习俗依然存在着,有的习俗随着科学的发达、社会的进步将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笔者展示这些习俗,为了让人们了解和认识民俗文化,破除迷信,相信科学。     

裁冗“运动”与清代国家治理——以道光中期各省裁撤冗官为例

为调整政区建制,提高行政效率,或节省财政开支,清代曾发起十数次全国性的裁冗行动,形成较具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其中道光中期的裁冗行动,开始于十一年十一月,截至十三年十一月,遍布十八行省、二河区、三盐区,囊括知府以下正印、佐贰、首领、杂职、教官等178缺。这次行动突然发动,自上而下,打破了自下而上、因势调整行政建制的治理模式,又立足常规程序,逐级下达,层层转详,可谓“运动型”和“常规型”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呈现中国君主集权体制下行政运作的内在逻辑。     

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以清代京师(北京)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实行旗民分治两元体制,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文章第一部分,考察内城商铺的发展。嘉、道以降,以三项制度(编查什家户、铺保制度、户口调查)的实施为标志,表明清政府完全接受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第二部分,以契书为基本史料,从商铺的分工、商铺的转手、商人的构成等方面,就内城商铺与商人群体作了考察。指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促进了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清代江西棚民的社会上升流动——以铅山篁碧村为中心

清代江西棚民的历史实践显示,下层民众实现上升流动的过程非常漫长,大概可分为四个阶段:获得相对稳定的谋生方式,定居入籍;从事山货贸易,积累财富,投资公益事业,跻身精英阶层;支持、资助族人读书业举,考取科举功名,获得官员任选资格;谋取官职,并为子侄创造入仕的机会。明清棚民群体的社会角色与普通民众无实质区别,并非全是学界妖魔化的贼寇。传统时期社会上升流动的实质不是读书考功名,而是普通人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统治者或特定群体授予和让渡的一部分统治权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