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小说与秦地历史文化——“反正”和“交农运动”

关中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陈忠实的长篇巨著《白鹿原》,通过对近代关中地区“禁烟”、“围城”、“年馑”、“瘟疫”、“反正”、“交农运动”等许多重大社会事件的描写,全景式地概括了关中地区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这半个世纪的天灾人祸、历史沧桑,寄寓了关中历史文化的诸多内蕴,颇具丰瞻而厚重的史诗品味。     

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言说中的“五四”

本来多面相的五四,随着时代的变化,自然会出现更多面相的解释.20世纪30年代,对于五四,知识界不但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诠释,如个人解放、社会改造、内容复杂的运动等,而且也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不同比附.各种阐释与比附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言说者自身的心态和思想;“五四”常常以各种曲折的形式参与现实的关怀和作为.其中,同一派别所言的五四往往因实际的需要前后不一,而不同派别对五四的认知,却能有相通之处,这既显露了五四的本相,亦昭示了更深层次的历史轨迹和走向.     

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间辨析

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高潮和逐渐平息的过程。1934年基洛夫被刺事件拉开了"大清洗"的序幕,1936-1938年以三次大审判为核心的镇压运动是"大清洗"的高潮期,到1939年"大清洗"逐渐平息下来。所以,我们认为"大清洗"的时间断限应该放在1934年12月1日到1939年底。     

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间辨析

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高潮和逐渐平息的过程。1934年基洛夫被刺事件拉开了“大清洗”的序幕,1936—1938年以三次大审判为核心的镇压运动是“大清洗”的高潮期,到1939年“大清洗”逐渐平息下来。所以,我们认为“大清洗”的时间断限应该放在1934年12月1日到1939年底。     

20世纪30年代“读经”的主张和争论

对于1930年代因"读经"而引发的争论,仅从政治思想斗争及国民党寻求统治的合法性而展开研究是不够的.争论的背景和相关论述表明,它更主要是立足于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立足于对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文化建设等相关联系的多种认识.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及其实质

自20世纪初期美国大都市区形成以来,大都市区的发展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模式。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城市发展进程出现了“新”的现象,即非都市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大都市区。据此,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城市时代和大都市区时代行将结束,“非都市化”时代或“逆城市化”时代即将来临。然而笔者认为,这种“非都市化”或“逆城市化”是城市扩张即郊区化进程的继续,是大都市区进一步膨胀的结果。     

大萧条的“替罪羊”——20世纪30年代美国已婚就业妇女研究

19世纪末到1930年,美国已婚妇女的就业地位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大萧条期间,尽管已婚妇女就业人数持续增长,然而,她们却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歧视,就业地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大大下降。在某种程度上,已婚就业妇女成为大萧条的“替罪羊”。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对鲁豫皖手工卷烟业的“整理”

20世纪30年代,鲁豫皖手工卷烟业迅速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繁荣了地方经济,满足了社会需求,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其对机制卷烟业也造成极大冲击,并严重影响国家税收。出于维护机制卷烟业正常发展和国家税收考虑,国民政府着手对三省手工卷烟业进行"整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收效不甚明显;便又采取了取缔手工卷烟的措施。由于手工卷烟户的抗拒,地方政府的不配合,地方税务机关查禁无力,取缔工作难以展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打断了国民政府对手工卷烟业的"整理"。     

“没有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反思

20世纪30年代,许多知识人已认识到近代以来思想界一味追随西方的弊病,由是开始了反思,转而关注中国自身的实际和需要,主要表现为努力产生中国的新政治理论,提倡新教育的中国化,呼吁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一时间,中国化逐渐成为流行语,强调外来之说应用于实际蔚为潮流。但是,人们对于实际、中国、本位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此中国往往与彼中国相抵牾。相对以前的西与西战,可以说思想界又出现了中与中战的局面。另一方面,人们有意识地去重塑中国,却无意识地扎进世界里不能自拔;种种中国化的背后仍是各式各样的世界化。这表明中国人陷西已深,醒然仍无以自立,整个思想界还不能对近代以来的知识和思想进行超越的系统的清理。     

论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不以文化“围剿”为视角

1929年,面对左翼文学的冲击,国民党推出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但因为理论贫乏、组织不力,不久便在左翼作家和自由派文人的抵制下败下阵来。1930年,为配合蒋介石与胡汉民之党争,同时也旨在与西山会议派控制的中央宣传部争夺话语权,CC派把持的中央组织部又揭櫫了民族主义文艺旗号,一方面抨击左翼文学,一方面鼓吹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发起之初一度颇具声势,然因自身组织涣散和持续内讧,亦很快遭遇重挫。在1934年文艺宣传会议的推动下,兼之宣传策略的调整,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逐渐重振旗鼓。其复苏与再起,对左翼文坛的转向或不无刺激,同时也为抗战文学的兴起做了一定铺垫,但其浓厚的御用性质却始终为人诟病。     

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

20世纪 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的一起劳资纠纷案件 ,引发全沪工人与资本家两大阶级的激烈对垒 ,并激起资本家阶级向国民党党权的严重挑战。此案展示了声称代表“全民”的国民党 ,在应对一场规模宏大的劳资冲突时 ,如何左右为难、两不讨好的尴尬处境 ,及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工人阶级是如何表达自己声音的 ,并提示对当时在“赤化”和“黄色”两大系统之外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论租佃关系的日常性状——基于20世纪30年代苏州“打催甲”的考察

对于租佃关系的性状,不同的生活群体有着不同的体验或认识。作为租佃关系的一方,生活于苏州东乡的佃农,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不景气的境况下,撕破平素温厚的面纱,对强横逼租的催甲发起攻击,衍为生存压力下的集合行为。在佃农看来,租佃关系的日常状态,无论是平素维持,还是一时变故,只是不同个性的地主及其代理人(催甲)与自身生活交往的一部分,而与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地主阶级的劳动占有关系不大;是为租佃关系的日常意识,或称模糊的阶级意识,它体现了日常世界的时空观和道义观。与佃农的日常意识不同,社会精英关于租佃关系的阶级意识源自对抽象社会结构的理性剖析;是为租佃关系的非日常认识。这样的认识难以改变佃农的生活选择及其日常逻辑,而后者也是实际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值得社会史学者特别关注。     

教育电影还是左翼电影: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研究再反思

20世纪3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电影",不仅与程季华等学者定义的"左翼电影"有别,而且与当时国民党提倡的"教育电影"有别。在国民党方面看来,20世纪30年代获得其推崇和褒奖的电影,并非"左翼电影",而是"教育电影"。作为两种政治属性截然不同的电影类型,"教育电影"与"左翼电影"可谓界限分明。尽管如此,在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中,"教育性"与"左翼性"的元素常常同时并存,使得它既可成为具备政治合法性的"教育电影",又可成为"左翼电影"。这导致国民党党政部门在给这些电影定性时出现混乱,在1933年的"浙省密报事件"和"艺华事件"中互相指责,并导致了国民党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改组与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但由于"左翼电影"的制作策略等原因,不管是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还是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都对他们认定为"左翼电影"的电影,大多采取修剪而非禁映的措施。     

华北农民家庭人口生存条件分析——对20世纪30—40年代冀南农村的考察

在土地私有制社会中 ,农民家庭人口的生存水平与家庭占有土地状况和生产条件有很大关系。 2 0世纪 3 0— 40年代 ,冀南农村自耕农以上家庭在调查村庄约占 13 ,多数家庭有生存条件不足之虞。尽管土地缺乏者可以通过做农业佣工或从事非农活动维持自身和家庭成员的生存 ,但若没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比较完善的生产条件 ,很难摆脱生存窘境。贫穷使无地少地和生产条件欠缺的家庭成员的婚姻、抚养子女的能力以及家庭规模都受到影响 ,制约了农民家庭人口乃至区域人口的增长     

从“各修各境”到“通力合作”——20世纪20-30年代山东黄河旧运河以西河段民埝治权统一问题刍议

论文讨论了二十世纪20-30年代山东省政府统一该省黄河旧运河以西河段民埝治权的问题。围绕该河段民埝管理问题,当地社会形成了一套"按工摊捐"的修守办法,即民埝某一处工程的修守是按工程估价向该处工程所圈护(或言所能影响到)的滩地以县为单位摊派埝捐办理。该办法理论上虽属公平合理,但却因各县间所持"私见"难以有效施行。所谓"私见"的缘由,在该段黄河南、北两岸地区却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因各县"隐瞒地亩"问题引生,后者主要是由工款"摊派多寡"问题触发。河务局制定的所谓"通力合作"的"按亩摊捐"的办法,即由该河段各县滩地统一缴纳一定额度的亩捐,由民埝专款保管委员会支配,主要着眼于后者,既于解决前者无补,又罔顾各处民埝工情的差异,把地方社会内部的利益纠纷简单化了。国家政权在介入民埝管理这一地方事务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其力量的有限性。最后山东黄河旧运河以西河段民埝治权局部统一的达成,是地方与政府、地方各县之间互相博弈与妥协的结果。     

从事实性认同到建构性认同——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的兴起,表明新文化保守主义形成。这虽然有外在的因素和内在的依据,并且得到了多人的肯定,但就文化认同而言,新保守主义陷入了事实性认同的误区。本文认为,进入新世纪,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建构性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正确选择。     

20世纪60年代的人口“逆迁徙”：以浙江为样本的分析

在1961年到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精简城镇人口、调整职工队伍”措施的实施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浙江为研究样本,对浙江省精简城镇人口的过程、影响以及在精简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作一评述。     

租界华商与“五四”后的北京政府及西方列强——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租界华人拒贴印花税票研究

北京政府为开征租界内华人印花税,与西方列强进行了长时间交涉,有抗争、亦有妥协,最终于1919年年底达成了《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并拟于1920年1月1日起施行。但是,有令难行,北京政府拟于租界华商中开征印花税之举遭到了强烈抵制,租界华商在上海总商会和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组织下,以负担过重、"华洋不能一律"为理据,拒贴印花税票,并借助工部局的力量,达到了抵制印花税的目的。在北京政府、西方列强与租界华商的三方博弈中,西方列强是真正的赢家,北京政府和租界华商都是弱者,租界华商只有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才得以拒绝印花税,得不到西方列强支持的北京政府没有达到开征印花税的目的,其权威再次受到挑战,工部局则成功地维护了其对租界的管治权。     

20世纪30年代全国制造工厂的区域布局——兼论后发大国工业化的空间及规模质量提升进程

1933年全国共有制造工厂4372家,分布在27个省区的391个县市,总体上呈现东部沿海制造工厂“连片发展”、中西部省区接受东部产业转移而形成的制造工厂“散点分布”的态势。这与东部和中西部的资源禀赋、交通条件、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密切相关。与欧洲工业化先行国不同,20世纪前30年中国东部制造业的“连片发展”和中西部制造业的“散点分布”,不仅有赖于国际市场与国际贸易的引领和促进,更离不开国内超大市场的有力支撑,特别是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内制造业应对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的“避风港”。不过,缺乏统一强大的国家政权推动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仍然面临国内超大市场启动乏力、东中西部空间隔阂、区域间的产业竞争激烈、农矿资源与资金人才市场配置不当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