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多质性——以铁路外债观为考察点

经济民族主义的载体是经济问题，但它又并非仅局限于中外经济关系的调整，而是服务于总的民族主义目标。挽回利权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起点；均势外交是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工具性特性的延展；将经济民族主义的旗帜指向国内政治，则是近代中国政治革新举步维艰的曲折表现。在近代中国，内政与外交、外交与外债联为一体，互联互动，使策略性、功利性运用民族主义成为可能，使经济民族主义发生了功能的异化，进而形成内涵上的多质性。它深刻地展现了近代中国在发展经济与维持民族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     

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

甲午战前,中国铁路建设仅处于起步阶段,李鸿章无疑是铁路建设的倡导者和借款筑路的开启者.他不仅提出了以"三慎"为核心的外债观,而且在津沽铁路建设中付诸实践.但在随后的津通、关东和芦汉铁路的筹借外债中,近代铁路外债所面临的困境则明显地表露出来.这种困境主要源于对外债的依赖以及对国内民族资本缺乏一种激励机制.这种特点在甲午战后则逐渐演变为对权利的放弃.     

浅析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

1840年之后的中国,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逐渐形成。这种民族主义在外交上的体现就是中国民族主义外交。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所表达的外交诉求,五卅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为了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和废除外国租界,不断地与帝国主义列强作斗争,都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外交的范畴。笔者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外交源流、主要表现、历史影响三个方面浅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外交。     

关于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对象的若干思考

关于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对象的若干思考吴景平外债问题,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业已出版的有关著作中,无论是带通史性质的《中国近代史》①、《中华民国史》（多卷本）②,还是有关经济、财政、外交、社会等专史类著作,对外债问题均有专门的...     

国民政府铁路外债整理述略

引言利用外资进行铁路建设,在中国由来已久。溯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清政府与比利时签定“卢汉铁路借款合同”肇始,旧中国的一部铁路兴亡史,不啻一部铁路外债史。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国力艰窘,财政支绌,截止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末,中国所欠铁路外债总额为英镑53827432镑,折合美金265089391元。各铁路建筑而发行的铁路债票基本愆期并停止本息。巨额的债款,陈陈相因,象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的牛圈。而铁路外债如果不加整理,各国对华铁路将不再投资,因此,铁路外债遂成为中国铁路发展的致命障碍。     

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

在晚清铁路外债举借过程中,洋务官员逐步有了成型的、带有明显思想倾向的外债观,芦汉比国债款交涉是典型的蓝本。其核心是在依赖心理驱动下生成路权与债权交换的主导思想。在体现外资合理性的同时,也暴露出排斥商股、模糊抵押权限、利用外资形式偏执等诸多偏差,表现出近代国人在利用外资上排拒与依赖并存的矛盾心态。     

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以其独特和前瞻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其外交思想中的近代意识表现为对传统夷夏观的突破、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外交礼仪的吸收、接纳,以及创办近代外交机制的努力等内容。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宋美龄对中国重建的宣示──以《新中国的出现》一文为中心的考察

1942年5月宋美龄在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新中国的出现》一文,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目的。在文中她陈述了对战后中国重建的政治诉求,集中反映了她对战后中国内政、外交的思考。宋美龄在战后内政、外交上的言行印证了文章的本质特征,即以维护蒋介石独裁、极权统治为目标,表现出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     

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宪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变幻不定,缺乏一贯性。宪政会以《日英同盟》为基轴,强调维护从二十一条中获利的外交路线;但在护宪三派内阁以后,却转变为以国际协调、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内容的币原外交。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从原敬内阁时期的对美协调、对中国内政不干涉,转变为田中义一内阁时期的自主外交。同一政党的不同时期,甚至同一人物主持内阁的不同时期,其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幅度也极大。虽然中国反日爱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等因素,对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的调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支持政党组阁的势力的经济利益,才是日本对中国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     

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理论的蜕变——从公民民族主义到族裔民族主义

西方学者通常把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区分为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并把法国民族主义作为前者的典型。事实上,这种对近代法国民族主义理论的界定只适用于近代前期(1789—1870年),而在近代后期(1870—1914年),法国则经历了一个从公民民族主义向族裔民族主义过渡的理论蜕变过程。在这一蜕变过程中,“我”族裔与“非我”族裔的对立逐渐成为近代法国内政、外交的主题之一,最终导致法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毛泽东互不干涉内政思想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互不干涉内政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明确提出互不干涉内政也是一种平等互利关系,并指出坚持互不干涉内政与中国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致的。毛泽东互不干涉内政思想,对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国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是单方面的,是与奉行维护主权、领土完整的外交方针相一致的,是与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相一致的。     

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主导下的新中国外交,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革命性。革命总是有其强大的惯性。新中国既然诞生于毛泽东领导的阶级革命之中,这一阶级革命的动力、观念、经验自然也就会进一步影响到新中国的内政与外交。阶级斗争及其统战经验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新中国内政对它的外交的影响,以及传统的革命理念、革命经验与现代外交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种种?格与冲突。它旨在说明了毛时代的外交为什么会一直保持着很强的革命色彩,而且会越来越激进,以至于发展到"文革"初期那种四面树敌的严重地步。     

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新学科的开创与建构——写在《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出版之后

正外交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从而与内政等共同构成古代政治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特别是汉唐时期以其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而雄踞于欧亚大陆东部,成为古代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因而很早就孕育、积累了一整套全面系统的外交制度,成为中国古代历史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古代外交制度史本来应该是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然而近百年来它的发展却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与此相关的学术领域包括两个,首先是中西交通史、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或中     

铁路与近代郑州棉业的发展

郑州地处平汉、陇海铁路的结点,交通区位优势得以彰显,铁路遂成为其近代棉业发展的容媒和助力器.近代铁路的筑成,促进了沿线地区棉花生产的区域化与商品化.交通网络和贸易网络的互动,使得近代郑州的棉花贸易体系初步形成,棉花转运、堆栈、打包诸业迅速兴起,郑州亦发展成为近代中国三大原棉转运市场之一.在影响近代郑州棉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显著,这也是铁路交通功能型城市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普遍特征.     

李鸿章外交思想新论

李鸿章主持清末外交近30年,其主导思想是争取和局。就外交实践而言,他彻底失败了,但就思想本身来说,李鸿章的和局思想是他的洋务自强思想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不应随着外交实践的失败而一同抛弃。因为政治外交相为表里,李鸿章外交失败首先是中国内政不修,而后才是他个人的失误。     

美国国家档案馆藏近代以来有关中国外交档案简述

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与近代以来中国相关的外交档案,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中华民国史的重要史料。本文基于笔者在该档案馆长期的蹲点考察,对当下其所藏近代以来与中国有关之外交档案作一综述简介,时间横跨晚清和民国,希冀引起学界同仁重视,并方便未来研究者。     

晚清外交制度研究综述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融入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外交制度逐步与国际接轨,实现了外交制度的近代化。本文从外交机构,外交使节制度与领事制度、外交官人事制度三个方面来对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研究作了一个疏理。     

晚清外交制度研究综述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融入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外交制度逐步与国际接轨,实现了外交制度的近代化。本文从外交机构,外交使节制度与领事制度、外交官人事制度三个方面来对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研究作了一个疏理。     

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近代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打破了＂夷夏之防＂,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外交体制,慢慢地融入了世界,形成了新的国家关系,成功实现了外交的近代化。文章从外交机构的演变、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原因、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近代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探究

<正>中国近代历史上，外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外债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经济金融手段之一，也是其争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领土等各种权益的重要工具。外资银行作为西方列强金融入侵中国的代理工具，在满足各国过剩资本对华输出需求的同时，负责外债的代理和相关借款的经营。外资银行通过经理政府外债、保管关盐税款，逐步扩大在华金融势力，为其本国扩张在华政治、经济权益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目前的研究主要考察外资银行在晚清政府战争赔款转化为外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但并未有深入分析外资银行经理战争赔款外债的深层次原因和深刻影响。外资银行的发展与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密切相关，同时也对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本文首先梳理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外债的基本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的具体情形，最后基于史实阐述其深层原因和深刻影响，希冀能以古鉴今，为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升外资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