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张东荪的中西文化观

五四时期张东荪的中西文化观左玉河五四时期的张东荪，曾广泛介绍过西方各种“新思潮”，挑起过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参加了意义深远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并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争中阐发过对中西文化的独到见解，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他在该时期的许多思想...     

“五四”民主的新特征

“五四”堪称是一个民主时代,民主作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成为了整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五四之前,民主基本上是少数知识精英的思想专利。五四时期,专制主义成为众矢之的,民主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民主与科学成为大批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广大学生对自由、平等观念的富有朝气与激情的宣传,更使五四民主主义思潮滚滚奔涌,一浪高过一浪。“五四”民主观念的普及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当前,对“五四”民主启蒙思想进行回顾,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共和制度———“五四”民主的价值目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在饱含屈…     

意义的赋予:时势转移与"五四"话语的演变

时至今日,“五四”一词早已内化为一种思想符号,其“内化”实由伴随现代中国时势转移而不断演变的“五四”话语所造成。这种历史现象意味着两层含义：其一,“五四”话语随时势转移而变换其意义,而意义的深度与广度则取决于“五四”话语对时势的阐释状态;其二,对“五四”历史价值的释义过程,实际上是“五四”不断被赋予意义、不断被追认价值、不断被叠加内涵的过程。那么,这一历史现象是如何生成的呢？也就是说,“五四”内涵的意义扩张,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呢？考究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考索“五四”话语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     

“五四”前后鲁迅的民主、科学思想

大致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同步的“五四”反封建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了“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鲁迅是这一运动当之无愧的主力。可是不能不承认,鲁迅“五四”前后的著作中,“科学”一词使用频率不算高,“民主”二字连在一起更少见。但鲁迅当时是主张“人道”,而反对“兽道”和“鬼道”的。他在1918年3月10日致许寿裳信中,把上海《时报》的报道为徐班侯“灵魂照相”一事,称为“人事不修,群趋鬼道。”同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则把当时教育部某人售妻妓院事,称为“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何谓“兽道”？封建道德也…     

论“五四”时期高一涵的自由主义观念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学界的一个热点。本试图采用微观实证的研究方法,依据高一涵“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的论和译作,对他的自由主义观念加以具体的分析与评述。为了深化研究主题,作采用了对比分析的研究范式,将高一涵与不同时代的西方思想人物和《新青年》群体其他代表人物加以比较。作认为“五四”时期高一涵的自由主义观念既有显的个性特征,也有那个时代的一些共性特征。他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法治”等概念的分析论述,大大超越了《新青年》群体的一般认知,但他依然无法彻底摆脱中国传统的泛道德政治观和欧美各国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本的分析论述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自由主义观念在“五四”时期的具体表现形态,而且可以揭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变的多种动因。     

五四时期陈炯明与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之比较

五四时期,如同辛亥革命时期一样,孙中山仍然积极地投入到探索社会主义的热潮之中,不仅继续坚持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学说,而且主张“以俄为师”,“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逐渐地从旧三民主义者向新三民主义者转变,不断地向科学社会主义者靠拢。在他的带动下,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民主主义者也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之一,陈炯明自然也不例外。五四时期陈炯明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仅对民主革命派领袖人物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忠实的阐述与宣传,而且在阐述与宣传的过程中还有所充实与发展。但是,关于这一课题,学术界至今仍然无人研究。本文拟就此作点探讨。     

“五四”前后的陈独秀思想

“五四”时期的整个思想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五四”时期标志著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但是,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估价“五四”时期的思想运动。在当时,象这样的问题是重要的,例如:旧民主主义思想的传布情形及其作用;帝国主义阶段反     

救亡与启蒙的变奏: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心路历程

<正>陈独秀是公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为什么从民初政治运动转向文化启蒙而创办《青年杂志》?他在进行五四启蒙运动时是否忘怀了政治救亡?他为什么在五四政治运动后迅速从思想启蒙再次走上了新的政治救亡之路?他为什么会放弃欧美民主主义理念而接受列宁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思想究竟有着怎样的变化?从政治救亡走上思想启蒙,再从思想启蒙走向新的政治救亡,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走过的心路历程。     

戴季陶五四时期的劳工思想

五四时期,劳工问题成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十分关心的课题。戴季陶是当时发表关于“劳工问题”文章较多,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戴季陶五四时期的劳工思想,内容丰富,前期和后期有很大变化,下面就这一问题作一剖析。一五四运动中,戴季陶对工人阶级“直接参加”运动,十分“焦心”。他把“劳动运动”当作中国潜在的“危险”,决心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以便“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使劳动运     

论五四时代民主观念的特点

民主观念是五四时期广为流行的观念之一。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潮是近代以来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高峰。以往已有很多文章涉及这一课题,但似较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五四时期国内外政治格局和思想潮流发生巨变所产生的影响,作为社会思潮的民主观念的形态、内容、发展趋向等都发生了显著     

五四时期女子社会地位的变迁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在这一时期,妇女社会地位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广大中国妇女以前所未有的革命姿态,英勇地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她们争取男女平等教育、主张社交公开、经济独立、参与政治,与传统中国女性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清”、“牝鸡不司晨”等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地方化——以无锡教育界为视域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集中展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制度之维,而此制度主要作用于教育界。以江苏无锡教育界为视域,可揭示五四白话文运动地方化的过程。尽管白话文观念在某些地方早已存在,但推行白话文成为国策,对地方而言仍有一定的突然性。而五四前地方教育界对国文教学实践与白话文价值的一般认识,使其对于白话文革新的理解在歧异迭出之余,亦在整体上呈现出某些倾向性。同时,表面空前剧烈的白话文革新,未能以行政强力保证其细致准确地施行,由此促成了地方内部各行其是的实践。经由地方能动性与制度的综合作用,趋新者设想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并峙的过渡期,却成为五四后长期延续的一种常态。     

谈谈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是一次爱国运动,又是一次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启蒙运动的性质,“五四”以后启蒙运动又有新的发展,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它的主流。从五四运动的全过程的各个阶段来看,无一不是昂扬着一种理性的精神。     

五四精神和激进主义

对“五四”的再认识,首先就要打破既定观念。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先驱者,将任何问题,不管是宗教的、自然的、道德的,都要摆在理性的法庭上重新认识。如果不经过这个过程,不重新再认识、再评价那些已被自己接受的既定观念,就根本谈不到启蒙。这是我对“五四”进行反思、主张新启蒙的     

“五四”运动中的屈武

八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些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对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而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就是在当年的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屈武在“五四”运动中由于个人爱国激情的自然进发和历史的风云际会,成为站在“五四”运动潮头上的学生领袖,为“五四”运动写上了亮丽的一笔。     

“五四”时期新村主义新探

新村主义是“五四”时期在中国一度盛行的一种社会改良思潮。它的发源地是日本,其思想体系的创建者和实践活动的尝试者是武者小路实笃;它于1919年初由于周作人的撰文介绍而正式传入中国,并于随后的一两年间在知识界广为传播,还获得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的支持。国内一些涉及新村主义的论文和著作,都对周作人与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村的某些主张与思想,新村的性质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因此本文拟就新村主义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些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这些问题主要有:新村主义在中国一度盛行的内在原因;中日两国间文化思想的交流与新村;新村主义在中国从迅速传播发展到很快消逝的原因以及对新村的评价等。     

五四时期的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而在 １８９７年初创时,“仅置备三号摇架机三部,脚踏架一部,自来墨手扳机三部,手掀架一部”和少量中西文铅字器具,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家小型的印刷厂。只能印刷一些商务上用的簿记。账册、票据之类。但商务发展迅速,到五四以后已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出版机构。一家初创不足４０００元的小型印刷厂何以在社会巨变的五四以后发展成为出版界的巨子？对此,曾任商务经理的王云五说：“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印刷业者为主,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的确…     

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将近八十年了。八十年来,无论是东方或西方、中国和全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我国政治、思想、文化生活起过并还在起着重大影响的“五四”运动,应该有一个再认识、再估价的问题。近年来,对这个问题我有过一些研究和思考,现在我想把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简述如下,供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学者专家参考,欢迎提出批评指正。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我个人认为不应因袭过去的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两个概…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

五四人说到“科学”何以更注意其“精神”和“方法”并具体化为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而在实践层面又为什么一度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之上?这些与今日一般认知的“科学”概念有相当距离的现象是本探讨的主要问题。这既有中国学人对考据方法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没有科学的支撑,国学便上不了台面;没有“国故”这一多数中国学耳熟能详的具体治学对象,以方法为依归的“科学”便不能落在实处。而传统化和外来化这种奇特结合与近代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特殊关怀又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五四前后的四川思想界

一、细流辗转:1919年“五四”以前1915年9月,当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喊出了戊戌维新及辛亥革命志士们未敢喊的“打倒孔家店”口号后,一个叫陈育安的书商,通过他开设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很快便将《新青年》一类进步刊物在成都传播开来,使民主与科学的呼声震荡于巴山蜀水间。吴虞——这个曾被誉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读到《新青年》第一卷上署名易白沙的《孔了平议》后,欣喜异常。1916年12月3日,他经章士钊、谢无量介绍,致信陈独秀称:“读贵报大论,为之欣然”,并倾吐衷肠:“……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