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与门户——论16—18世纪澳门的历史地位

自１６世纪开始,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西方殖民势力向东方扩张,一方面,使东方国家成了它们侵略和掠夺的对象,给东方国家带来了灾难;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日渐增强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澳门作为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租占的通商口岸,在沟通全球贸易,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特殊的枢纽与门户作用。一明代嘉靖年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乘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骚扰之机,勾结中国海盗,混入澳门。之后,又利用武力和贿赂明朝地方官吏的手段,并借传教为名,租占了澳门。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明代中葡关系与澳门之地位

明代中葡关系与澳门之地位朱亚非自从１５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殖民者开始了对亚洲的入侵。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了满刺加,成为第一个在亚州夺取殖民地的西方国家．葡人控制满刺加不久,就把目标对准了垂涎已久的中国。他们采用各种手段力图敲开明政府因历...     

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

军管型政区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划类型,不是明代专有的现象,但历代类似性质的政区皆不如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之完善、严密及分布之广泛。卫所制度是在总结以前历代边疆行政管理制度与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贵州都司既是一军事地理单元,又是一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对其卫所的分析是研究明代贵州的基础。     

林则徐澳门巡阅记

为行使中国政府主权,林钦差巡阅“天朝疆土”澳门林则徐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也是我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60年前（即1839年）9月3日亲自巡阅澳门,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澳门历史以及中葡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553—1557年间,葡萄牙人据澳门,此后又通过向明朝政府交纳地租和税饷,把澳门变成他们的居留地。1685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粤海关以后,允许来粤贸易的西方各国商人,在贸易季节以我们时间到澳门暂住,澳门又逐渐成为葡、亚、荷、英、法、美等西方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     

明朝人的礼观念及其行为实践北大核心CSSCI

传统中国之礼,或曰起源于“戏”,或曰起源于宗教祭祀。礼一旦确立,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是一种社会秩序。时至明代,因社会变迁而引发明代的礼观念发生了诸多变化,进而影响了明朝人的行为实践。在礼与情的关系上,明朝人提出基于人生、人情之上的新见,实现了从“以礼为情”向“礼由情生”的转向;借助于对“礼”与“非礼之礼”的辨析,将礼定义为内心的自觉;无论是朝廷行政,还是学者所论,礼与法无不有趋于合流之势;在礼与俗的关系上,则是礼通过简易化、通俗化的历程而渗透到地方社会的治理实践之中。明末清初,士大夫开始致力于礼教秩序的重建,礼观随之趋于中庸化。     

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

明朝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东来。1557年,葡萄牙人欺占澳门;1624年,荷兰殖民者强取台湾;1637年,来华贸易的英国商船直闯广州,攻陷虎门炮台,迄清朝入关时,中国海疆的局面已是藩篱尽撤,门户洞开。在东西方两大世界日益接近的时代,东南海疆应如何平定与治理,无疑是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一项重大选择。康熙亲政前期,在海疆治理方面有几件值得称道的大事,一是恩威并用,统一台湾;二是开海设关,发展内外贸易;三是重用海外传教士,虚心学习西方近代科学。而在其晚年,亦有许多令人非议的变化,如康     

明朝中国海商与澳门开埠

澳门开埠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近代贸易全球化的进程中,均称得上是一重大事件。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很快与活跃于南海的中国海商合作,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进行走私贸易。中葡商人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对明朝的贸易体制与东南沿海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在闽浙地区遭受明朝政府清剿后,中葡商人重返广东沿海,向广东官府疏通后,得以入居澳门进行定点贸易。当时广东海防的主要矛盾是明朝朝贡贸易体制与中、葡商人之利益冲突,澳门开埠乃为纾解这一矛盾而建立的缓冲平台。     

嘉峪关变迁与明代交通地理之关系——基于史源学的研究

明代嘉峪关是东西方陆上交通线的枢纽。但嘉峪关创建于洪武五年(1372)的说法于史无征,从史源学的角度看,实际出自明末的错误认识。冯胜西征结束后的20年中,明朝以军事胜利为前导,继之以军卫建设,终于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以后完成了对河西全境的军事控制,嘉峪关创建的时间不可能早于此时。永乐朝东西方陆路交通全面展开,使团往返不绝于路,延续至明末。其间,中国的官私史料,域外人盖耶速丁、赖麦锡、白斯拜克、鄂本笃等人都有涉及嘉峪关内外交通状况的记录。结合东西方对陆路交通的记载,加以比较分析,既可以相互印证,又能够发现一些史料缺载之处,明代嘉峪关交通地理的变迁得以明晰展现出来。嘉峪关自身的变化反映了受畿服观念制约的明朝边疆控制模式的复杂性。明朝政治军事影响力是否溢出嘉峪关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陆路交通的便捷、效率与繁荣。     

近代中国第一留学家族——珠海唐家唐氏

明朝中叶以后,葡萄牙占据澳门,澳门及其附近地区因此成为最先灌输近代西方文明于封建中国的＂珠澳中西文化走廊＂。近代以后,＂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孕育出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教育活动,引领近代中国百年留学潮,并孕育有南屏容氏、唐家唐氏、北岭徐氏、梅溪陈氏、南溪薛氏等闻名于世的留学家族。     

澳门历史研究述评——兼谈中国与西方的观点和方法之沟通

我们一直认为,澳门作为第一块被西方人占领居住的中国土地以及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商贸港口,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近500年中国与西方交往角力的全过程,澳门历史亦从侧面清晰折射出中西明交锋撞击的轮廓,而这种交锋撞击,不可避免地体现到澳门历史研究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透过总结澳门历史研究来考察中国与西方的观点和方法,     

明朝与日本“朝贡堪合贸易”及引发的“倭患”（下）

正明朝人沈德符在其著述中提道:"(日本)大抵来贡不过利中国贸易……故或逾期不至,中国亦不诘责之,正合来不拒去不招之义。"这透露两个信息:一是明代士大夫们也知道,日本对明朝的"朝贡",其本质是为了赚取贸易利润;二是明朝政府尤其是中期以后的政府"来不拒去不招",对于同日本官方的交流、朝贡堪合贸易并不太积极。这也是两国"貌合神离"的官方合作必定散伙的因素之一。     

明代县域治理的实践与困境——以袁黄《宝坻政书》为中心

县是中国古代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中国重要的基层行政组织。具体到明代,州县对上承接朝廷、省、府,对下连接乡里、保甲等基层社会,是中央布政于地方的重要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县域治理的好坏甚至决定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否。深入分析《宝坻政书》这部明代县域治理的重要文献,阐释袁黄在宝坻的治理实践,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明代县域治理的认识,而且能够为现代的县域治理提供借鉴。     

澳门历史建筑群——多元文化的华彩乐章

有着中国最古老的西式建筑群,也保存着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欧洲人聚居地和亚洲早期贸易港的完整面貌,以及大量独具特色的民间建筑。它们植根在中国和欧洲、亚洲的文化土壤上, 表现出东西方建筑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澳门历史建筑群展现了中国和东西方不同国家空间结构概念、建筑风格、美学观念、工匠手艺和技术的交融。     

西方油画东渐中国的三个因素

作为欧洲传入中国的画种,油画艺术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一大品类。通常的说法,西方油画应当是随着东西方地理隔障的打破、中西经济化的交流而传入中国的。如果说明代是西方油画传入中国初期,油画创作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那么尔后传入中国的油画便趋向多元发展,带有鲜明的政治经济特色。     

“中国历史上的白银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

<正>2017年4月27-28日,由澳门基金会及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合办的"中国历史上的白银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澳门召开。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耿分别致辞。吴志良表示,澳门早期作为白银的最大集散地,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有直接影响,白银问题的深入探讨,可以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和正在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学术支持。耿在欢迎辞中指出,广州和澳门是近代中西关系和中西贸易的前哨港,其编织出的国际贸     

《宝坻政书》所见明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

《宝坻政书》是根据袁了凡在担任宝坻县知县期间的公文编纂的一部公牍文献集。通过该书可以了解明代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和社会治理。明代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面对着赋税、徭役、马政、边政等众多问题,明朝的国家统治能力受到很大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外部的北虏南倭,也来自明朝的体制自身。例如,皇庄的存在和宦官的跋扈削弱了县级政权的社会管控能力,军制等方面的不合理空费国家税饷,法律素养低下的官僚判案失误导致国家威信受损等等。袁了凡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付出了很大努力,设法处理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照顾到国家、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利益关系。他在相对有效地履行知县职责的同时,也努力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为维持已趋于崩解的明朝国家做出了一定贡献。     

吴大澂尺牍：《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不完整的秘密

<正>澳门,是镶嵌在我国南海的一颗明珠,自古以来澳门、南海就是中国的领土、领海。由于澳门在中外交通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及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它曾是西方人到达中国的第一站,后来又逐步发展成为了中外贸易、中西文化的交流枢纽。罕见的不完整条约暗藏“玄机”在明代,葡萄牙国就开始觊觎我国澳门这块宝地了。1553年,葡萄牙商人借口遭遇风浪,贡物被水渍,请求借澳门晾晒,     

再论明政府允许葡人租借澳门的原因

明政府为什么允许葡人租借澳门呢？历史上主要存在着“葡萄牙人协助中国政府驱逐海盗得澳门酬劳”说和经济动因说２种。而作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虽均有一定道理,但都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事实上,明政府允许葡人租借澳门是政治、军事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允许葡人租借澳门符合明政府对外关系的总构思,是明政府推行“以夷制夷”政策的需要,也是中西方两股力量初次交锋势力大致均衡的结果。同时,葡人卑恭的态度迎合了明朝统治者虚妄自大心理,这对允葡租澳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明代陆路丝绸之路及其贸易

有明一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速,深为学界所瞩目,而与之并驾齐驱的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却常被忽略。其实,明代西北地区的丝路贸易并不比海路逊色。作为明朝西域政策的一部分,陈诚等多次出使西域,与西域诸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东西方交往频繁,商业贸易隆盛,明政府与西域各地方政权间的“贡赐”关系稳固发展,往来次数繁多,贡赐规模巨大,丰富了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濠镜浸润先驱魂

近代以降，就地域面积而言，澳门作为香山县治下的一个仅有几平方公里的小小半岛，与以千万平方公里计的祖国辽阔国土相比，可谓微不足道矣。然而，就地域地位而论，澳门这块地处南疆边陲的热土，在饱经西方殖民主义蹂躏的同时，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融通，成为中西经济、文化最早的交汇点，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惊天慨世的乐章：它既是西方列强侵华的跳板，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的基地；又催促着许多怀着爱国热忱的先贤们以此为眺望世界的窗口，在这里开始“接触”西方，睁眼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