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钟鼓楼广场发现一批金代官印

1996年元月西安市钟鼓楼广场扩建挖掘地基时,在一个废弃的井内发现一批金代铜质官印与铜版残片,经过整理,金代铜质官印共279方,铜版9块,均残。我们将所有铜印按其官职、类别、大小与用途进行分类研究,从中可以看到金代晚期的政治与社会面貌,为研究金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金朝一代的官印在使用与制造上前后有所不同,这是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缘故。官印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变化表现于形制、内容及颁造机构。而西安钟鼓楼广场出土的金代官印均为铜质,据金史文献资料可知,金代的官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金代官印依据官职的高低…     

金代招抚副使之印相关问题考释

目前,已发现的金代“招抚副使之印”至少有八方,经对比分析可知,其印文篆刻明显体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原因当是由于金末各地行省颁造官印规制标准的不统一所致。将这些官印实物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可以对金末招抚司的设置情况有更深入的认识。这一研究案例对金代官印中某些同职官印或同类型印的集中比较研究有所促进。     

《金代官印集》即将出版

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景爱编著的《金代官印集》一书,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今年年初即将与读者见面。《金代官印集》共收录金代各种官印印样554种,凡目前所能见到的传世、出土的金代官印,几乎全部收录。朱印。每种印样均有文字说明,介绍该印出土的时间、地点;形状、尺寸;印背、印侧的刻款及     

试论秦官印及其艺术特色

对历代官印艺术的系统研究,是我多年之夙愿。近年来,曾撰写有《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长安历代官印考略》等印论文章,并对临潼发现的金代官印《都提控温宇印》进行了考释,期间,曾翻阅了大量的玺印资料,对古代印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对秦官印爱不释手。这一方面是“秦人、秦风、秦韵”的耳濡目染;二是自己对博大精深的秦文化的长期迷恋,尽管前辈学者如王献唐,陈直、罗     

浅谈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几方官印

中国古代官印是统治阶级行使政权和管辖权的凭信物,是封建政权的象征。黑龙江省博物馆珍藏有从渤海国至清代的官印,它们是统治阶级对黑龙江地区行使统治权的实物鉴证。又因年代久远,做工精美,官印本身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欣赏价值。     

关于辽宁省本溪市出土的金总领提控所印——从出土官印看金末东北的混乱

1986年6月辽宁省本溪市出土一方金代总领提控所印。在本文,笔者对此印提出一些看法,并试考察一下几个焦点问题。罗福颐对现存的官印有三点看法：第一,多数军官印是阵亡将士们生前佩带的;第二,是作为随葬品放在墓内的;第三,一王朝末期混乱期间(亡国乱离时)散失的。本文考察的金代官印,其特征与汉、魏有别,郡不是墓葬出土的,特别是金末元初的官印,虽很难说所有的官印都用过,但金朝是模仿宋朝的典章制度,仍可从已使用的官印中了解印、牌的使用方法。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试析旅顺博物馆藏金代官印

<正>金王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国家,其统治中国北方长达百年之久,金代官印作为金王朝各级官员行使职权的凭证,其发展历程伴随有金一代国祚兴衰,粗略梳理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金代立国初期(金太祖收国元年至海陵王正隆元年,1115~1156年),因战争频仍,官印颁造不及,职官一度沿用缴获的宋、辽官印,     

渭南市博物馆藏金代“总领军马都提控印”考释

渭南市博物馆收藏一方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的金代官印,此方官印除印文外,背面和两侧阴刻铸印机构、铸印时间等款识。此印作为特殊的文献资料,真实记录了金代后期招募义军的历史,同时也侧面反映了金代官制、官印的变迁,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金史》的相关记载,从官职、铸印机构、品阶三个方面对该印进行考释。     

金代的“利涉县印”和利涉县

金代“利涉县印”1970年5月发现于吉林省扶余县新城局公社双龙泉大队。印背有不规则的阴刻楷书小字,右侧是“正隆二年正月”,左侧为“内少府监造”。金代官印发现较多,但有明确纪年和出土地点的县级官印并不多见。金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中都(今北京市),正隆元年5月“颁行正隆官制矿”。“至正隆元年,以内外官印新旧名及阶品大小不一,有用辽宋旧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礼部更造焉”。因此可以断定,这方官印是海陵迁都中都、颁行正隆官制后,由礼部统一铸造的正规官印。1983年,在距“利涉县印”出土地点不远的吉林省德惠县大房身公社梨树园子古城址内,也发现了三方金代铜官     

凌源市博物馆藏三方金代铜印

金代军府官印历史遗存较多,与其临时设立的军府机构较多有关。临时军府机构的频繁置废,增加了对官印管理的难度,也与其对官方印信较为松弛的管理相关。金代官印以九叠篆为内容,以简洁的铜质为载体,均为典型特征。金代施行的军府制度,既成就了女真的迅速崛起,也为其败亡埋下了伏笔。     

近年呼伦贝尔发现的历代官印

1980年以来,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先后在盟内的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及盟公安处征集到金代官印1颗、元代官印3颗、清代官印16颗、民国官印6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还收藏1颗明代官印,共计27颗。现将这批官印介绍如下。一、金、元、明代官印(一)金代“都统之印”。此印是新巴尔虎左旗新宝力格东苏木敖伦诺尔嘎查原党支部书记布恩金于1973年在嘎查西南4.5公里的好里堡南岸100米附近的草原上发现的。“都统之印”(图一,3)为铜铸,印面方形,印纽长方形,边长6.2厘米。印面铸阳文汉字九叠篆书“都统之印”,铸造十分粗糙。背面无刻款。这颗“都统之印”与黑龙江省博物馆原藏的金代贞佑五年(1217年)正月行六部造的     

跋“哥扎宋哥屯谋克印”

1976年,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城南四十余里牡丹江畔的达连河公社晨兴六队,出土一颗金代的谋克印。印面篆书“哥扎宋哥屯谋克印”,印背左右凿字两行,左作“少府监造”,右作“大定十年正月”。铜印左侧刻有楷书边款,文作“系宋哥屯谋克下”。大定为金朝第五个皇帝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大定十年为公元一一七○年,上距阿骨打建金五十五年,下距蒙古灭金六十四年,这是一颗金代中期的官印。金代的官印一般由尚     

平泉县博物馆藏两方金代官印

平泉县博物馆藏两方金代官印１９７５年５月,在河北省平泉县南五十家子乡会州城村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会州城遗址,出土了两方金代官印,保存皆完整。经河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均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现藏于平泉县博物馆。１、惠州之印,黄铜质,正方形,边长８．７、厚...     

洛阳出土金代官印考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近几年来在市郊附近征集到金代时期的官印八颗。这批官印均有出土地点(图一)。对研究金代末年中京洛阳的战争,是很珍贵的实物资料。(一)总领之印1981年11月,孟津县送庄公社营庄大队社员吕遂旺,在该村东地挖蓄水池时,掘得“总领之印”一颗。印为铜质,正方形,边长6.7、厚1.4厘米,重675克。上置长方形印钮,钮高3厘米。印面阳文九叠篆字“总领之印”。印的左侧阴刻正书“总领印”。印背左边三字“总部造”,右边四字“天兴     

金代“窟忒忽达葛谋克印”考辨

官印的印文、印背印侧刻文是当时历史的真实记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当时社会制度的第一手史料。从古文字学、文献学角度考释了《金代官印》一书182、183、206三方金代谋克印模,考证三方印印文都应是"窟忒忽达葛谋克印",更正以往学者的误认误读,并根据《金史》记载,确定该谋克的路属,补证了《金史》记载猛安谋克之数。     

新莽官印鉴别例

新莽官印遗存至今的有一百多种,它保存了新莽时期大量的官名和地名,是研究新莽历史的实物资料。又由于它对两汉印章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因而认识新莽官印,对区分东西汉官印,弄清汉魏官印的发展规律,有一定价值。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密县发现金代官印

1972年,密县平陌公社供销社杨台门市部,在收购废旧物资中获得金代铜质官印一颗。公社干部冯丙寅同志发现后,即送交密县文化馆珍藏。这颗金代铜质官印,重679克,略呈长方形,横宽7.3、竖宽7、厚1.3厘米,上置长方形梯钮,钮高2.7、中宽29、厚1.4厘米。印面阳文为九叠篆字“义军都统之印”(图一)。印的左侧阴刻正书“义军都统之印”,印背左边三字“行部造”,右边四字“天兴元年”,印钮顶端刻一“上”字(图二)。“义军都统之印”与《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一书127页所刊印的“义军副统之印”     

元世祖朝汉字官印新考

正古代官印是研究古代官制最原始的资料之一。对于文献资料相对匮乏的元史研究而言,官印的史料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有关元世祖忽必烈朝的汉字官印资料,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目前所见多是非常零散的简要考释,且相关考释亦多有不准确或讹误之处。本文集中介绍和考释了17方元世祖朝汉字官印资料,并进一步探讨官印的颁发机构、官印文字的使用及中书省与燕京行中书省的关系等问题。一元世祖朝汉字官印     

略考同渤海历史与考古有关的两方官印

《宁安县志》中提到的"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印和《渤海国志长编》中提到的"渤海大王"印是两方同渤海历史与考古有关的官印。关于"渤海大王"印,金毓黻已在《静晤室日记》中明确承认其是一方金代"省弹压印"的误传,显然"渤海大王"印并不存在;而"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印,也仅见于出土与传世的记录。在其真实性没有得到确切考证之前,我们对这两方印是否为渤海官印还须持审慎态度。     

山东茌平出土金代官印

1988年春,山东省茌平县韩集乡出土一方金代官印。现藏县图书馆。此印铜质。印面呈正方形,边长7、印厚1.5厘米。矩形纽,纽高4厘米。印文为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