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贸易述论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作为近邻的中日两国经历了从隔绝、对峙到试探性接触、友好交往的历程,这其中民间贸易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民间双向贸易。两国不仅获得了中国方面需要的发展民族工业所急需的高端工业设备及钢材等工业品和日本经济重建过程中所必需的价格相对便宜的初级原料和广阔的中国市场,同时更是利用贸易这一媒介推动两国民间交往和外交关系由不正常、非正式向正常化迈进,进而在1972年实现了外交关系的建立,中日民间贸易因此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一个良好范例。其间,中日政治家在设计渐进积累式贸易进程巾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可为两国寻找改善关系的突破口,扭转两国关系逆向演变的不利态势,推进中日关系重回良性互动、长久友好的道路提供必要的参考。     

中日友好贸易始末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日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两国贸易只能以民间形式进行.1955年中日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签订后,两国贸易往来渐趋频繁,至1957年,双边贸易额已达11400万美元.但日本岸信介政府上台后,对中国奉行"政治上敌视,经济上捞一把"的错误政策,致使双方关于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谈判出现了波折.特别是1958年5月,日本政府在长崎纵容暴徒侮辱中国国旗,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政府被迫宣布中断对日贸易.进入6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池田内阁对华政策的调整,周恩来总理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打开了中日贸易的僵局.友好贸易就是在该原则指导下最直接的成果.所谓"友好贸易",是指所有愿意发展对华贸易的日本商社必须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只有经过有关部门认定的日本友好商社才能同中国外贸部门开展贸易往来.     

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签订始末——兼论中国对日本民间外交的肇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打破美国的封锁遏制,打开对日外交的困顿局面,中国利用民间渠道,积极推动与日本民间的经贸往来。在中国与日本民间贸易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最终达成,这是中国对日本民间外交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在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六十年代中日民间贸易述略

60年代 ,中日之间建立了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两条民间贸易渠道。友好贸易 ,是中方出于中日友好的诚意 ,与承认政治三原则、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企业的贸易 ;备忘录贸易 ,是中日之间以备忘录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贸易。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推动了 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有力地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早日正常化 ,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日备忘录贸易始末

自1960年8月周恩来总理提出贸易三原则以来,中日贸易以友好贸易的形式在逐渐发展.但这种贸易形式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对于没有日本进步团体介绍,没有被指定为友好商社的企业,中国是不与之进行贸易的.为拓宽中日贸易渠道,实现双方重要商品的长期综合交易,1962年又诞生了备忘录贸易.它与友好贸易一起,成为60年代中日贸易的"两个车轮".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特点及展望

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经贸关系出现较快的发展态势。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出现一些波折,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中日进出口贸易从建交时的10.9亿美元,扩大到2006年的2073.6亿美元,日本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随着中日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机电产品已经成为双方贸易的第一大商品,产业内贸易越来越活跃,中日贸易正在向水平化的方向发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在不断的增长,截至2006年12月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累计达到580.4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台湾省,位居第三位。展望未来,中日经贸关系仍将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论改善中日贸易结构与转变中日贸易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贸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日本曾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贸易额在2006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在对华直接投资中,日本仅次于港澳台地区。但中日贸易结构仍较落后。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能否有助于中日贸易结构的改善和中日贸易增长方式的改变,促进中日贸易更好地发展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中日官方贸易关系建立始末

建立中日官方贸易关系,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往来的重点,也是中国政府对发展中日贸易的一贯立场,但由于日本政府顾虑美台关系而未能实现.时至70年代初,随着尼克松访华,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特别是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使得长期以来影响中日贸易发展的政治障碍被清除.中日恢复邦交后,两国政府立即开始了建立官方贸易关系的谈判历程.     

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

在长期从事与领导中日民间外交的实践活动中 ,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以官带民”、“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等方针 ,使中日民间外交在经贸往来、人员互访、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得以展开 ,最终促使中日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此后 ,中日关系在民间和官方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 ,相互促进。     

后危机时代中日经贸结构探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东亚生产分工网络的推动下,中日贸易通过中间产品贸易的形式表现出了回归稳定的一种走势,这种“网络”功能在遭遇外部冲击或经济恢复时,起到了抵御风险的作用。因此,作为主导国家的中日之间也形成了功能性的相互供给机制,增强了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性。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虽然有时可能会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冲击,但更重要的是它也带来了中日经贸结构的战略调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中日经贸未来一个时期将会迎来总量的更大突破和更高的结构性升级。     

从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看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旨在通过发展中日民间外交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建立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了准官方水平,为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无论是与日本在野党党首的会谈中,还是与田中首相等日本政府官员的正式谈判中,始终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不拘泥于一般的惯例,在领土主权、国家利益、战争认识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妥协,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又尽可能照顾日本的国情、体谅日本政府的困难,实现了亚洲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友好。     

LT贸易协定成立过程中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的作用与影响

1958年5月,中日贸易全面中断。1962年11月,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署了LT贸易协定,中日贸易又逐渐走上了正轨。在LT贸易协定成立过程中,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发挥了疏通两国政府政治意图的管道作用。在"亲华派"的积极努力,以及中日两国政府对重开贸易达成共识的形势下,LT贸易协定得以签署。"亲华派"之所以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其管道作用,是由于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也正是由于这种相互信赖的关系,使自民党内这一中日交流的管道维系下来,并在之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与访华的日本朋友

中日是两个伟大的民族 处理好中日关系,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也有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从这一大局出发,为了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决定对日本开展“民间外交”。     

16至19世纪前期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以生丝、丝绸贸易为中心

16至19世纪前期的中国对日丝、绸贸易,前后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究其原因,实不能单从输出的中国一方去找,而还应从输入一方的日本去找,其根本原因则在于随着日本蚕丝生产兴起和丝织生产的发展日方对华丝、绸需求的减少。输日华丝的由盛转衰,实质上反映了中日丝绸生产特别是生丝生产能力的前后变化,反映了日本随着生丝生产的发展逐渐减低了对华丝的依赖程度。到19、20世纪之交,中日丝绸生产的格局变化更加清晰地显示出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日双方于1974年11月开始缔约的预备谈判,后因日本政局变动使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自民党亲台势力掌控党政大权,在反霸问题上态度变化,导致谈判受阻;与此同时,中国也因文化大革命在缔约问题上回旋余地有限,致使缔约谈判一度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恢复中日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日于1978年5月恢复了谈判,并于8月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署对中日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论中日“茶道”的差异

茶道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它起源于中国,却发展于日本。无论是从茶事活动方面,还是从茶道基本精神和美学意境等方面来看,中日茶道在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这些方面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中日茶道差异产生的原因,还能看出中日两国的民族性格差异。     

王治本研究综述

<正>中日民间文人之间的交流是近几年来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方向,特别是随着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深入,两国的学者对于两国民间之间的交流特别是文化上的交流研究更加重视,在研究成果增加的同时也纠正了不少学术上的错误。中日文化交流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展开,但是这个时期主要是中华文明影响日本,而到了近代以后中日的文化交流呈现除了相互学习和影响的局面。两国在打破闭关锁国的政策以后相互之间的政治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纤维产品贸易

20世纪90年代中日两国贸易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即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食品及矿产等初级产品在对日出口总额中降到不足一成,而纤维产品贸易以几乎每年占中日贸易额的20～30％的速度强劲发展,推动了两国贸易总额的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引起贸易摩擦。尽管纤维产品贸易由垂直贸易分工向初级水平贸易分工发展,以及密切的依存关系两大特征,使中日两国避免了在该领域的贸易战,但是,如何在互补性贸易结构中寻求更多的合作领域以减少贸易摩擦甚至避免贸易战争,是20世纪90年代中日纤维产品贸易带来的重要启示。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1898年成立的上海亚细亚协会,是在日本各派对华团体逐渐合流以及中国各种趋新势力谋求联合的背景下,中日双方民间结盟的产物。随着日本对华人士的认识趋同,组织分别也相应模糊,一些重要人物同时参与多个团体的发起筹建,甚至担任不同组织的领导。因此,部分中国人士和舆论,更愿意称这类团体为“兴亚会”,视为中日民间人士联合挽救危局并进而振兴东亚的联盟,而不仅仅是日本某个对华团体的海外分支。由于亚细亚协会已现颓势,东亚会、尤其是同文会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代亚细亚协会作为中日联盟组织架构的地位,所以不约而同地将活动重心放在上海。白岩龙平和宗方小太郎等人的上海乙未同志会,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人士逐渐将结盟的对象转到东亚同文会。后者利用原来各个对华团体的组织和人脉资源,更加全面深入地介入南方各地的反清密谋,并力图促成联合大举。。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贸易述论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作为近邻的中日两国经历了从隔绝、对峙到试探性接触、友好交往的历程,这其中民间贸易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民间双向贸易,两国不仅获得了中国方面需要的发展民族工业所急需的高端工业设备及钢材等工业品和日本经济重建过程中所必需的价格相对便宜的初级原料和广阔的中国市场,同时更是利用贸易这一媒介推动两国民间交往和外交关系由不正常、非正式向正常化迈进,进而在1972年实现了外交关系的建立,中日民间贸易因此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一个良好范例.其间,中日政治家在设计渐进积累式贸易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可为两国寻找改善关系的突破口,扭转两国关系逆向演变的不利态势,推进中日关系重回良性互动、长久友好的道路提供必要的参考.……